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我们活得足够好，也足够长，以至于开始慢慢走下坡路”（Sapolsky，1998）。

健康心理学是一个相当年轻的领域，准确地说它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应对健康领域和卫生护理领域产生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1个世纪以前，美国人的平均寿命（life expectancy）大约是50岁，远远短于现在。那时候，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是死于肺炎、肺结核、痢疾及肠炎这样的传染病（详见图1.1），而这些又是由受污染的水、食物，或者与其他病人的接触所引起的。人们只有在生病以后才会寻求医治，而药物的作用却收效甚微。大部分像伤寒、肺炎、白喉这样的疾病病程并不长，病人要么就死去，要么就在几周内痊愈。正因为这样的传染病很难控制，当时的人们并不觉得自己能做些什么。

较之于１个世纪前，人们的生活——生，与死——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美国人现在的平均寿命可以达到将近80岁，而在有些国家甚至更长。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公共卫生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对于大多的传染性疾病，人们也都找到了疫苗和治疗方法。然而，在传染病预防和医治问题上的有效提高却带来了另一个“新世纪杀手”——慢性病（chronic disease）。心脏病、癌症及脑卒中（中风），这些慢性病在美国已经成为死亡的首要原因，所占的比例甚至超过了当年的传染病。慢性疾病从产生到持续再到复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影响着人们的健康。在美国，每年都有超过200万人死于慢性疾病，而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病的人数更是高达1亿3000万，这意味着每两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慢性病的阴影之下。

如今这些致死的疾病大多都与人们的个体行为和生活方式有关。心脏病、癌症、脑卒中、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和慢性支气管炎）、意外伤害及糖尿病……这些多多少少都与吸烟、酗酒、不健康饮食、压力、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生活方式有关。正因为这个“头号杀手”与生活方式如此相关，今天的人们对自己的健康可以有更多的掌控。然而很多人没有好好运用这种掌控，从而使不健康行为逐渐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事实上，卫生保健领域对于改变不健康行为的投入正在逐年上升。

“我再说一次，病人也是人。他们也有担忧，有恐惧，有希望，有绝望；将病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而不是一堆有问题的心肝脾肺肾的组合来对待，这才是我们医学研究的正确方向”（Alexander，1950）。

“健康”意味着什么？是否“不生病”就意味着“健康”？答案是否应该比这更复杂一些呢？比起仅仅“不生病”，“健康”是否应该包含更积极的层面呢？

生物医学模型（biomedical model）是西方医学的一种传统观点，它将健康定义为“不生病”（Papas，Belar，& Rozensky，2004）。这一观点将疾病简单地概括为一种生物过程，即某一特定病原体（pathogen）（某种致病的微生物）所引发的几乎纯粹机械化的结果。这一观点激励了以消除病原体和治愈疾病为目标的药物和医疗技术研发。这一观点着眼于疾病本身，目标明确；消除了疾病，也就获得了健康。

100年前，当传染病还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时，这一生物医学观点还是相当站得住脚的。纵观20世纪，对于生物医学模型的坚守使医疗手段得以最终战胜和控制威胁到人类存亡的大部分疾病。然而，当慢性疾病逐渐取代了传染病并成为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时，生物医疗模型也遭到了严峻的挑战（Stone，1987）。

现在，另一种健康模型开始出现，它提倡一种对于医学更为整体化的视角。这一整体模型将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生理因素甚至精神因素都纳入了个体健康的范畴。一个成功的新模型不仅要解决旧模型所能解决的问题，更要解决旧模型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生物心理社会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型，它整合了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于健康的影响。该模型认为，很多疾病都是基因、生理、社会支持、个人控制、压力、顺从性、人格特质、贫穷、种族背景和文化信仰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接下来的各个章节中，我们将对这些因素逐一进行讨论。目前看来，生物心理社会模型至少在两个方面优于之前的生物医学模型：第一，它在生物因素之外纳入了心理和社会因素；第二，它将健康视为一种积极的状态。此外，生物心理社会模型还能够解释一些令人惊讶的研究发现，比如哪些人会生活，哪些人活得很健康（参见“信不信由你”）。

根据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观点，健康不仅仅是“不生病”。一个人没有生病并不意味着他很健康。因为健康是多维的，生活的所有方面，比如生物、心理、社会等，都需要被纳入考虑。这一观点和传统的西方概念大有不同，不过正如表1.2所示，其他文化所持的观点各有千秋。

慢性疾病的产生自然有其生理原因，但个体行为和生活方式也助长了它们的发展。行为因素对于慢性疾病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心理学作为研究行为的学科，与健康护理的关系也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

然而，心理学被医疗领域所接受经历了很长时间。早在1911年，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就提出医疗院校应当把心理学列入专业课程，然而执行的学校却寥寥无几。20世纪40年代，医学专业中的精神病学将有关疾病的心理因素研究纳入了他们的培训，然而致力于这些健康研究的心理学研究者依然少之又少（Matarazzo，1994）。20世纪60年代，随着新医学院校的建立，心理学在医学领域中的角色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从1969年到1993年，在医学院校任教的心理学研究者的数量更是翻了3倍（Matarazzo，1994）。到了21世纪初，心理学在医学专业领域的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Pingitore，Scheffler，Haley，Seniell，& Schwalm，2001）。

2002年，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AMA）通过了几项与健康和行为相关的分类，并允许心理学工作者向患有身体疾病的病人服务和收取医疗费用。此外，美国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下的研究生医疗教育项目也开始接受心理学领域的实习，美国心理学会更是与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建立了一个针对生理心理社会障碍的诊断系统，即针对功能、障碍及健康的国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Reed & Scheldeman，2004）。从而，心理学家在医疗领域中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传统的心理健康问题，发展到现在的各种程序和项目，包括帮助人们戒烟、健康饮食、锻炼身体，帮助人们听取医疗建议、减压、控制疼痛感，以及如何学会在慢性疾病下生活和避免意外伤害。

心理学家在医疗领域中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传统的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到现在的运用各种程序，如生物反馈等。

生理心理社会模型认为心理和情绪因素能够引发生理上的健康问题。这一见解其实听上去并不新鲜，因为苏格拉底和希波克拉底早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此外，这一认识还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后者强调无意识的心理因素在生理症状发展中的重要性。不同的是，弗洛伊德的判断主要依赖于临床经验和直觉性的语感，而不是科学研究。

自从1932年，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发现生理变化伴随着情绪变化以后，研究者们便开始致力于探究情绪对于疾病的影响（Kimball，1981）。坎农的研究表明，情绪引发的生理变化足以致病。根据这一发现，海伦·弗莱德·邓巴（Helen Flanders Dunbar, 1943）指出，习惯性反应作为人们人格特质的一部分，与特定的疾病有关。换句话说，邓巴提出了一个关于人格类型和疾病的关系假说。之后不久，弗兰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1950），曾经的弗洛伊德追随者，开始将情绪冲突视作特定疾病的先兆。

在心身医学运动中，两门全新并且互相联系的学科产生了——行为医学和健康心理学。

    正当行为医学兴起时，美国心理学会的一个特别小组报告称，几乎鲜有心理学家致力于健康研究（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ask Force，1976）。该报告也对未来进行了展望，认为心理学家将对提升健康水平和预防疾病产生重大影响。

1978年，随着美国心理学会第38分会的建立，健康心理学（health psychology）正式确立。健康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关注个体行为和生活方式如何影响个人的生理健康。健康心理学研究心理学对于改善健康状况、预防及诊断疾病、识别健康风险因素、提升健康护理系统以及塑造大众对于健康的认识这些方面的影响。具体来说，包括将各种心理学原理应用于生理健康领域，比如降低胆固醇水平、压力管理、缓解疼痛、戒烟、减少其他风险行为以及提倡定期运动、进行体检和更安全的行为。此外，健康心理学还有助于识别影响健康的条件、诊断及治疗特定的慢性疾病、改善会影响心理和生理康复的行为因素。同样的，健康心理学与生物学和社会学互相作用，从而对健康和疾病产生影响（见图1.4）。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无法直接作用于最终的结果，而只有生物学因素才能直接对生理健康和疾病产生影响。因此，心理学和社会学因素必须通过对生物过程的影响才能发生深层次的作用。健康心理学的一个目标就是识别这些深层次的作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