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风险的评估与管理：一种合作式的方法 - 北京万千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基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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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风险的评估与管理：一种合作式的方法

DBT创始人玛莎·莱恩汉做序推荐！杨丽教授带队翻译，黄悦勤、肖水源、徐广明、徐凯文等推荐！

作者：（美）大卫·A. 乔布斯（David A. Jobes）

译者：李凌，刘新春等译；杨丽审校

定价：72.00

咨询与治疗，危机干预

出版信息
内容简介
推荐
著译者介绍
序言
目录
书摘

出版信息

出版日期：2020年8月1日

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ISBN：9787518428809

装帧：平装

页码：296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内容简介
本书的作者大卫·A. 乔布斯（David A. Jobes）是自杀干预领域的权威和专家。他在书里介绍了一种自杀干预的临床框架，即自杀的合作式评估与管理（CAMS）。本书详细描述了CAMS的基本理念和使用方法（包括所涉及量表的使用与编码）。

CAMS在《自杀状态问卷》（SSF）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在SSF的引导下展开工作。CAMS有几个鲜明的特点，包括：聚焦于自杀议题（而不是心理障碍）；了解引起患者自杀意念的问题，针对性地进行治疗；可以让患者在门诊接受干预而不必住院；用稳定化计划取代不自杀协议；与患者的自杀倾向共情，采取协作的方式而非指导式的。已有证据表明，CAMS可以结合不同流派使用，并能成功地应用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临床情境。
推荐
　　自杀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社会议题，需要进行持续且深入的科学研究和探索。乔布斯（Jobes）教授在这本书中详细介绍了“自杀的合作式评估与管理”这一干预框架的主要内容和操作流程，为临床心理学专业人员、自杀干预预防人员和精神科医生对于自杀行为的深入理解、正确评估直至有效干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黄悦勤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社会精神病学
　　　　与行为医学研究室主任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病人的自杀危险性是基层卫生机构、临床各科（特别是精神科、神经内科、肿瘤科、急诊医学科等）需要处理的常见问题，但临床工作者常常不能对这个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本书作者在多年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杀的合作式评估与管理”模式，强调患者和临床工作者形成同盟，合作评估和处理病人的自杀危险性，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经研究证明能够有效地治疗患者的自杀意念，预防自杀行为的发生。中文版翻译准确、流畅，可读性强，相信我国广大的临床工作者、医学生都能从中获益。
　　——肖水源
　　　　中南大学教授
　　　　国际自杀预防学会会士

　　杨丽老师和她的团队翻译的《自杀风险的评估与管理》对提高国内临床工作者对自杀行为的理解及干预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期待杨丽老师带领她的团队继续进行探索，通过临床干预研究，进一步完善“自杀的合作式评估与管理”，并发展和探索中国化的自杀干预技术，为自杀行为的有效干预做出更多贡献。
　　——徐广明
　　　　天津市安定医院副院长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真正严肃的心理健康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自杀预测是否准确，危机干预是否有效，答案都非常清晰和真实。无论是私人执业，还是在学校、企业等机构中提供心理健康服务，都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来访者可能存在“空心病”。对长期的、慢性自杀风险的评估和即时的、急性的自杀风险评估已经越来越成为心理咨询中的重要议题，而本书为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师等心理健康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在美国应用最为广泛和有效的自杀风险评估工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期待在向西方学者、同道学习的同时，中国的同道们一起发展出更好的自杀评估与干预的理论和技术。
　　——徐凯文
　　　　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师
　　　　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总督导
作译者序
作者介绍

大卫·A. 乔布斯（David A. Jobes）
哲学博士，美国自杀学会前主席，美国职业心理学委员会成员，美国天主教大学心理学教授及临床训练副主任，美国军事卫生服务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兼职教授，美国自杀预防基金的科学委员和公共政策委员会成员。近30年来，他致力于自杀学研究，在该领域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并定期开展专业培训。曾被授予玛莎·莱恩汉（Marsha　Linehan）奖等多种荣誉。

审校者与主译者介绍

杨　丽
教授，注册督导师，天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和危机干预总督导，天津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所长，天津市自杀心理与行为研究实验室负责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委会委员，精神分析专委会委员，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委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委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自杀的心理机制、干预技术和干预策略。

李　凌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201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任高校心理健康教师，应用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实践、教学、研究、翻译等工作。

刘新春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1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获硕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临床心理学，包括自杀风险的识别与干预、亲密关系（亲密伴侣暴力）。
序言
我对自己的职业认同一向是临床工作者–研究者（clinician-researcher）。在我看来，我们与研究型临床工作者（research clinician）拥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多年来，在CAMS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有临床工作者向我反馈说，CAMS让心理健康照护各个领域的从业者感到“有意义”。CAMS绝不是一种与自杀患者进行临床工作的“象牙塔”式方法。我一向认为最佳的临床研究应该直接指导临床实践且具有临床意义，但我同样坚定地相信科学，并强调通过实证研究验证某种临床直觉认为有意义的方法确实有效（且不造成伤害）。
在上述思考的基础上，作为一名临床工作者以及一名临床型研究者，30余年来我专注于自杀心理的研究。本书阐述了我通过深入研究所得到的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我越来越坚定地相信，大多数求助心理健康临床工作者的自杀患者实际上并不想死。相反，他们只是受困于内心的挣扎，除了自杀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如果我们理解这种心理，而患者也能明白并感受到我们的理解，我们就已经走上了可能拯救生命的道路。
在本书的第1版中，我力图展示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来演示CAMS的使用。我想要说服读者，这个方法虽然新，但很有价值，值得他们考虑。可是为了案例写作，我不得不在一些关键的（而且是有争议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包括：（1）将自杀作为恰当的治疗焦点（而不是聚焦于心理障碍）；（2）让自杀患者接受不住院治疗的好处；（3）各种版本的稳定化计划相对于不自杀协议或安全承诺的优势；（4）与自杀倾向共情以及合作对治疗成功的重要性；（5）针对患者界定的引发自杀风险的问题进行治疗，在此过程中患者扮演着重要的伙伴角色。在本书第1版出版之后的10年间，上述许多问题都获得了业内的关注。虽然如此，我仍然常常遇到一些临床工作者对这些观点或是感到惊讶，或是仍有几分保留，或是全然拒绝。由此我意识到，要改变大家熟悉的临床实践方式非常困难。
CAMS的设计从根本上是通过给患者赋权，来为临床工作者赋权。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决心发展一种有效的方法来帮助自杀患者努力生活下去，以免他们被迫选择死亡这一不可逆转的方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必须找到方法尽可能建立良好的治疗联盟，同时激发患者的治疗动机。CAMS的各个主要部分都意在最大限度地发挥治疗联盟的作用，同时增强患者的动机和自主性。
在过去25年间，CAMS（以及SSF）的使用已经在改变与自杀患者的实践工作了。尽管如此，如果真正想要使用CAMS或其他任何经过重复验证的循证方法（如预防自杀的辩证行为治疗或认知疗法，本书对这两种疗法皆有讨论），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仍然感到担忧的是，专门针对自杀开展的且被科学研究证实有效的临床实践少之又少。对于挽救生命的临床工作而言，这样的现状是不能被接受的。为寻求改变，实践者需要使用经证实能够有效治疗自杀倾向原因的方法，以此减少自杀问题。
对于患者的自杀问题，仅仅做到理解可能并不足以从临床上预防自杀，但这是挽救生命的一个很好的起点。除了理解以外，一个基本的要求是有效地管理自杀风险，这既包括在临床上管理患者的自杀风险，也包括管理心理健康临床工作者自身的状态。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文化中，自杀都是复杂的、有争议的、神秘的、令人恐惧的、让人好奇的、具有诱惑力的、骇人听闻的。任何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宗教和群体都不能对自杀免疫。此外，如果生存状况变得非常恶劣，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在遭受痛苦时不会想到自杀。在临床工作者的职业生涯中，我们不能从根本上保证自己永远不会遇到或被迫治疗自杀风险。自杀无所不在，它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新闻、文化、电影和文学作品中，也存在于我们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自杀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它根本无法被否认或避免。
自杀的普遍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恐惧和焦虑，不仅对自杀患者及其家属是如此，对临床工作者也是如此。面对这种恐惧时，我们必须聚焦于我们的需要。在对自杀风险进行临床工作时，这种需要可以归结为尽可能提供最佳的照护，它也许无法挽救所有人，但能让大多数人做出重大改变。结束自己生命的举动对于一个人而言意义极为重大，当一个人想要这样做时，我们必须坚定信心，持续不断地对自杀风险的原因进行评估、理解、追踪和治疗。
我希望本书以及书中所阐述的方法能够帮助临床工作者有效地管理这个让人焦虑的临床难题。我们的自杀患者通常是陷入绝望的人，他们忍受着恶劣的生存状况，内心充满了不确定、恐惧、痛苦和无望感。然而，如果他们仍然来见我们，那么就还有希望。本书的要旨就是如何煽起希望的火苗，这是挽救自杀患者的临床工作的核心。
目录
译者序
中文版序
序
前言
致谢

第1章　自杀的合作式评估与管理（CAMS）
　　　 CAMS的基本理念
　　　 CAMS是聚焦于自杀的治疗框架
　　　心理健康服务现状

第2章　SSF和CAMS的演变
　　　 SSF概述
　　　 SSF评估和治疗计划的制订（初始会谈）
　　　 SSF的追踪与更新（中期会谈）
　　　 SSF的结果与处置（最终会谈）
　　　 CAMS的演变
　　　本章小结

第3章　临床照护体系及CAMS的最佳使用
　　　第1步：制订政策和程序
　　　第2步：找到可靠的方法尽早识别自杀风险
　　　第3步：寻求临床指导
　　　第4步：使用专门针对自杀的文档记录
　　　 CAMS的最佳使用
　　　使用CAMS前的准备
　　　本章小结

第4章　CAMS风险评估
　　　 CAMS风险评估的分步说明
　　　个案示例：比尔自杀风险的总体阐述
　　　本章小结

第5章　CAMS治疗计划
　　　 CAMS治疗计划概述
　　　填写SSF的C部分
　　　自我伤害简述
　　　完成SSF的D部分：HIPAA页
　　　个案示例：比尔在首次会谈中的治疗计划
　　　本章小结

第6章　CAMS中期会谈
　　　 CAMS中期会谈概述
　　　针对自杀驱动力展开治疗
　　　个案示例：比尔的CAMS中期照护
　　　本章小结

第7章　CAMS临床结果与处置
　　　 CAMS临床结果与处置概述
　　　 CAMS的自杀追踪结果：程序上的注意事项
　　　危机后的生活：生存经验
　　　本章小结

第8章　用CAMS降低治疗不当风险
　　　治疗不当概述
　　　预见性的重要性
　　　治疗计划的重要性
　　　临床跟进的重要性
　　　本章小结

第9章　CAMS的改编和未来发展
　　　 CAMS框架结构的改编
　　　 CAMS的未来发展
　　　本章小结

后记
附录A　《自杀状态问卷-4》（SSF-4）
附录B　CAMS核心评估量表的编码手册
附录C　SSF生存理由与死亡理由编码手册
附录D　SSF“一件事反应”编码手册
附录E　CAMS治疗工作清单
附录F　《CAMS评定量表》
附录G　关于CAMS的常见问题
附录H　填写CAMS
参考文献
摘要
第1章
自杀的合作式评估与管理（CAMS）
在当代医疗模式下针对自杀开展临床干预

比尔是一位中年男性白人，他来到一家私人执业的心理门诊寻求治疗。比尔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建筑师，经营着一家大公司。他和妻子凯西结婚30年，育有4名子女，子女们都非常优秀。尽管在生活中非常成功，但比尔仍然述说了一连串的心理问题史，包括抑郁、焦虑、间断性的失眠，还有好几段酗酒的经历。他又进一步谈到近来婚姻上的困境，并说自己的生活“漫无目的”。在此之前，比尔曾两度寻求心理健康服务，但每次都在几次治疗之后脱落。这次治疗开始前，比尔在等候室中完成了一份筛查问卷，他表现出与压力、抑郁和焦虑等相关的多种症状。在有关自杀观念的一个筛查条目上，比尔选择了“频繁地”产生结束自己生命的念头。临床工作者所不知道的是，比尔酷爱枪支，并在家中有大量收藏。他已经挑中了自己“最喜爱”的手枪准备用于自杀。除此以外，比尔已经料理好了一切，并且给妻子和几个孩子写下了遗书。
比尔的情况给当下从事临床实践的心理健康临床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挑战。不管从人口统计学上，还是从诊断上，比尔都具有美国自杀死亡者的一般特点（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2014）。考虑到比尔的精神症状群，还有心理健康治疗依从性差的历史，以及手枪这一唾手可得的自杀工具，他的潜在风险在客观上非常高，这很令人担忧。此外，比尔的妻子凯西是一名出庭律师，而给律师配偶做治疗的临床工作者都会担心，患者一旦结束生命，就可能引来治疗不当的法律诉讼。
鉴于以上原因，可以说大多数心理健康临床工作者（无论何种专业训练背景和理论取向）在遇到比尔这样的患者时，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担忧。在治疗如此具有临床挑战性的个案时，一些临床工作者可能会非常恐惧，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缺乏足够的能力去治疗潜在致命性如此高的患者。在我坐下来与比尔开始第1次治疗时，我也确实为他感到担忧和焦虑。作为一名一直研究自杀的学者，我很快意识到，他的自杀风险在客观上非常高。但随后我的担忧和焦虑减轻了，这是因为我知道我所掌握的治疗方法确实有可能挽救他的生命。
* * *
30多年前当我开始从事心理健康工作时，以比尔这样的临床表现，他会被要求立即去精神卫生机构接受住院治疗，即使他不一定有“明确且危急”的危险。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样的精神科住院治疗可能长达几周；如果保险特别优厚，则可能长达几个月。（在某些情况下，当时的住院治疗有时可长达几年！）而现在，比尔这样的患者（毫无疑问，他们令人担忧和不安）可能因为“自杀风险不够高”而无法通过保险公司的鉴定，因而无法获准住院治疗。一些保险公司既要求“明确且危急”的风险，还要具有实际上的自杀尝试，在两者都符合的情况下才允许患者接受住院治疗。况且，如今这样的住院治疗一般只有7~8天（Stranges, Levit, Stocks, & Santora, 2011），有些甚至只有24~48小时。此外，如今在大多数住院机构中，常规的“治疗”可能只是开一些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也许还包括某些侧重心理教育的短期小组（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 2014）。这与之前的情况相去甚远，那时候，常规的精神科住院治疗包括个体心理治疗、小组治疗、各种活动治疗、心理测验，以及全面的病情检查，这些都包括在照护的标准范围之内。
那么，面对比尔这样令人却步的个案，我们该如何继续呢？经过仔细思考，该个案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要素。首先，尽管比尔相当痛苦，并且客观上有多项自杀风险因素，但无论如何他仍然活着。其次，尽管比尔寻求心理健康服务的经历很糟糕，但显而易见的是他又在向一位心理健康临床工作者寻求治疗。事实上，这次为比尔做治疗的临床心理学家善于运用一种专门针对自杀的方法，即自杀的合作式评估与管理（Collaborative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Suicidality，简称CAMS），本书将对这种循证的干预方法进行介绍。
在第1章中，我们对CAMS的理解将从3个统领性的重要概念开始，它们直接影响到CAMS的有效使用。我们将首先探索CAMS的理念，而后审视其临床框架，最后讨论如何在当下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下运用CAMS。
CAMS的基本理念
CAMS首先是一种临床治疗的基本理念，这一点我已在其他文献中与一些重要的研究合作者一起深入论述过（Jobes, Comtois, Brenner, & Gutierrez, 2011; Jobes, Comtois, Brenner, Gutierrez, & O’Connor, 2016）。在处理自杀风险时，坚持特定的理念导向，是CAMS成功的坚实基础。CAMS处理自杀风险的方法，在许多方面都明显不同于传统的临床实践，包括如何对自杀风险患者进行理解、临床评估和治疗等问题。CAMS治疗自杀风险患者的基本理念有如下关键特征。
与自杀状态共情
2001年，以色列·奥巴赫（Israel Orbach）在自杀学领域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其核心议题是与自杀的愿望共情。奥巴赫和我是埃希团体（Aeschi Group）的发起人，该团体由一群临床工作者–研究者组成，我们对处理自杀风险的传统临床方式感到不满，其中包括诊断上的还原主义，即优先重视精神疾病，而不是从现象学上理解自杀状态（Michel et al., 2002）。埃希团体的成员有意识地努力指引新的方向，他们倡导用一种共情的、叙事的、非强制性的方式与自杀患者工作。该导向的核心原则是：临床工作者必须以共情的、不评价的态度，真正倾听患者关于自杀的故事。正如我多年来所阐述的那样（Jobes, 1995a, 2000, 2012），与自杀患者开展的临床工作常常会陷入患者与医生之间相互对抗的动力关系之中。埃希团体的成员迫切地感到，需要提出一系列可用的方法，以便在自杀风险出现时建立治疗同盟，我们为此出版了一部专著（Michel & Jobes, 2010）。玛莎·莱恩汉（Marsha Linehan）曾经告诉我，整个心理健康体系对有自杀倾向的患者普遍存在一种羞辱和责怪态度，这是不专业的。根据我的经验，现实情况确实如此，在急诊室尤为严重。一次，我的一个患者因服药过量被送到医院急诊室，我陪伴她直到深夜。她被绑在医院用来运送患者的轮床上等着接受炭疗法。我们无意中听到她的急诊护士对同事说：“真是的，又是服药过量。我们什么时候能去治疗真正的患者！”她的话让我们俩都非常震惊。在CAMS中，我们从不羞辱或责怪患者，我们满怀尊敬地努力进入自杀患者的内心世界，并从一种共情的、不评价的、内在主体性的视角，对自杀痛苦进行现象学理解。
合作
合作可能是成功的CAMS导向的临床照护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成分。合作使评估过程具有很强的互动性，我们还会直接邀请患者参与制订治疗计划。此外，每次CAMS会谈中，有关治疗的哪些部分起到了作用、哪些没有作用，治疗师都会主动听取患者的反馈和感受。CAMS中的所有评估工作和治疗活动都是合作式进行的。实施评估时，我们从不打断或说服患者；相反，我们努力利用一切机会鼓励患者表达，引导他们投入治疗。在制订治疗计划时，我们主动使患者参与其中，并告诉患者，他们是治疗计划的“共同作者”。根据心理治疗的研究文献，治疗同盟的质量对所有积极的临床结果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Horvath & Symonds, 1991）。为了建立治疗同盟，CAMS在照护的过程中始终强调合作性和互动性。从开始到中期，直至结束，合作是贯穿整个治疗过程的关键。
真诚
CAMS的最后一项基本治疗理念是真诚坦率。对于任何一个在生死之间摇摆不定的患者，为其进行治疗时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坦率地、充满尊重地如实说出，患者的自杀风险会引发的全部状况。临床上，对自杀风险的真诚从周全的知情同意开始（Jobes, Rudd, Overholser, & Joiner, 2008; Rudd et al., 2009）。常常令自杀患者感到挣扎的问题包括控制、信任、背叛、强制、公民自由、羞辱和责怪，以及令人绝望的家长式治疗风格等，因此，我会向自杀患者提出如下形式的知情同意：
“谈到自杀，首先让我们实话实说，你当然可以杀死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我或任何其他人能做的都微乎其微。坦诚地说，这是你的生活，最终由你来决定是否活下去。但是站在临床工作者的立场上，我面临一个两难困境，因为国家法律和临床照护标准对我有要求，如果你表现出‘明确且危急’的自杀风险，我不能允许你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可能会造成你的个人自主性和我的专业职责之间产生严重的冲突，这意味着不得已时，我可能会把你送去住院，即使是在违背你意愿的情况下。尽管我不希望我的任何一个患者死于自杀，但我仍然理解一些人没有其他办法来应对自己的处境。在美国，平均每天有100多人死于自杀，而他们之中有30%的人是在接受心理健康服务期间自杀的。因此我不会幻想心理健康服务一定能救你的命。因此，我们最好不要争论你是否可以自杀，但是我会拿出一套为拯救你的生命而设计的循证治疗方法。研究显示，想要自杀的人在接受这种治疗后，大部分会在3个月之内见到效果。那么为什么不试试呢？这对你而言有益无害。晚些时候，等结束治疗之后，你当然还是可以结束生命。这是你的生活，由你来决定活着和死去哪个更合适。但是话说回来，你又何必着急呢？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最后我想说，如果自杀真的是解决你当前处境的最好办法，那么为什么你会来到我这里？也许你还不到死的时候？”
也许这么说过于挑衅？一些心理健康临床工作者确实这样认为。当我将这份针对自杀的知情同意介绍给心理健康临床工作者时，我常常得到众多的惊讶和质疑，有时甚至普通听众也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一些人认为，我在引诱患者结束自己的生命。另一些人则因为我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影响和控制能力有限，而感到不舒服。还有一些人，反对我承认患者可以在治疗结束后自杀。当这样的反对意见出现时，我会鼓励听众停下来反思，让他们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真正想要自杀的患者。然后我会将知情同意的内容再念一遍。通常，大多数临床工作者这时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们无法通过强制、威胁，或要求住院来阻止患者自杀。根据我的经验，这样的知情同意确实能让自杀患者感到舒服和安心，使患者不那么倾向于把我看作潜在的对手，而更容易将我看作同盟伙伴。我放弃了凌驾于患者之上去操纵和控制患者的幻觉，而选择了和患者在一起，从而在实际上获得了更多的信任和影响力。尽管我清楚自己的专业职责，但还是提出了可行的办法来避免对抗性的动力。此外，这一思路体现了诚实的美德，即绝对真实地承认目前对自杀风险照护的临床要求。在我读研究生时，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教授曾经告诉我，“真实性在心理治疗中被大大低估了。”多年来我完全同意她的看法。事实上，在临床工作中说实话和真诚透明已经成为CAMS治疗的基本理念，是符合伦理的、富有成效的临床实践所不可缺少的条件（Jobes,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