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之无愧的介绍分析心理学的最佳读本。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

《荣格心理学的实践—心灵的边界》自出版以来，已经印刷了十万余册，是公认的荣格及荣格学派心理学实践的经典导读之作。本书经过全面修订更新，结合了近20年来荣格心理学的最新进展，必将不负原著的盛名。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说不定会认为这本书不应该出版，因为它泄露了心理治疗的基本秘诀，这一秘诀还出自于一位艺术大师之手。

——艾伦·瓦茨（Alan Watts），英国著名哲学家

本书是我所读过的将荣格总体思想论述得最清晰、最连贯的著作。

——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 Davies）

琼·辛格是经典学派的代表，在瑞士苏黎世荣格学院完成训练后，她与丈夫理查德·辛格回到美国，于1965年参与筹建了芝加哥荣格学院。琼·辛格在芝加哥、旧金山和洛杉矶荣格学院都留下了足迹并做出了贡献。《荣格心理学的实践—心灵的边界》是她的代表作，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荣格分析心理学专著之一。

——申荷永

琼·辛格（June Singer）

荣格学派心理分析师，有着三十余年教授分析心理学和个人执业的经验。于美国西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瑞士苏黎世荣格学院受训成为荣格心理分析师。辛格博士是美国芝加哥荣格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亦是跨区域荣格分析师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她的著作有《爱的力量》（Love’s Energies）《双性同体：内在的对立面》（Androgyny: The Opposites Within）等。

蔡成后

心理分析博士，澳门城市大学博士生导师，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候选心理分析师，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认证沙盘游戏分析师，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A级导师，广东省心理分析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心理咨询与治疗专委会常委。曾在众多核心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编著《沙盘游戏疗法在心理咨询中的应用》一书，翻译出版《沙盘游戏与心理疾病的治疗》（Sandplay Therapy: Treatment of Psychopathologies）《原型与原型意象》（Archetypes and Archetypal　Images）等书籍。

新版序言

几天前我收到了出版商的一封来信，祝贺我已出版的《荣格心理学的实践——心灵的边界》一书发行量巨大。同时，她计划将此书再次再版发行。二十多年来，此书一直作为介绍荣格心理学的经典读物。此时恰逢我的七十五岁生日。这个时间点对我来说是座里程碑，它提醒我时日不多，让我看到自己如今已经处于人生旅程的下半场了。在近十年的心理分析实践之后，我完成了《荣格心理学的实践——心灵的边界》一书。那时大部分荣格的著作还未被翻译，所以那些非德语国家的读者们无法对其思想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世界已经改变，心理学不断发展，我也不一样了。

面临《荣格心理学的实践——心灵的边界》再版，我不禁问自己，这就是我想留给后世的遗产吗？答案是：我书中的大部分内容仍然流行，因为荣格的著作仍然流行，我还是可以为他摇旗呐喊的。但是其中也不乏已经过时的部分，这部分和我现在的想法不符。于是我建议出版商：《荣格心理学的实践——心灵的边界》不应该简单地再版而是要整体修订，要让它跟上时代的步伐。她欣然同意了。

重读荣格这本书，我发现他对心灵的基本理解是，它在我们生命中所起的作用是为我们内部工作提供并维持一个坚实的基础。他所著述的大部分内容是永恒的，但有些部分也很明显地表明荣格是其文化背景和时代的产物。然而，他终其一生不断发展他的理论，不断试图将其新的见解整合到自己的理论中去。在众多荣格的名言中，我最喜欢这一句：“感谢上帝，我是荣格，不是荣格主义者（Jungian）! ”我明白，他不希望他的追随者们盲目地将他的理论当成是“真理”，而是要像他一样做自己，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来调整自己的看法。如今，在荣格去世25年之后，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荣格的理论，考虑一下哪些部分依然适用于当代生活，哪些部分可能需要修改完善。

我觉得人们现如今就某些经典的问题需要全新的解答，比如：分析师和接受分析者之间关系的本质；性别问题；人格类型；客观测量的价值；个体与荣格提出的“集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的社会享有谈论内在体验的新自由；对痛苦和疗愈过程中的身体、思想和心灵之间那复杂交织的关系做出更好的辨认，等等。我经常想起荣格留给我们的诸多精神财富，而且我是如此地感激他。然而，年复一年，我发现自己被越来越多的荣格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所困扰。作为荣格的信徒，我不得不独立思考，找到新的方法，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环境，由此一来，我的荣格心理学实践便具有了自己独特的形式。

“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不同性别有可能了解对方吗？”这一章内容是在妇女解放运动和随后的社会性别角色革命之前写成的。所以原本的内容也就作废了，替换为“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内在的对立面。”原来的“心理类型：沟通的密匙”完成之时，荣格的心理类型理论还未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和咨询中的那些人格量表当作重要的理论基础，所以那一章也做了比较大的修订。原版有一章叫“心理分析和反主流文化”，带有浓郁的20世纪60年代特色。但是我必须承认的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已经没有明显的“反主流文化”群体了，只有“非主流”，这些人可能有一天会成为美国的主体人群。所以我删掉了那一章，新增了一章“世间的心灵”，说的是荣格心理学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学已经冲出心理咨询室的一隅，进入了主流。

本书中其他的修订表达了我对荣格心理学实践的深思熟虑。这包括了在我不断反思的人生中，在与他人和自己的心灵打交道的工作中得出的经验总结。可是如果没有灵魂（soul），心灵（psyche）又为何物?灵魂使我们不仅仅是一堆化学物质和复杂的神经元的组合；灵魂是意识的核心，它使我们认识自身以及外部世界，得以识别出自己之所以成为独特个体的那些特点，同时也了解我们作为总体的一部分所共同持有的那些特征。

本书的新版就是以上这些思考的表现。

琼·辛格

1994年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罗奥图市

引言

第一部分　基础篇

01.分析师与接受分析者

02.情结与魔鬼

03.从联想到原型

04.原型重要吗？

第二部分　内在过程

05.自性化：通往整合之路

06.人格面具与阴影

07.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内在的对立面

08.让自性流转

09.理解我们的梦

10.把梦做完：积极想象

第三部分　现世之人

11.心理类型：沟通的密匙

12.世间的心灵

注释

我发现由自己进行电话初访是很有益处的。我会直接感受到个体对自己实际上在追寻什么有几分意识，同时感受到他们的焦虑程度或者急迫程度，有时甚至能感受到他们的洞察能力。所有这一切可能发生在一次极为简短的交谈之中，通常我尽量不去涉及所呈现出来的问题的实质。这个话题可以留作初始访谈的内容，也就是分析师与病人的第一次面谈，双方尽可能的赤诚相见。

初始电话交谈可以透露出一些问题：“你是怎样找到我的？”或者是“是谁介绍你的？你以前曾做过心理治疗或者分析吗？或者你现在是否正在接受心理治疗？如果是的话，时间？治疗师是？进行多久了？你来见我期待获得什么？我们可以谈论一些具体的问题吗？比如面谈频次、收费、地点以及治疗计划？是什么让你在 此时去会见一位心理治疗师？”当然，这些问题可能会引起其他问题。

有些人在电话中直接切入主题。其他人一开始泛泛而谈，不知所云，东拉西扯：“Singer博士，久仰大名”，“我曾读过荣格写的这本书”，如此等等——因而我不得不帮助这个人聚焦——通过说些什么将他直接带回当下——比如，“怎么碰巧‘现在’打电话给我？”另外一些人可能引入一个冗长复杂的故事——“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等等。我同样必须尽量看看这个人是否能聚焦而非过于漫溢——比如通过交谈，同时表明电话那头的人对我而言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您觉得‘我’如何才能帮到‘您’？”。 如果通过这些简单尝试来了解诱发因素不奏效的话，我可能会迅速地意识到，这个人可能不能以洞察的最低要求进行接触，并且我会认真地审视分析方法，这种对于集中注意有极高要求的方法，是否能满足这一个体的需要。我的经验教会我非常快速地决定，安排一次面谈对这个病人是否有意义，或者看出还有些别的事情需要做。这件事情，我从未失手，我总会告诉未来的接受分析者，我们的面谈可能是一种探索，去一探心理治疗或者分析在此时对这个人是否合适。对这个人而言，许多其他方法可能更为适合，比如，短程治疗、夫妻咨询或者家庭治疗、团体治疗，又或是一个支持性的团体，在其中团体成员面临着同质问题。即使荣格式分析看起来可能更为合适，我们也必须探索现在是否是恰当的时机，或者我们一起工作是否合适。我会明确表示，在这最初的探索性面谈之后，我们双方都没有要继续进行面谈的义务。这通常会解除这个人的焦虑，而且我必须承认，这对我而言也是有所帮助的。

当预约做好，我会留意那些将来的病人所问以及未问的诸多问题。“我怎样到您的办公室？”以及“附近哪里有停车场？”我会注意这些问题是否是病人自己自发提出来的，有些问题甚至可以表明这个人处事冷静高效，想要节省误打误撞的时间的特点。这个人有没有询问初始面谈是否需要做何准备？如果有，我通常建议，在当下到预约之间的时间内，他如果做梦的话，可以记下这些梦，并把它们带到初始面谈来。我从不说这是?第一次”面谈（first session），因为那意味着还有第二次，不管是我还是病人，在实际会面之前，都不用承担这种义务，因而我用初始面谈（initial session）这个术语。而且，我也从未告诉一个新的病人，他们带来的梦该以何种形式呈现，因为他所选择的呈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会显示他对梦的态度。病人用一张便条纸潦草地记下一个梦带到我这来，或者打印出来但会有一些错误，或者是由秘书认认真真打印出来。对我而言，这不同的方式蕴藏着不同的信息。对，也有人会精心准备，就像要把那些记下来的梦拿去出版一样！有些人将梦记在装帧精美的笔记本上，有人将梦记在某个小册子后边几页，这小册子原来是有做他用，后面是剩下来的。这些“小”事可以向治疗师透露许多信息。换言之，如果治疗师留心正在发生什么，而不是忙于遵循一套程序时，尤其可以以小见大。

第一次的电话交谈可能也能够提供一些关于打电话者在多大程度上知晓自己的参与程度的线索。例如，假如她询问治疗需要多长时间，我会非常确定她对心理分析可能带来的参与程度并没有太多的认识，那我就知道有必要将所有细节一五一十地交待清楚。其他的一些问题会表明她的现实导向（reality-orientation）以及务实精神（sense of practicality）：涉及我的时间、费用，如果她要取消预约该如何处理，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这些问题不会在第一次电话交谈中提出来，但是有时也会，我必须准备好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以便能让对方知晓我自己的工作方式。而且自始至终，我也会从未来的病人所提出的问题去了解他这个人。

现在假设预约已经完成，面谈的时间到了。这个人是早到、准时、还是迟到？我会注意这个，因为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想要发现这传达出来的信号。有些人如果去他们从未去过的地方，会习惯性地多预留一点儿时间——“迷路了也不怕”（time to get lost）。其他人则会说“我没想到这个时间会这么堵”或者“我找不到地儿停车”——还有些人迷路了，或者是没有准时出门。强迫的病人总是在时间到的那一刻准点儿按下门铃。他们都在向我诉说着什么，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作为心理治疗师，我最好要捕捉到这些信息。

当我坐在办公室，听到敲门声。那是胆怯而犹豫不决的吗？以防我没有听到，会有再一次的轻叩门扉吗？还是快速清脆的敲门声？亦或富有攻击性的砰砰砰的敲击？未见其人，信息已经传递出来了，我最好要听出来。接着，门打开，我们有了眼神接触。有些流派的心理治疗师相信压力情境可以测试病人，我不会这样做。我觉得生活本已压力重重。我不会去操纵病人，即便是“为了他好”。我像一个朋友一样待他，不会让他产生抵触，也不刻意卸下他的防御。在我看来，如果我有特权去接近无意识的黑暗一面，我就有责任营造一种信任与自由的氛围，在其间，我的新病人可以获得帮助，去面对令他们害怕的自身不为人知的一面。我帮他们将久闭的门打开，这门曾将危险、强烈的想法和感受长久阻挡在外，他们不敢独自去面对。现在我全然在场，而我也必须让对方知道这一事实。从踏入咨询室的门槛，这一切就已经开始了。

心理治疗师带入分析中的注意品质在一开始就发挥作用了，而且需要在不同程度上贯穿始终。当培训心理治疗师的督导师要求治疗师的“逐字稿”——在治疗期间，病人说了什么，治疗师说了什么——时，我总觉得这样有点儿好笑，好像这些字句起到了关键作用。我觉得那仅仅是开始，其远不及非言语的交流来得重要（non-verbal communication）。例如，语调远比说了什么重要，因为它传达出更多信息，包括所说内容背后的情绪，以及是否是真诚的。眼神，不管是扫视外部还是看似自顾深思；不管是自如地与治疗师进行目光交流，还是流露出恐惧或者深深的痛苦，所有这些都非常重要。你无法将这些连同病人的身体姿态写入逐字稿中，比如这个人步伐的稳健，以及在初次面谈中这个人的衣着打扮。一位胜任的治疗师需要注意之处，我能枚举太多，但是，由于这会不时地发生变化，而且同时发生在不同的层面上，治疗师不仅仅要听之以耳，还要各种感官协同并用，去关注坐在面前的这个人，关注整体印象。

当我们目光相遇的那一刻，我叫出他的名字。他对我而言是一个个体，我正视着他，以便可以看到完整的他，我也让他看到我。我介绍自己，我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我所布置的地方，这个空间表达出我的好恶，我的图腾和护身符（totems and talismans），我悬挂的画作，我的书桌，还有我的电脑。所有这些都是我这个人的延伸。

相比在机构工作，我更喜欢属于我自己的个人咨询室，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在此我可以布置自己的环境。我的办公室可以比喻为世外桃源，从而才有可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置身于它的压力和紧迫之外。我认为无意识部分在观众面前不能很好地呈现出来。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以及社会赞许的需要会污染对无意识的感知。而这正是我和病人工作中，极力将之最小化的部分。如果我知道工作中我并不是对所有人负责，我只对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和我自己负责，那么，我就会花费更少心力去完成这最小化的工作。

我并非没有意识到与其他领域的专?人员共事带来的渗透互惠（cross-fertilization）价值。在一个团体中，通过案例讨论，经验分享，尤其是教训的交流，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获益良多。诚然，当与一个人精诚合作共同工作时，理解这个人，并且把你对于这个人的想法和反应理清，这是相当困难的。那么认为一个并不了解病人的人，仅仅依赖报告中经过遴选的数据，便可以对如何处理这个案例给出有效的建议，有如此希冀，不是很荒唐吗？尽管接受培训的心理治疗师必须接受足够的督导，这从来都不存在问题，但是更加需要铭记的是：不论是录音机或者单向玻璃的存在，还是病人知道他这个案例会在会议上进行讨论，都得在病人和治疗师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的。这是个可以计算出来的风险。或许在培训中利大于弊，但是我也不太确定。

我对病人的分析保密，以此换得病人对分析过程的信任以及个人承诺。同时还有保密承诺——病人对我所说的一切都不会在办公室外被谈及，除非由于法律的要求需要透露其中某些事情。我可以举些例子，比如承保范围的需要；我觉得病人可能会危及自己或者他人；或者当可能有法律诉讼时——比如涉及儿童监护的案例。我想说即便在这些情境之下，依然要根据具体情况谨慎决断。另外，我的病人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我可能选择不去回应某些问题，但那是我的决定——病人可以自由诉说或者提问。在我们设置好的界限之内，我们都是自由之身。只有我觉得舒服时才会谈论自己的个人生活，以及我的情感反应，而且这样做时也要与我们共同面对的任务相关，我会给自己保留这样的权利。

初始会谈开始了，我一直善于接收病人传达给我的非言语信息：病人的总体外貌会表明他的自我意象，还有他的声音，他的姿势以及他的步态。许多这些细小的线索串联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整体印象，以此为基础，可以预测随后可能会发生什么。直到现在，这个方法与大多数运用“深度心理学”——即主要考虑无意识材料的心理学——的治疗师是一致的。

荣格心理分析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需要分析师对自己以及自己的反应保持开放的态度。他们积极参与到分析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仅是观察者，甚至也不是参与性观察者，而是要积极地参与到共同努力的过程中。对病人的接纳持续存在——正像此刻一样，对病人所有叙述的、促使他们接受治疗的情境细节予以接纳。治疗师要聚精会神地听，以便去理解病人所述为何，以及言语背后的感受。还要不断地与病人确认以确保理解了其原本的意思。分析师倾听并评估问题的性质，评估病人进行治疗或者分析的动机和能力。

到此刻为止，我差不多交替使用“治疗”（therapy）、“分析取向的治疗”（analytically oriented therapy）以及“心理分析”（analysis）这些术语。治疗，是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的简称，指的是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使用心理技术治疗心理障碍或失调”。心理分析是一种具体形式的心理治疗，它在传统的心理分析框架中运用自由联想方法，主要对梦、幻想、视象（visions）、创造性产品等无意识材料进行处理。分析师基于自己对无意识过程的理解运用某种方法，即便他可能都不会向病人解释这些无意识材料的意义。心理分析是一个尤其辩证的过程，分析师与接受分析者共同致力于获得对无意识材料的理解。

解释其实是来源于分析师的个人分析及分析训练的体验，来源于分析他人的经验。在荣格派心理分析的框架中，解释建立于对原型材料的熟知，分析师需要熟悉神话学、比较宗教学以及有助于理解各种关于集体无意识象征的其他领域。分析师解释的深入程度不仅十分依赖于分析师自己的背景，还取决于个案中呈现出的材料的性质，以及接受分析者处理这种有时极具张力之事的能力。有时象征根本不必解释，只需“按照其原本的样子”（as is）被接受，注意它们唤起了什么，或基于同样的心态去观察。分析师在刚开始的大部分时候要保留这种解释，等等看那些涌现于病人意识层面的内容对病人有何影响，以及病人对这些自发呈现的材料有何反应——所以，分析师并不“指导”（direct）这个过程，重要的是让无意识自己来表达。

在起初几次探索性面谈中，有两件事情需要特别留意。第一件事涉及病人对他或她自己在分析中的角色的理解，第二件事涉及对于分析师角色的理解。病人要意识到他们为何来接受心理分析：他们发现自己陷入某种看似无法解决的冲突情境之中，这种矛盾是他们所持的意识态度与无意识因素之间的冲突，这些无意识因素干扰了他们意识态度对应的意图的实现。他们也要知道，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让自己更容易获得任何涌现的无意识材料，并且要尽量坦诚地面对它。关于无意识材料，我想解释一下，我指的是梦、幻想以及思想与行为的其他形式，它们似乎都不是源自我们自己的意志或者意识——这些东西好像在我们的计划和愿望中偶然出现过，阻止我们达成愿望。我们必须明白，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冲突无法通过分析师的建议得到解决，甚至通过病人的合作意愿也无法解决这个冲突，唯有当病人尽力去理解这些呈现的无意识材料，并且，在离开咨询室之后，依然可以将分析所获得的洞见带到日常生活之中才可以。

第二件需要讨论的事情是分析师的态度。因为病人认同他们自己的意识态度，所以分析师有时可能有必要站在无意识一边，作为无意识的支持者。这意味着分析师有责任帮助病人去发现那些长久被压抑在无意识中的材料，或者还未进入意识领域、躲藏于所有目的意图之下的潜在性材料。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分析师的角色变成了病人意识态度的对手。

从一开始，我就让接受分析者明了：“那些你从前回避的生命中的黑暗、丑陋以及低俗部分，现在你可以直面它们，因为这些内容至今一直都不能被你所接受，你内在的某些东西会尽其所能地阻碍它们的暴露。对于这些至今仍潜伏于无意识并积极发展的倾向而言，它们反叛性的特点可以干扰你现在持有的既定模式，因此你也会去抵抗它们。”

起初，接受分析者会说：“我明白，我会通过所有这些考验。”但事实上，大部分接受分析者并未理解我意为何，当开始这个历程，他们会用尽浑身解数进行抵抗。我依然会提醒他们可能遇到的阻抗。在随后的分析中，当他们杀出重围，他们可能会说：“现在我明白你说的阻抗的意思了，原来之前我并未真正理解。”知晓何为真实（real）的唯一可能路径，首先是发现何为虚幻（unreal）。

有时，新的接受分析者在初始面谈时会带来一个梦；有时，这第一个梦直到首次面谈之后或者数次面谈之后才出现。初始梦具有重要意义，这并不稀奇，它可能反映病人的情况，不然就是对于分析或者分析师的感受。

吉娜（Gina），一位年轻的女性，罗马天主教徒，在绝境中寻求心理分析。她已经有五个月的身孕，孩子的父亲是她的第一个男人，他无意娶她。她是那种看起来理想中的妻子和母亲，但是各种条件皆不成熟，她责怪自己的鲁莽，没有做好避孕措施。然而她肯定地说道，粗心大意的罪行已经够了，她不愿再通过堕胎增加自己的内疚。她会把孩子生下来，她想要找到面对这一切的态度，以便与她对生活意义的理解相一致。她也不允许对自己负有责任的一个生命——她的第一胎——加以否定。吉娜在第一次会面时带来了这样一个梦：我正想着过来找你。我有一个向导，她说你会做各种怪异之事。她说你曾让一位女士将她的车扔进水里，还告诉另外一位女士跳进冰冷的湖水之中，让她游过对岸。

这个梦反映出吉娜对于分析过程的恐惧。分析对她而言是神秘玄妙的，她预计分析会有很多要求，而这对她而言极其困难，很难达成。在对这个梦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我问她，车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她的车是她最值钱的财产，她非常努力地工作才买了车。这辆车也是她乐趣的极大来源。当我进一步追问，得知这辆车也是她和她的那位朋友发生性关系的地方。因而，显然，这车代表了她认为被滥用的财产（性快感），因此要被牺牲。她所有的内疚都围绕着这种痛苦的领悟。她的内疚感也导致她将自己的柔情收回，从而对这个世界变得有点儿铁石心肠。面对她预料之中亲戚朋友的态度时，这是可以理解的。

梦中的第二位女士对她而言代表着她正体验着的情绪敏感性的缺乏。“仿佛我所有的感受通道都已关闭，对任何人都心如死灰，漠不关心。但是我仍怀念我的感受，尽管它们令我感到痛苦，我还是希望可以找回它们。”她说，跳入冰水可能足以令她为之一振，让她可以重新获得“感受性”。她觉得分析师会这样要求她，心理分析则可能正如那冰水。这个梦表明了她的态度：需要做出牺牲，也需要进行冒险，期望会再一次完整地获得她的感受性。

在这个初始梦中，也显现了“移情”的开始。吉娜与分析师的无意识关系开启了她的分析历程，她将分析师视作一个严厉的监工。因为她原来并未见到过我，因而这些预期源自她自身；这反映了她自己未解决的冲突、无意识的情绪和关系问题。在进入一段新的紧密关系之际，它们都被激活了。移情意味着源于它处的情感转移或者重新导向分析关系。因而分析中遇到的态度以及行为，承载着更多的情绪能量，似乎比要探索的情境多出许多。因为在分析性对话的背后，蕴藏着病人的生活史，还有整体人格、冲突以及与之相关的感受。个体的种种经历，以及更为广阔的、生活经历的发生基础，即人格的原型性基础，都注入分析情境，需要加以面对。这一进程大部分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但是当它引起感受和情绪时，就意识化了。

我重提与吉娜的第一次治疗，不仅是因为这次治疗包含一个重要的初始梦，反映了甚至在分析开始之前移情就已呈现，而且还因为分析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以一种极其戏剧化的方式进入这个案例。这关乎分析师对病人的态度，正如移情一样，这种态度具有强烈的无意识面向。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这个术语用来描述分析师主观体验到的分析师与接受分析者之间的无意识关系。

以下是吉娜这个案例中的一些反移情因素。我第一眼见到她时有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吉娜青春依然，有着一头棕色的长发，黑黑的眼睛，戴着时髦的眼镜，这令我苦恼地想起我唯一的女儿，几个月前她刚刚过世，犹如还在眼前一般。我的女儿过世之前刚刚新婚燕尔，还没有孩子，因而我想要有个外孙的愿望也一并破灭了。现在吉娜过来，想要决定是否留下肚子里的孩子，好似给了我沉重一击。我感到有一个决定在我内心升腾，就是不论发生什么，她都不应该放弃这?孩子。因为我与自己的无意识足够接近，我能感到我内在的“虎妈”正在苏醒。尽管我一直在倾听吉娜诉说，而且同她交流，但是我一直在处理我自己无意识的骚动。

这让我想起在我接受心理分析培训时、我自己接受分析时所学到的东西，以及随后在督导下进行工作的第一批案例。像所有新手一样，我异常急切地渴望获得成功的开局，而且我倾向于非常积极地主导分析的进程，而非温和地引导这个进程。我的训练分析师曾温和地设法阻止我，但是无济于事，有一天她令我震惊地说道：“你就不想病人好转！”

起初我并不这样认为，无疑，我也不理解她是什么意思。但是我逐渐领会了，我开始能够明白，如果我将自己的那种想法付诸行动来治愈病人，那我正是将自己抬高到了奇迹创造者的位置。为了使我自己满意，为了成功的快乐，也可能为了获得我的培训师的认同，我才这样做。我自己的需要才是第一位的，病人的需要则退居其次了。但是，治愈的可能存在于病人的心灵深处，也正是分离或者分裂存在之处。荣格教导我们，心灵（psyche）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产生神经症以及将神经症转化为建设性运行态度的所有因素，都包含在心灵之内了。作为分析师，如果我用自己的想法来强制引导分析发展的方向，强制产生结果，那么我就损害了病人心灵潜在的统一性。我的任务是将自己作为一个工具，帮助病人厘清她的困境，帮助她学会解释她的无意识作品。我的任务不是使用我自己的问题污染分析进程。正因如此，我需要不断地觉察到自己的需要以及偏见。

分析心理学中的移情与反移情（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这一对问题，在分析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对此，分析心理学家与其他流派的分析师持完全一致的观点。荣格曾在“移情心理学”中阐明：“几乎所有需要长期治疗的案例都会围绕移情现象进行，而且治疗的成功或失败从根本上与此密切相关。”

荣格派分析移情的属性会随着分析风格的发展而发展，分析师的个性对此影响尤为深远。很久之前，荣格就“将分析搬离躺椅”，这既有象征层面的意义，也有其他意义。“病人躺在躺椅上，分析师坐在病人后面，这意图非常明确，即意欲建立一种尽可能（我并不认为事实上有多么尽力）不带个人色彩的‘客观的’分析师形象。而这也明显形成了分析师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一位荣格派评论家对躺椅技术如此说道8。在荣格派分析中，分析师与接受分析者在同一水平面对面而坐。这给予分析情境更大的灵活性，也令两个参与者的交流变得更为积极主动。作为分析师，我被暴露在接受分析者面前，而且，我也主动将自己暴露于接受分析者观察与审视的视角之中。这将我们直接置于同一水平，因而我们是这种相互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于反移情，荣格曾如此警告分析师：

即便最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都会一再发觉，他会卷入一种密切关系，卷入一种基于相互的无意识的结合之中。尽管他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关于丛集原型的所有必备知识，但是最终他会发现，其实还有很多学术知识之外、他连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存在。每个需要进行深入治疗的新案例都是一种开拓工作，每次沿袭例行程序的尝试都会走入死胡同。因而更高层次的心理治疗是一种极为严苛的工作，有时需要面对的任务不仅只挑战我们的理解力或共情力，而是挑战我们整个人。医生倾向于要求他的病人要不遗余力，但是他必须意识到，只有他觉察到他自己也需要倾尽全力，这种要求才会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