本书包含20个真实的临床案例，每个案例对应一种主要的变态心理诊断。

作者首先描述病人的基本情况，介绍与其症状发展有关的生活历史，然后列明对应的几项精神疾病诊断，并对案例中占据主要地位的诊断进行详细的分析，选择与其匹配的治疗方法，对治疗过程中的进展和问题都给予了详细的说明。在每个案例的结尾处，还对相应的一大类心理障碍的患病率、病理、病程、疗效及未来趋势进行了讨论。

本书中的变态心理学案例，都源自真实的临床资料。本书的记叙生动、客观，不仅给读者以真相，也传递出对病人的理解与尊重。无论是对变态心理现象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还是学习临床心理学的专业读者，如果你想要更加全面、深入地审视人类精神世界，本书都是不可多得的品质之选。

本书以DSM-5为依据，介绍了包括广泛性焦虑障碍、惊恐障碍、社交焦虑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强迫症、躯体变形障碍、成年人的躯体虐待（家庭暴力）、分离性身份障碍（多重人格）、重性抑郁障碍、双相障碍（躁狂抑郁）、神经性贪食症、神经性厌食症、恋童障碍、酒精使用障碍（酗酒成瘾）、边缘型人格障碍、精神分裂症以及自闭症谱系障碍在内的17种常见的心理疾病和行为问题。

本书的两位作者Timothy A. Brown和David H. Barlow是变态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们凭借自己丰富、真实的临床经验积累，详细、客观地介绍了患有各类心理疾病和行为问题的病人的症状表现，加以深入的案例分析，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治疗计划，并对相应的治疗过程和结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本书既是《变态心理学：整合之道》的配套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变态心理学的入门科普读物。

Timothy A. Brown 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波士顿大学焦虑及相关障碍研究中心主任。他在多个领域著作颇丰，包括对焦虑和心境障碍的分类研究、情绪障碍的易感性研究、心理测量学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学等。除了开展自己的基金项目研究之外，Brown教授还担任了为数众多的联邦政府资助研究项目的统计专员或顾问。他曾担任过数本科学杂志的编辑，包括长期担任《变态心理学杂志》的副主编。

David H. Barlow 是世界知名的临床心理学专家和领袖人物，DSM-Ⅳ编写委员会审定组成员及DSM-5编写委员会审定组顾问，在焦虑和心境障碍领域的治疗和研究工作中开创了众多先河。Barlow教授目前是波士顿大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终身荣誉教授，同时也是波士顿大学焦虑及相关障碍研究中心的创立者和荣誉主任，该中心是这一领域中全球首屈一指的临床研究中心之一。此前，他在纽约州立大学任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杰出教授一职。1975年至1979年，他在布朗大学任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并创立了临床心理学实习项目。1969年至1975年，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医学院担任精神病学教授，并创立了医学院心理学实习医生项目。除此以外，Barlow教授还获得了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以及美国心理科学协会颁发的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会员奖，后者旨在表彰在其一生中对应用心理学领域做出非凡贡献的个人。

译者序

《变态心理学案例集》（第五版）是Timothy A. Brown和David H. Barlow两位著名学者为《变态心理学：整合之道》（第七版）撰写的配套读物。不久以前，我有幸参与了由我大学时代的导师、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钱铭怡老师组织的翻译团队，完成了《变态心理学：整合之道》的翻译工作。由此，该书的责任编辑高小菁女士邀请我继续翻译这本《变态心理学案例集》。

《变态心理学：整合之道》以百万字的篇幅，涉及的教学要点异常丰富。但它主要以障碍为中心的方式来编排内容——从诊断标准、患病情况介绍，到心理病理机制分析，再到治疗要点——因此没有足够的篇幅去围绕各个具体的心理障碍呈现出一位又一位患者的真实画像。无论是对于使用《变态心理学：整合之道》进行教学的师生，活跃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一线的临床工作者，或是对于其他感兴趣的读者而言，针对各个具体障碍的典型病例不仅能帮助大家更有效地学习变态心理学的相关知识，而且也能帮助我们平衡“只见障碍不见人”的偏颇态度。

回顾人类认识和应对心理障碍的历史，我们总会发现：正是将人类遭受的心灵折磨及其诸种外在表现置于科学视野之中的探究实践，以及将“症状与障碍”和“遭受症状与障碍折磨的人”区分开，尊重每一位病人作为个体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的平等态度，一直推动着人类对心理障碍的理解与治疗。而这本可与教材配套使用，也可以单独购买阅读的《变态心理学案例集》能够很好地帮助读者做到上述两点。正如两位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本书所包含的20个完整案例都是基于真实个案编写的，因而能给读者提供宝贵而丰富的临床细节。其中，本书重点介绍的17个障碍是DSM-5诊断手册中最为重要且常见的心理障碍，就障碍的选取而言也很具有代表性。而且这17个心理障碍案例在内容编排上还有两个亮点。一是，每个案例都基于Barlow及其同事在临床研究和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整合模型，给出了详细的案例概念化过程，并特别突出了相对新近的科学研究证据。二是，基于上述案例概念化和有充分证据支持的相应治疗方法，每个案例中都细致地介绍了具体的治疗计划、过程和结果。总之，两位作者的诸多精心设计之处让本书既适用于变态心理学课程的教学参考，也适用于心理咨询与治疗实践的学习和训练，例如对个案的诊断评估和案例概念化、治疗计划制定与实施，以及对治疗结果的评估等。我相信，本书能给多个领域的读者都带去不少启发与收获。

在构思这篇译者序的时候，我总会回想起多年前在钱铭怡老师主讲的变态心理学课上，去北京回龙观医院见习的经历。那时，正上大学三年级的我和另一位同学一组，被安排负责一位病人Z先生。我们的任务是摘录病历，询问病史，并且用包括《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MMPI-I）在内的多个心理测量工具对他进行评估，最终撰写出一份报告。那是我第一次与精神疾病患者相处；而今，我仿佛仍能嗅到当年回龙观医院破旧、拥挤的男病房里弥漫着的一股奇特气味，也仍能清晰地回想起Z先生矮小的个子和他的面孔。第一次见面时，因为正处于躁狂状态中，Z先生脸上充满了一种富有感染力的喜悦。他的各类躁狂症状都十分突出，从幻觉到夸大妄想，从思维奔逸到语词新作，即便是我们两个菜鸟学生也能轻易地观察到。课本上的那些概念出现在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这带给我强烈的震撼。但当我和同学第二次见到Z先生时，陷入抑郁心境的他完全判若两人。MMPI-I极为冗长，有将近400道题，我和同学蹲在蜷缩在走廊角落的Z先生旁边，一道一道地询问和记录。我已经记不清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才完成MMPI-I，但我记得，Z先生企图在他的妄想世界中，用无法兑现的官职和金钱贿赂我们两个，好让我们帮助他从回龙观医院逃走，因为他想回家……那一刻，我体验到了深切的悲哀和无力感。有关Z先生的这份见习报告至今仍保存在我正在使用的这台电脑中。在提笔写译者序之前，我又一次打开了它：20页，15659个字，满眼是各种专业术语、计分规则、表格、参考文献……而在这份报告的正文前后，我引用了著名诗人（同时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食指的作品，以表达我在和Z先生总计仅数十个小时的接触中所体验到的情感冲击。这份报告的总结部分是这样写的：“作为一个学习以探究人的行为与心理活动缘由之学科的学生，面对心理学最被人认识也最受人非议的领域，既为其未知与复杂所迷，也感其困难重重，不禁心有怯怯。”

如今，我在临床心理学和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学习、实践已有十几年，食指的两首诗作（《在精神病院》和《相信未来》）以及这一小段总结于我依然贴切。十几年过去，怀抱同样一份着迷和心怯，我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工作；今后，我也将继续坚持平凡的努力，在这条专业道路当中前行。在此，我想借这本案例集，向Z先生，以及曾经、现在和未来允许我与他们一起工作，携手从荆棘中开辟出方向的每一位来访者，致以深深的谢意。

高　隽

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于 复旦大学

案例4　创伤后应激障碍

基本情况

辛迪·欧克雷应征了一则某大学研究诊所征集性侵受害者接受治疗评估的招募启事。她初次来到诊所时是一名26岁的白人女性，有两个孩子。她当时没有工作，不过她刚刚应聘为一名自由撰稿人，预计在几周后开始工作。

在初次访谈中，辛迪报告她过去3个月一直处于抑郁当中。辛迪结束了持续5周的婚外情，随后就出现了抑郁的状况。在外遇期间，辛迪开始对10年前发生的一些事件出现闪回。这些事件围绕着她16岁时遭遇的多次强奸。事件的画面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她脑海中，让她十分痛苦；除此之外，闪回还包括了过去辛迪忽然觉得往事仿佛正在重演的那些时刻。当辛迪意识到这次婚外情和那年她被强奸的确切日子重叠时，她就结束了外遇关系。尽管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的记忆浮出水面，辛迪还是变得越来越抑郁和焦躁不安。

直到10年后的今天，辛迪才开始把当时发生的事情归类为强奸。在初始访谈中，辛迪声称她被家庭的一个亲密朋友反复强奸长达5周。那个男孩和辛迪同龄（16岁），就住在街对面。因为这个男孩的家庭有虐待问题，所以辛迪一家就“收养”了他。他是辛迪哥哥的好友，因此总是呆在他们家里。辛迪的父母也很喜欢他。辛迪说，在强奸发生之前，自己和那个叫马克的男孩属于“兄妹关系”。

辛迪在初始访谈中只是很简略地叙述了一下这些事件，而且和访谈者鲜有视线接触。在这次会谈中，访谈者并没有强迫辛迪给出更多细节，只按照研究项目的规定，把重心放在结构性临床访谈中的一系列标准化问题上。在这次访谈中，辛迪报告说，她在?奸发生前是处女，而且十分相信马克。马克在口头上威胁她，但没有使用任何武器，也没有造成任何躯体伤害。辛迪被迫从事了一系列的性活动，包括口交、阴道性交和肛交。在侵害过程中，她最主要的反应是疏离、麻木、内疚和难堪。她并未报警，也从来没有因此接受任何医疗帮助。

在初始访谈中，辛迪还提到，她常常吸食大麻。对于这一点，她的态度十分防备，并且表示自己不想戒掉大麻。辛迪说，她以前的治疗师对于她吸食大麻这件事特别在意。当辛迪对这位治疗师说，她觉得自己把吸食大麻当成一种精神支撑时，他警告她大麻是她最重要的问题。她不同意这种看法，并且告诉治疗师她不想让大麻成为她治疗的焦点，随后退出了治疗。事实上，除了和这位治疗师有过一次会谈外，辛迪还寻求过两次治疗。然而，这三次治疗都只完成了一次会谈。

病　史

辛迪描述自己的童年是快乐的。她认为自己家是所在街区的“安全屋”，在这里，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来玩，其中一些孩子可以远离他们自己家里的问题，得到庇护。辛迪的父亲是一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老兵，因为他在战争中的遭遇而一直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她描述自己的父亲在情感上关闭了心门，但她也说自己仍然很喜欢父亲。她描述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心灵鸡汤”爱好者，家里摆满了心灵鸡汤类的书。辛迪说，自己和母亲的关系是亲密的，能够彼此支持。之前已经提到，辛迪有一个哥哥，他最好的朋友强奸了辛迪。辛迪称自己在强奸发生之前一直和哥哥很亲近，而强奸发生之后，两人几乎就没有什么互动了。

在描述了强奸发生之前的童年状况之后，辛迪告诉治疗师，强奸发生之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辛迪说，她告诉了母亲所发生的事情，而母亲制止了这种虐待的继续发生。不过，当治疗师进一步询问她之后，辛迪回忆起她告诉母亲的是，马克总是想“亲近”自己，而且局面已经失控了，她需要人帮助她从中脱身。在母亲告诉马克不要去打扰辛迪之后，虐待就停止了。辛迪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母亲，自己被强奸了。因此，她的家人并不能理解为什么她变了。强奸发生之后，辛迪不再参加正常的高中活动，而是开始和一些有问题的孩子混在一起。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辛迪常常说谎，而且开始喝酒。她对自己的描述是，“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浮浮沉沉”。她频频和母亲争吵。在强奸发生一年之后，她的一个朋友因为危险驾驶而发生车祸，辛迪当时也坐在车上，因此背部骨折，不得不休学两个月。她回忆说，自己在之后的几年里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叛逆孩子”，而且和一个“名声很坏的混混”约会。她怀上了他的孩子，不知所措地去询问父亲的意见。她的父亲接手处理这件事情，安排她做了流产手术。辛迪说，尽管她最终可能会做出同样的决定，但是现在她后悔当初放弃了自己做出选择的权利。辛迪没有自信能升入大学。母亲说服她去一所商业学校学习了秘书课程。直到来诊所的那一年为止，她一直都是一名执行秘书。但在进行初始访谈的时候，她已经6个月没有工作了。

辛迪说，幸运的是，5年前她很“明智”地嫁给了一个好男人，并和这个男人生了两个孩子。辛迪说，丈夫非常支持她，而且在外遇后仍然没有放弃她。辛迪的丈夫也很支持她寻求治疗。但是，除了她的丈夫以外，辛迪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相当差。事实上，辛迪报告说，当她对其他亲密的人透露自己被侵犯的事情时，她所得到的反应是消极的。例如，辛迪回忆自己曾经告诉一个最好的朋友，因为脑海里浮现出被强奸的回忆，所以整整一周都过得很糟糕。而这位朋友，一个她从高中时就认识的女性，对此的反应是，“别多想，忘了吧”。

DSM-5诊断

基于上述信息，辛迪的DSM-5诊断如下：

309.81 创伤后应激障碍，慢性（主要诊断）

296.21 重性抑郁障碍，单次，轻度

305.20 大麻使用障碍，轻度

尽管获得了重性抑郁障碍和大麻使用障碍等额外诊断，但辛迪的主要诊断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美国精神病学会，2013）。如果个体获得了数个诊断，那么就要使用“主要诊断”一词来明确指出哪一个诊断和最严重的痛苦有关或对生活功能的干扰最大（即在当时最需要接受治疗的诊断）。

在之前各版DSM中，创伤后应激障碍被列为焦虑障碍的一种，因为它具有焦虑的过度唤起以及回避这两项标志性特征。在DSM-5中，创伤后应激障碍被划分到了“创伤及应激相关障碍”的类别下。这个类别下所有诊断的共同特征是个体曾暴露在一次创伤事件或应激事件之下；例如，这个类别中的另一个诊断是适应障碍，指的是在对应激源做出反应时在情绪或行为方面出现了显著的临床症状，但这些症状又不符合其他心理障碍的标准。尽管对诊断体系做了这些重组，但DSM-5显然早已意识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焦虑障碍以及其他邻近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例如，在临床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表现意味着个体也可能出现人格解体和现实解体等某些分离性障碍中的核心症状；对于分离性障碍的讨论参见案例8）。

在DSM-5中，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核心诊断标准是：①以如下1种（或多种）方式暴露于真正的死亡、死亡威胁、严重的创伤或性暴力：直接经历创伤事件；亲眼目睹发生在他人身上的创伤事件；获悉家庭成员或亲密的朋友身上发生了此类事件；反复经历创伤事件中令人厌恶的细节（例如，急救员接触到恐怖的犯罪现场），或是经历到的此类细节过于极端；②存在至少1种与创伤事件有关的侵入性症状（例如，与事件有关的令人痛苦的梦或侵入性记忆，出现好像创伤事件正在重演的感受或举动，接触到象征着或类似于创伤事件某个方面的内在或外在线索时，会感到强烈的痛苦或产生生理反应；③持续回避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刺激（例如，回避能够唤起创伤回忆的活动、地点或人物，或回避令人痛苦的有关创伤的记忆、想法或感受）；④出现与创伤事件有关的认知和心境方面的消极改变（例如，无法回忆起有关事件的重要方面，感觉与他人脱离或疏远，持续性地无法体验到积极情绪）；⑤持续出现警觉性和反应性增高的症状（例如，易激惹、暴怒、睡眠困难、过分的惊跳反应、不计后果或自我毁灭的行为）。

虽然不符合辛迪的临床表现，但若以下任何1个（或2个）特征持续或反复出现，那么就应当在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中加上“伴解离症状”的标注：①人格解体，感到“灵魂出窍”，仿佛自己作为一个外部的旁观者在观察自己的心理过程或身体；②现实解体，感到周围环境不真实（例如，觉得世界是不真实的、遥远的或像梦境一样）。此外，DSM-5还会针对创伤发生至少6个月后才完全符合诊断标准的病例给予“伴有延迟性表达”的标注。尽管辛迪在外遇后体验到症状显著增多，但是自10年前创伤发生时起她就表现出大量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例如，接触到有关强奸的线索时感到痛苦，无法回忆强奸事件，易激惹，疏离感）。因此，在她的案例中并未使用“伴有延迟性表达”的标注。

接下来，我们将全面讨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性质和治疗。有关重性抑郁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的讨论则参见案例9和案例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