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人又充满悬疑，这些真实的故事照亮了记忆困扰我们生活的神秘之路！

——欧文·亚隆（Irvin Yalom）

　　Lenore　Terr博士在书中描述了七个故事，每一个都引人入胜又扣人心弦，甚至令人目瞪口呆。书中，她以非凡的才华引导我们生动地想象和感受生活在这样的经历及记忆中意味着什么，然后，回到临床教师和科学家的角度，用这些案例来解释什么研究已经发现了复杂的记忆结构和编码、存储及检索过程。这种在生动的描述与细致的心理分析之间轻松转换观点的方式非常高超，展示了作者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对人类的深刻理解。

——赫尔曼·舒尔茨 （Hermann Schultz）

医学博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师

　　本书的译者都是在家庭动力学和创伤治疗领域很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他们能够很好地理解和把握作者Lenore　Terr的大量翔实的材料以及多角度的描述和分析，使我们看到儿童在遭遇巨大心理创伤后，是如何使用压抑、解离、见诸行动等方式对无法承受的痛苦进行防御，并同时深深地影响他们的生活的。本书既有精神分析的重要核心理论，也有关于记忆加工处理的神经科学和创伤治疗的丰富知识，非常值得一读！

——张海音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

编辑推荐：

《当尼采哭泣》《叔本华的治疗》作者欧文·亚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精神分析师赫尔曼·舒尔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张海音强烈推荐本书。本书作者莉诺·泰若教授是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专家，曾任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临床精神病学教授，因创伤与记忆领域的杰出成就闻名于世。本书根据真实个案的童年创伤故事进行改编，以独特的方式向我们呈现了这些既往创伤经历所造成的巨大影响，非常值得心理治疗师和父母阅读。

作者介绍

Lenore Terr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医学院的精神病学临床教授，著有《吓到哭不出来》（Too Scared to Cry）等作品，世界上最重要的创伤和记忆专家之一。

主译者介绍

王建玉　一沙心理咨询工作室合伙人，心理学硕士，心理治疗师，注册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学会会员，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会员。

审校者介绍

李晓驷　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副院长，安徽医科大学医学心理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内知名的临床精神病和心理治疗专家，中国首批注册心理督导师，长期担任中德班、中挪班和中美班的中方教员，有丰富的临床实战和教学督导经验。

序

有时病人会把他们的医生引入新的领域，我的两位女病人就是这样。第一位病人是我职业生涯中经我治疗的第一个精神疾病患者，她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在我们相互介绍完姓名后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你不阻止我，我就会把我的孩子杀了。”她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精神科的住院病人。那是1962年的9月，我刚休完两个月的产假便开始我住院医师的工作。她的话让我这位毫无经验的精神科医生和初为人母的妈妈很害怕，我不确定我能否应对这个挑战。同样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完全相信她这么说了就会这么做，但在此之前，她对很多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说过类似的话，却没人把她的话当真。有一次她把还在学步期的女儿浸在浴缸里，所幸在她女儿咳得快要窒息时，她把女儿送到当地一家医院的急诊室。她向医生承认是她把女儿弄成这样的，医生听完却说：“哦，这没什么，小孩子经常会自己滑到浴缸里去。”一年后她又用滚烫的水壶打她女儿，当她把女儿送到另一家医院急诊室时，医护人员说这就是个“意外”。

我问她我可以见你女儿吗，那时她女儿已经3岁，她同意了。我的职业习惯是，一旦某个人成为我的来访者，我就还会见他/她的孩子，这样我能同时从孩子的视角来看这个故事。我发现她女儿异常愤怒，她在家里的所作所为已经接近于破坏行为。现在我知道这是心理创伤反应，但在那时我还很难确定是这个女孩的行为把她妈妈逼成了凶手，还是她妈妈的行为迫使她愤而反击。随着咨询的进行，我对这位妈妈了解了更多，我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她身上。就在这时科罗拉多大学一个由儿科医生亨利·肯普带领的研究小组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他们称之为受虐儿童综合征的最新情况的论文，这对我帮助很大。该综合征与我个案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的这篇论文说施虐的父母极少提供和他们的孩子所遭受的人身伤害一致的历史故事，而我这个个案却特别愿意提供相关内容。那时儿童虐待对医生来说是个很新的领域，所以这位女士告诉我的任何内容和我对她进行的任何干预都是全新的。如果我对她的女儿进行随访的话——实际上我的确随访了她女儿好几年，那么这孩子向我展示的所有内容几乎也都是我所陌生的。

我告诉医疗中心，如果有虐待儿童的个案我愿意接诊。此后四年内我先后接诊了十个这样的个案，这和当今医院逐年上升的虐待儿童接诊数量相比并不多。从那时起我就专注于研究童年创伤。在我和那位女士进行咨询的那些年，她的情况有所改善，她的孩子也从那段特别脆弱且容易受伤的发展阶段挺了过来。然而，直至多年后，我感到我才真正理解作为一个孩子受到创伤意味着什么。

第二位把我引入精神病学新领域的病人是另一位女性。1990年夏天她来到我旧金山的办公室。她让我开始思考那些成年人记住的抑或是再次体验到的早年创伤记忆。这位女士是艾琳·富兰克林·利普斯卡，在她8岁时她目睹了父亲乔治·富兰克林行凶的过程，但随后她就失去了这段记忆。在这宗谋杀案过去二十年后她恢复了记忆，她是以司法鉴定或涉法个案的身份来见我的。我是起诉她父亲的专家证人。然而在会谈过程中，艾琳对我提出的问题远比给我的答案多。当一个孩子长大后那些曾经的创伤记忆会发生什么呢？为什么有些创伤记忆深埋于心？如果这些记忆一直被隐藏，它会对人的一生产生什么影响呢？从那时起，我想对我之前做过的关于儿童创伤记忆的研究数据重新回顾和整理，并决定对记忆本身进行一项新的研究。儿童的长时记忆是一个特别吸引人的研究主题，尤其是创伤性记忆。创伤发展史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厚的成果，通过追踪创伤发展的历程可以对记忆的结构了解更多，从而使这项研究变得相对容易。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获得了很大的帮助。1990年夏天，铺天盖地的信快把我的桌子堆满了。这都是看过我第一本书《吓到哭不出来》（Too Scared to Cry）的读者写给我的，那本书主要讲述了儿童创伤的影响。这些信全部来自陌生人，他们告诉了我一个个童年时期曾经遗忘而又再现的生命故事。这些读者教会我很多，他们向我展示成年人是如何动用一系列的防御机制来阻挡他们回忆起孩童时遭受的可怕经历的；同时，他们也让我看到这些回忆又是如何以各种方式被记起的。这些读者还让我看到整个生命是如何被早年创伤记忆所塑造的，不管这些记忆是被记住还是被遗忘。一位女性写信告诉我她做了八年修女，其实是以此潜意识的方式来压抑她童年时被性侵的记忆。一位男性写信告诉我他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他丢失的记忆导致他的行为完全不能被他的治疗师所理解，他的治疗师对导致他行为异常的早年事件一无所知。另一位男性读者写道，他在一次马拉松长跑过程中边跑边回顾了他的一生，他发现许多早年记忆不仅可以解释他持续一生的恐惧，还可以解释他的职业选择。有些信件描述了早年记忆是如何通过对梦境的观察、写诗、绘画和写日记来重现的；也有些读者变得热衷于“侦探”工作，他们向老友或家庭成员询问，查阅过期刊物和区域地图；还有一些人回到他们原来的住处，想再看看他们的记忆源自何处。

我开始意识到通过三项已经完成了的关于创伤儿童的研究已经让我对童年创伤的记忆有了一些了解。研究中发现的一些处理儿童创伤的方法在我成年读者的信中可以看到。我也知道，心理学的科学文献和脑研究中有大量关于记忆的信息可以和我们所观察的在童年时受到创伤的成年人的信息整合。实际上通过这些途径我可以获得比我以为的多得多的信息。

这本书的成型源于一宗谋杀案和许许多多热心的读者的推动，也得益于那些关于心灵和大脑的文献。1992年2月，美国大学的精神科医生召开了一年一度为期四天的会议，我是1991—1992年这届的执行主席。会议主题由我和我的委员会所决定，我们选择了“记忆”作为这期的主题，并邀请知名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发展心理学专家和临床医生来发言。我们也邀请了大量的作者来讲述他们的童年记忆是如何渗透进他们的工作的。诗人戴安·米德布鲁克、小说家琳达·塞克斯顿、弗兰克·康罗和托拜厄斯·沃尔夫出席了会议。富兰克林案的检察官伊莲娜·提普顿和主要目击者艾琳也来了，并在会议上发言。著名的法医精神病学家保罗·阿佩尔鲍姆讨论了被恢复的记忆提交给法院后带来的困境。这本书在会议前已经成型，通过这次会议又使其内容得到了丰富和提升。

我决定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写这本书，这种体裁既有趣味性也相对易懂。我一直喜欢看心理学和医学方面基于真人真事写的“短篇小说”，像罗伯特·M.林德纳写的《一小时只有五十分钟》（The Fifty Minute Hour）和伯顿·瑞旭写的《十一个蓝色的男人》（Eleven Blue Men）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最爱的书。所以我也用这种形式写了本书，在书中收集了那些回忆起童年创伤的人的故事。这是一本回忆集，里面记录了人们从早年经历和重大创伤事件中保留下来的一些记忆片段，并且大部分记忆都是曾被遗忘的记忆片段。

这本书每个章节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所以可以按任意顺序阅读，但是我建议读者尽量按顺序阅读，因为这本书是根据记忆的科学信息来组织的。在本书未尾我附上了大量附加信息，提供给对此感兴趣的读者，也为对此感兴趣的专业人士提供第一手资料。

书中所有人物都不是我的来访者。我没有亲自访谈过《童星的故事》（Child Star）中的洛·格里尼（她的名字和其他可识别的信息我都做了匿名处理），但是我看过和听过她被其他人采访的录像带和录音。玛丽莲·范德伯是本书的另一个主人公，她的故事是我根据她在电视上的形象、她的演讲、她姐姐的观察和大量的报纸及杂志报道所写成的。非常幸运的是书中有六位记忆故事的主人因为我是他们参与的法律诉讼的证人，或是他们愿意而接受我的访谈。书中我结合了新闻报道和精神科医生案例报告的形式。我对其中三位主人公艾琳·富兰克林·利普斯卡、格温·米歇尔和詹姆斯·艾尔罗伊的真实姓名、个人特征，以及会涉及他们身边的人的名字做了匿名处理。对于另外三位主人公帕特里夏·巴特利特、加里·贝克和罗斯·哈里曼，我也使用了匿名的方法，并隐去了可识别的特征性信息，如他们的外表、职业和居住地。这三位故事中的其他人，如为他们打官司的律师我也进行了匿名处理。在《银晃晃的水面》（The Silver at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和《童星的故事》这两个故事中，除了伊丽安娜·雅各伯和爱德华·莱利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匿名外，其他出现或提及的所有研究人员和心理健康专家的信息都是真实的。

非常感谢在这个项目中给我提出建议和帮助的行为科学家们。我在“美国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第二部分考试委员会”的团队由三十位非常优秀的精神病专家组成，他们每年四次去美国各个中心为精神科医生面试。他们为我提供了大量科学文献，并给我介绍了本书中几个案例的情况，极大地丰富了本书的内容。1992年我任主席那届美国大学精神病专家会议项目委员会的成员罗伯特·黑尔、斯图尔特·开尔、琳达·罗格斯、伊丽莎白·思瑁、戴维·西格尔、斯特凡·斯坦、约翰·陶伯和雷蒙德·魏根等也不遗余力地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充实了本书的内容。我也非常感谢记忆心理学家罗伯特·比约克、斯蒂芬·塞西、盖尔·古德曼和拉里·斯夸尔，他们认真地读了本书部分章节并给我提供了帮助。同时我也很感谢神经系统科学家提姆·塔利、艾瑞克·坎德尔和莫蒂默·米什金读了部分章节。特别感谢圣马特奥县的助理地区检察官伊莲娜·提普顿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律师汤姆·布莱克本，他们帮我审查了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六章的相关法律信息。我要向三位接受精神病治疗的读者罗伯特·米歇尔、查尔斯·内梅洛夫和乔治·维兰特致以深深的敬意，他们读了整本书的手稿并提供了真诚的建议。还有我的两位朋友读了这本书的第一版手稿，他们分别是教授和创作写作艺术的罗斯玛丽·帕顿，以及在德国凯姆尼茨教美国文学的伊芙琳·凯特尔。

这本书写好交给出版商后，我的老友Basic Books出版社的乔·安·米勒为这本书的早期编辑投入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热情。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做编辑多年的萨拉·利平科特为本书的最终编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与此同时我的助理乔伊·哈里斯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我对他们每一位送上最诚挚的谢意。

本书提及的两项研究——加利福尼亚州乔奇拉校车绑架案和儿童对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反应——分别由罗森伯格基金会和威廉·T.格兰特基金会提供资助。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我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完成这些研究。本书所有录入和编辑工作都由我的助理玛莎·贝塞尔完成，与此同时她还为一家业务繁忙的医疗公司做所有办公室工作，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她。最后，我把最深的谢意送给我的先生Abba——他是一位过敏症专科医师和免疫学家，他在这本书完善之前通读了整本手稿，我要特别感谢他，他永远是我最值得信赖的顾问和朋友。

1　置身陈年谋杀旧案现场

2　控方专家证人

3　路边的女醉鬼

4　银晃晃的水面

5　1958年的美国小姐和姐姐

6　童星的故事

7　黑色大丽花的儿子

8　寻找科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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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陈年谋杀旧案现场

与旅行海报让你信以为真的情形相反，加利福尼亚的女孩们并不总是在外面玩耍。南方郊区的小姑娘们一年到头皮肤都是淡淡的小麦色，仅仅因为她们毫不在意地走路上学放学，偶尔在下午去附近的游泳池游泳，周末去趟迪斯尼或者海滩。所以大多数放学后的时间里，西海岸的女孩们像杰西卡·利普斯卡一样更喜欢待在家，她们吃着饼干，看着电视，和朋友们玩过家家，或者随手在纸上涂画那种拉起了窗帘、有一扇大红门的房子，而不是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下暴晒。

那个不同寻常的1月下午，天空清澈明亮得没有一丝云雾，杰西卡和她的两个小伙伴刚从幼儿园回来，她们冲进了杰西卡家的客厅，那是一幢位于卡诺加公园的房子。三个孩子中一个是金发，一个是黑发，杰西卡坐在她们中间顶着一头红发，红发下的颧骨上爬满了雀斑，一直延伸到鼻梁。杰西卡的妈妈——艾琳·富兰克林·利普斯卡坐在沙发里，三个小女孩蜷缩在她脚边的地板上。她是在给她们讲故事吗？哦，不！她正忙着喂她1岁的儿子艾伦，两只手都没闲着。录音机里循环播放着童谣“燕麦、豌豆、蚕豆、大麦生长”、一首法语歌曲、一首意大利语的，还有儿童版的“黄色潜水艇”。“你知道吗，”几个月后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说：“我想做一个完美母亲，完美母亲会在下午给孩子们播放儿童音乐。”

艾琳是一位非常细心的母亲。在她28岁的“愿望清单”上的第一条就是“做一个好妈妈”。艾琳认为，她自己的妈妈没有好好地照料过她。而杰西卡虽然才5岁多，但看起来已经像7岁的女孩，这让艾琳感到很满足。尽管与年长丈夫的婚姻生活维持得很艰难，但她还是为孩子们的优秀表现感到自豪。

女孩们可以画画吗？“当然，为什么不呢？画吧！”只要艾伦能安静，艾琳就可以放松下来，静静地享受透过百叶窗的阳光，这可是加利福尼亚一月下旬的阳光。

小杰西卡——大家都称呼她西卡，似乎决心做愉快的女主人。她毫无抱怨地与朋友们共享一整套昂贵的马克笔，不争不抢。孩子们坐在艾琳的脚边，画着穿漂亮礼服的姑娘，也可能是公主。艾琳静静地看着，任思绪信马由缰。这时，西卡偶然地瞥向沙发，她清澈的蓝眼睛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就这一眼，让艾琳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浮现了出来。

“当时——我是说，实际上，像是灵魂出窍，”她后来跟我?，“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这个——你看——当时是下午，孩子们都在家，晚餐时间快到了，只是无聊、平凡、无所事事。阳光穿过百叶窗的板缝照进屋子里，暖洋洋的。谁知道呢？因为那个温度？或者阳光？反正有些事就这样鬼使神差地发生了。”

有那么一瞬，艾琳可能在想：“今天西卡看起来大了很多”，不过她现在已经不记得这个转瞬即逝的念头了。也许，是那些爬满颧骨的小雀斑，也许是那一头比平时更为艳丽的红头发刺激到了艾琳的潜意识，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会是什么呢？电光火石般在她脑子里闪现又消失。

一头细密的金红色，女孩的头发在阳光里闪闪发光。杰西卡扭过头看着妈妈，想要问什么吗？她抬起下巴向上看去，目光从母亲肩膀上方越过。她的眼睛亮亮的。真奇怪！她的身体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头转过来微微抬起。这时，母亲和孩子的眼神相遇了。女孩的目光那么清澈，那么蓝！

就在这一刻，艾琳回忆起了一些事情。她想起了一个画面。她看见了她的红发女友苏珊·内森正向上看着，她的头扭了过来，试图捕捉艾琳的眼神。

艾琳，当时8岁，站在门外，比她最好的朋友坐着的地方稍微高一点。那是1969年，20年前。阳光明晃晃地照射在苏珊的眼睛上。艾琳能看出来苏珊非常害怕。她吓坏了。

苏珊的蓝眼睛是艾琳见过的最蓝最清澈的眼睛。突然艾琳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移到了一边。她把目光从那双引人注目的眼睛上移开，然后，她看到了父亲的身影。乔治·富兰克林，他的两只手高高地举过头顶，正在抓取一块石头。只见他稳了一下身形，把石头拽了下来，而目标正是苏珊。

“不！”艾琳觉得尖叫声就要冲破了喉咙，然而1989年1月的这个下午，却没有任何声音干扰到她家里的孩子们。这喊叫声就这样一直滞留在她的脑海里。“我打了一个寒战”，几个月后她跟我说，“这画面是那么地强烈，我对自己非常清晰且响亮地说了声‘不’，好像我有能力阻止这归来的记忆。”

但是艾琳深埋的记忆一旦浮出水面，就一发不可收拾，再也阻止不了了。她想起了尖叫声冲破喉咙的感觉。她想起了苏珊——再过4天就满9岁的她，意识到了乔治·富兰克林的攻击，并举起右手试图避开他。“啪！”艾琳听到了这声音，一种像用棒球棍砸碎鸡蛋的声音——艾琳此生所听到的最糟糕的声音。“不要！”她在脑海里大声喊着，“我必须让这种记忆停下来。”“啪！”又是一声，然后，世界安静了。血，苏珊头上到处都是血！一些与血伴随流出的“白色的东西”，以及“一些不再与身体相连的头发”。2血，覆盖了苏珊的脸，她的手也被砸碎了。

在这个1989年宁静的冬日下午，住在城郊的家庭主妇的大脑却因超负荷运转几乎短路。她的心脏在胸腔里狠狠地冲撞着，在那一刻艾琳认定自己一定是疯了。

虽然这些记忆缺席了多年，但她并没有质疑它们的真实性。她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这段记忆藏了这么多年，它们在等什么？后来她告诉我说，“我苦思冥想，‘如果我让这个（记忆）显露了出来，如果有人发现了它们，如果有人看到了，如果我告诉了任何人——那么，你知道的，就这样——再见了孩子们’，你懂的，我就会失去我的孩子们”。

在1989年冬天的这个下午，艾琳静静地坐了很久，看着阳光从不同的角度穿过百叶窗照射进屋子。她对压抑的心理防御方式一无所知，也不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当杰西卡的小客人终于回家去了，艾琳从沙发上站起来，把艾伦放到围栏里，开始准备晚餐。

艾琳并没有意识到某些非常重要的感受——甚至整个经历——会从意识中消除，仅以影响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的方式存在，或者在某些时刻又被完整地回忆起来。她只知道当她低头看见女儿扬起的下巴、倾斜的脑袋和蓝色的眼睛时，一段20年前的记忆侵入了她的意识，而她几乎被这揭示真相的力量摧毁。

之后的几个月里，艾琳严防死守着新发现的回忆，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试图迫使这段回忆“回到自己的小抽屉里，密封好”，3它们给她带来了太多的焦虑，她开始出现胃疼、心慌、心悸等症状。但几经努力，艾琳的“抽屉”始终打开着，她再也无法忘掉曾经如此成功地遗忘了20年的记忆。

20年前艾琳和苏珊是好朋友，也是校友，她们居住在福斯特市——旧金山的郊区——位于城南30公里左右。艾琳知道苏珊是被谋杀的——这一点，她一直都知道。跟其他人一样，当苏珊的尸体在离小镇数公里外的高速路边被发现后，她单纯地认为，这案子也成了那种破不了的案件之一。

一段回忆带出另一段回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艾琳又想起了很多小的细节。有视觉的，有听觉的，还有一些只是简单的想法。艾琳发现自己被淹没在缓慢而无法回避的记忆洪流中了。

有时候艾琳努力地集中精神，能回忆起苏珊谋杀案的一些新片段，比如一只被扔掉的童鞋的图像。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当她在跑步机上运动或者慢跑过邻居家院子时，回忆便在脑海中浮现出来。她记起了父亲为安置苏珊的尸体临时挖掘的坟墓。她还想起了一枚破碎的、没有镶嵌宝石的儿童银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