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家庭系统治疗或系统式家庭治疗（及所有追随其的事物）是基于一个看似“疯狂的”想法而出现的—不，就是很疯狂。20世纪50年代，莫瑞·鲍恩（Murray Bowen）及其团队试图治疗一种临床状况—精神分裂症，而无论是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师还是斯金纳派的行为主义者，都不能使之发生任何变化。他认为这个疾病是在家庭的情绪过程（或“系统”）中形成和维持的，只有改变家庭系统才能消除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幻觉、妄想等）。这就是所谓的疯狂的想法，它引发了一场运动，改革了治疗儿童、伴侣甚至个体（更别提家庭）的方式。
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于一般系统理论方面的著作指导了鲍恩（及随后的从业者）。反馈和稳态等想法让从业者得以摆脱严格的线性“因果”思维，将循环因果的概念带入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实践中，认为系统的每个成员都会影响其他成员，反之亦然。探索系统内的沟通、阻断有问题的互动以及创造合作性的解决方法，替代了以往寻找家庭问题“替罪羊”的做法。这些先驱采用的方法同样具有颠覆性，有的简直是用尽一切方法来打断家庭功能不良的过程并试图带来变化。从萨尔瓦多·米纽庆（Salvador Minuchin）观察厌食症的家庭一起进餐的情况，到卡尔·惠特克（Carl Whitaker）在伴侣争吵时假装睡着，到米兰小组在会谈间歇期给家庭打电话并将“仪式”作为作业布置给家庭，再到杰伊·海利（Jay Haley）给来访者开出“苦难”处方，或维琴尼亚·萨提亚（Virginia Satir）指挥家庭成员移动身体来更清晰地沟通或体验视角的变化，这些尝试都是在彻底地应用系统理论，以帮助处于痛苦中的家庭。这些临床工作者是创新的、勇敢的，有时甚至是反直觉的。尽管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他们的有些实践可能很稀奇古怪，甚至有些违背伦理。但其背后的原理均是在试图打破不健康的家庭系统运作，代之以更健康的系统运作。他们希望每个人都共同改变，而不仅只是改变某个个体。他们认为这需要大胆应用当今所有伴侣和家庭治疗背后的系统理论原理。
然而，当今许多伴侣和家庭治疗师并没有完全理解或接受赋予家庭治疗力量的系统式方法。可能有以下原因：首先，认知行为方法的兴起，强调个体思维凌驾于系统式沟通之上；其次，与此相关的循证运动的兴起，使研究系统式改变较个体改变（认知行为治疗做得很好）更困难；最后，“管理式医疗”的兴起，改变了保险公司支付从业者费用的方式，只报销个体会谈（基本取消了家庭治疗会谈的报销）。过去的25年中，这些运动彻底地改变了伴侣和家庭治疗师的培训和实践方式，使得家庭治疗方法失去了最初的系统焦点（及其力量）。同时，许多私人从业者和机构服务提供者发现他们经常面临家庭治疗、伴侣治疗或对养育及相关问题的某类治疗需求，而他们通常只能“即兴发挥”，努力把个体治疗模型运用到家庭系统工作中—这最终总是给临床工作者带来挫败，导致失败的结局。
本书面向想要了解家庭系统方法的历史影响和创新内容及其在当前问题情境中的应用的从业者和学生。本书将尽可能反映家庭系统方法的开创性元素及其在特定问题和人群中的应用。过去的某些方法也许不再适用今天的标准，作者针对重要问题，从各方面（利和弊）进行介绍，希望形成一个符合系统式变化初衷的、辩证的解决方法。
保罗·佩鲁索（Paul R. Peluso）
美国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市
2018年1月
摘要
对本书的需求
不忠治疗的隐秘之处
很多伴侣会去做伴侣治疗（有时不情不愿）。不幸的是，有效果的可能性不大。很多伴侣治疗师并没有接受过专门以不忠为主题的培训，在处理不忠的过程中，治疗师也容易感到不太自在。然而，不忠是伴侣前来治疗的最常见的原因，在这一现实的背景下，上述现状更加令人惊讶。这好比是找一位连普通感冒都不会治的医生看病，简直荒唐（Labrecque & Whisman，2018；Softas-Nall，Beadle，Newell，& Helm，2008；Whisman，Dixon，& Johnson，1997）。
这是为什么呢？首先，伴侣治疗师没有接受过专门理解或处理不忠的培训。尽管有相关报道，有包罗万象的书籍，却很少有专业伴侣治疗师真正知道要如何处理不忠。大部分伴侣治疗师从未得到任何相关培训，他们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通常以其治疗的伴侣为代价）。其次，很多治疗师没能恰当地利用伴侣的情绪反应。如果治疗师能恰当地利用个案发现不忠时释放出的原始情绪能量，就可以真正推进关系中的改变。不幸的是，很多伴侣治疗师认为这一情绪对关系是有破坏性和伤害性的，会尝试淡化它。矛盾之处在于，如果没有合理的引导，它真的会破坏关系。而如果浪费了这一能量，大多数关系会僵在原地（并把导致不忠的潜在问题掩盖起来）或在怀疑和不信任的重压下瓦解和破裂。
换句话说，遭遇不忠的伴侣感到自己迷失了，伴侣治疗师也有同感，最终伴侣会失去所有希望以及治愈的机会。
转机
本书关注处理不忠这一主题。对伴侣及临床工作者来说，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一主题日益突出，影响不断增加。从层出不穷的热点案例到明目张胆地帮助已婚人士发展不忠关系的网站（及其他），我们可以看出，不忠是伴侣间的首要问题，也是临床工作者最不善于处理的问题。研究者发现，如果治疗师能从系统的角度帮助来访者理解不忠的成因，准备预先计划的治疗方法，且能很好地将之传达给来访者，会带来更好的预后。本书采用家庭系统的方法介绍三步模型，为来访者提供了解释模型和治疗模型。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加以详细介绍，但首先，我们需要定义问题的范畴和所用的术语。
不忠发生率的统计数据
不忠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了解它的发生率吗？目前，有关伴侣双方出现不忠行为的统计数据呈现出很大差异。一些报告显示，25%~50%的个体报告存在婚外情（Starratt，Weekes-Shackelford，& Shackelford，2017；Weiser & Weigel，2015）。在恋爱人群中，70%女性及75%男性存在不忠行为（Shackelford & Buss，1997）。同性恋和双性恋群体的数据差异也很大。而有些所谓的“权威”数据也存在问题：首先，这些研究通常基于非常有限的方便取样（网络调查、治疗中的个体调查等）；其次，很多样本并非来自在一般人群中的随机抽样；最后，如果研究未采用匿名的方式，个体可能不愿意如实作答。因此，结果的可推广性很有限（Labrecque & Whitman，2017）。
大型的全国调查能提供最准确的信息。芝加哥大学开展的综合社会调查是一项多轮社会调查，他们从1972年开始，每两年在全美范围进行家庭抽样。每轮的参与者都是新的，代表普通成年人群（18岁及以上）的横断面数据，涵盖了一般健康问题到关系问题。Labrecque和Whisman（2017）查阅了从2000年到2016年的9轮调查结果—一共超过13000份问卷—研究了在16年中人们对婚外性行为的回答是否发生了变化。总体来说，每年有3%已婚个体报告发生过婚外性行为。伴侣间不忠行为的终生发生率为男性22%～25%，女性11%～15%。Tafoya和Spitzberg（2007）对50项研究进行荟萃分析，发现24%的女性及34%的男性有过婚外性行为。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趋势是，老年人不忠行为的发生率在增加。Williamson和Brimhall（2017）回顾了从1991年到2006年的综合社会调查（共15年的数据），发现在2008年发表的调查结果报告中，60岁以上人群不忠行为的终生发生率为28%。女性人群的升高更明显，从1991年的5%升高到2006年的15%。他们表示：
最近的统计数字显示，50岁及以上人群的离婚率翻倍。2010年的调查显示，50岁以上的配偶的离婚率为25%。尽管存在很多可能的解释，但许多学者猜测，不忠行为的增加可能是原因之一。
（Williamson & Brimhall，2017，p.233）
另外，他们提出，这些结果有4个可能的原因，包括伴侣间价值观和兴趣的变化、对疾病和其他躯体变化的适应、退休后失去认同，以及社会隔离和孤独。考虑到寿命的延长可能给关系带来了更多的压力（Peluso，Watts，& Parsons，2013），这些结果和解释有重大意义。
根据2013年的民意调查，绝大多数个体（91%）表示不忠行为是不道德的，说明不忠的个体面临沉重的社会压力。然而，综合社会调查显示，报告认为婚外性行为“通常是不正确的”的成人比例，从2000年的79.4%显著下降到2016年的75.8%（Labrecque & Whitman，2017）。同时，报告婚外性行为“仅在有些时候是不正确的”的应答者比例，自2000年的7.1%升高到2016年的8.7%，而认为“通常是没错的”和“没错”的比例保持不变（分别为11.8%和1.9%）。
因此，不忠行为的发生率和对不忠行为的观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忠行为的终生发生率和年发生率依旧保持相对稳定。大众对不忠行为的感知也有变化：人们通常认为不忠是错误的，但这种观点的绝对性似乎动摇了。最后，老年人群（60岁以上）不忠行为发生率似乎升高了，这肯定也有人性的原因。
不忠的定义
对不忠的定义有清晰共识的部分，也有分歧的部分。据Moller和Vossler（2015）所述，不忠定义的不一致是文献中不忠率差异巨大（低至1%高至86%）的最大原因。他们提出，研究者使用的定义通常分为以下三类：①发生性行为；②二人之外的性活动；③情感背叛。每类详细讨论如下。
发生性行为
一方面，这可能是不忠的定义中最具有自明性的，说它是不忠的核心也不为过。如果个体在关系外和另一个人发生性行为，即是不忠。但同时，有一些人可能会不同意这个定义。持开放性关系的伴侣只要遵守双方预先的约定，可能并不将关系外性行为视为不忠（Rasmussen & Kilgore，2007）。在有些同性伴侣（尤其是男性同性伴侣）中，通过协商规则以保障安全的开放性行为也很常见（Shernoff，2007）。简单来说，有些伴侣认为彼此忠诚和与他人发生性活动是相容的。实际上，社会背景和文化因素也起了作用。Moller和Vossler说：“性行为也许无助于理解不忠实际上对人们意味着什么”（2015，p.488）。因此，把不忠严格定义为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可能太过狭隘。
二人之外的性活动
如果前述不忠的定义过窄，将之拓宽到包含其他性活动（不包括插入性性行为）就产生了可能的连续谱。二人之外的性活动包括“在他人面前手淫、口交、进行性游戏、接吻、调情、参加脱衣舞会、看黄色内容、对配偶以外的人产生性幻想”（Moller & Vossler，2015，p. 488）。另外，互联网活动如网络性交、色情短信、网上调情和浏览网上色情内容带来了一类全新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这些活动不包括实质性性行为，因此与保持忠诚不冲突。另一些人却认为，其中一些或所有的这些活动—只要是发生于原本关系外的—是对关系的侵犯。如果伴侣双方观点相悖，关系就会出现问题。当一方发现另一方进行了他们认为的、违背忠诚关系的活动，还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时，共识的缺乏就会带来巨大的冲突。有时，被抓到在进行关系外性活动的人希望是真的“没什么大不了”，这样他们就不用承认自己做了错事；有时是“抓人”的一方想相信这一点，这样他们就不用去应对被“欺骗”的事实。最大的问题是，伴侣并没有明确或提前讨论这些观点。通常，性和性行为的问题会被掩盖起来，秘而不宣。因此，一方可能会秘密地进行这些活动（不管是去脱衣舞会还是看网上色情内容），而另一方并不知情。由此产生了第三个定义。
情感背叛
“情感背叛”是一个宽泛的术语，用来描述存在与关系外他人的重要情感联结，但（还）没演变为性关系（也许永远不会演变为性关系）。根据Moller和Vossler（2015）所述：
情感背叛体现为多种十分模糊的方式，包括“深刻的情感依恋”和“爱上他人”；感到“深深地联结”；对伴侣以外的他人有爱恋的情感、时间和注意的投入；分享亲密细节；倾诉对伴侣的抱怨。
共同的要素是关系的秘密性或情感联结深度的秘密性。通常伴侣是知道这段关系的，可能还认识这个人，但可能不知道他们之间联结的意义。伴侣如果发现了这种联结的意义，很可能会产生被背叛的感觉。这一定义的不足之处是它可能太宽泛了，任何有秘密性质的活动和关系都可能构成背叛。另一个顾虑是，这一术语及其含义可能被过度“稀释”，失去其重要性。而很多研究者和从业者乐于将不忠定义为违背伴侣规范、破坏伴侣合约及违反双方关于关系排他性共识的行为（Hertlein，Wetchler，& Pierch，2005）。
我的观点
我的经验是，这是个“旋转木马”一样的问题—你转了一圈又一圈，但得不到关于“什么是以及什么不是不忠”的完美答案。我更愿意把它想象成一个肿瘤（抱歉，我知道这是个唐突的比喻），有些肿瘤是良性的—细胞生长异常，但不会扩散或致命；有些肿瘤是恶性的—可能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且会致命。多数恶性肿瘤开始是良性的，但未被发现，后来才开始扩散。重点是，两种类型—良性和恶性—都需要引起关注：防止良性的恶化，防止恶性的致命。大家都承认肿瘤是严重的疾病（不管哪种类型），那么不忠—无论哪种类型，性或非性—都是对关系的严重威胁。
对伴侣治疗师来说，有两件事要小心。第一是不要被伴侣卷入三角关系中。卷入关于什么“是”或“不是”不忠的争论，这是会破坏治疗的“双输”临床情境之一。最好的策略（除非你有关于此的坚定立场）是让双方就此相互博弈，让他们自己决定该如何定义不忠，这可能是伴侣整体功能的绝佳诊断工具（比如：他们能公平争吵吗？他们有避免冲突，表面上一团和气，却把问题掩盖起来吗？等等）。第二个“陷阱”是伴侣指望治疗师当裁判，裁决什么行为在“界内”，什么在“界外”。这产生的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类似）是，治疗师会与其中一个伴侣结盟，不再是一个“中立的代理人”。得到“支持”的一方可能感觉自己是正当的，但另一方就会感觉治疗师不支持自己或治疗师是不可靠的，这意味着治疗不会有结果。发生这种情况时，治疗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因此，答案是什么呢？关键是把伴侣看成一个系统！这是本书的主题，将在第2章（及其后）进行更详细的介绍。
常见问题与关于不忠的误区和事实
在我们开始之前，有4个关于不忠的常见问题或误区有待澄清。
所有的不忠都一样（糟）吗？
现实中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不忠意味着一段关系或婚姻会立刻或自动结束。虽然很多关系在不忠发生后解体了，但研究显示，多数经历过不忠的关系仍继续维持。现实情况是，在很多关系中伴侣对性是满意的，但因为多种原因仍会追求外部关系。有些类型的不忠由个人问题（性瘾）导致，与伴侣做了什么无关，这需要专门的个体治疗。另外，还有一个误区是“不忠的关系必定预示存在着糟糕的性”。最重要的是，伴侣关系是否由于这段经历（和有益的伴侣治疗）而发生改变，以及促使不忠发生的潜在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详见第2章）。
谁应该因不忠被指责？不忠方、被不忠方还是“第三者”？
这实际上是个陷阱。事实上，对系统取向的治疗师来说，答案是“以上都是”。再次强调，从系统式视角来看，所有的人都有责任，但没人应该被指责，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第2章会就此详述。
与“第三者”的关系必须结束吗？
答案很复杂，是也不是。与“第三者”的关系不一定非要结束，根据伴侣的目标（他们是否在努力改善关系？他们是否拒绝为关系而努力？或者他们是否在试图结束关系？），也许存在有力的理由需要继续与“第三者”的关系。也可能存在有力的理由，使得与“第三者”的关系无法结束（这个人是不忠方的同事，而不忠方又不可能辞职）。然而，如果与“第三者”的关系没有彻底改变，治疗能帮到伴侣关系的希望不大。对有些伴侣来说，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能无法修复了，而不忠方与“第三者”之间则存在很深的情感依恋。也可能有现实的理由要与“第三者”保持关系（如果存在再婚的情况或有孩子需要共同抚养）。再次强调，这取决于不忠暴露之后伴侣关系的目标。
不忠后，关系能恢复如初吗？
经常有人问我：“在不忠发生后，婚姻真的还有救吗？”坦白说，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这取决于伴侣双方及其疗愈婚姻的意愿。不过，婚姻有可能在经历不忠后变得更坚固—骨折是最好的比方。这是个痛苦的创伤，让人失去部分功能，疗愈的过程也没那么简单。想想骨折以后要做什么：首先，要修正伤处—从错位的位置挪到合适的位置。这个过程会带来剧痛，但却是疗愈的开始；然后，需要把骨折处的肢体放在一个模具里固定住，这意味着你要做一些平时不会做的事情（可能要把伤处用塑料膜包起来才能洗澡；可能需要别人帮忙穿衣服等）。有些平时会做的事情不能做了（不能运动或从事重体力活动，活动受限等）。不过，如果可以恰当地复位骨头让其愈合，通常来说，发生过骨折的部位会比之前更坚固。我认为不忠发生时，关系也正是如此。
结论
本书试图讨论不忠这一主题和伴侣治疗师对此的治疗。特别之处在于，本书从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看待不忠，利用临床实践中的案例研究（尽管为了保密，隐去、修改或混合了关键信息）来阐明多个概念。另外，本书还包含了两个元素：公众人物或历史人物的案例和流行电影中的情节。请看下面这部电影案例。
电影《月球漫步》
1999年的电影《月球漫步》（A Walk on the Moon）讲述了一位中年家庭主妇珀尔的故事。珀尔有两个孩子（一个青春期的女儿，一个在上中学的儿子），丈夫马蒂是一名电视修理工。丈夫很爱珀尔，但工作很忙。他们住在纽约城里，夏天则会去纽约州北部的夏季营地避暑（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所在地附近）。平时，马蒂必须外出工作，因此常留珀尔和孩子及母亲在一起。珀尔17岁时就怀孕了，不得不立刻和马蒂结婚，她总觉得自己过早担上妻子和母亲的责任，错过了青春年华。
一位名叫沃克尔的女装销售员来到镇上，珀尔开始和他交往。一开始，沃克尔与珀尔搭讪，建议她不要一直穿家居服。这让她开始思考，如果没有结婚，自己的生活本可以是什么样子。当时，月球登陆创造了巨大的商机，马蒂天天待在城里工作，而珀尔与沃克尔则趁机发生了性关系。没过多久，珀尔决定结束这段关系，但沃克尔仍不愿放手。此时盛大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开幕了，马蒂没法按时到达夏季营地，于是珀尔和沃克尔一起参加了音乐节，他们的关系也随之继续。沃克尔邀请珀尔搬到加利福尼亚和他一起住，而她体验到了“自由（使用毒品及与沃克尔的婚外情）”，开始想象离开家庭后的生活。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马蒂发现珀尔的不忠后，她不能再继续维持婚外情了，必须在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和追随激情的梦想之间做出选择。最终，当沃克尔看到珀尔和家人孩子在一起的画面时，他们彼此都明白了，她是不可能跟他离开的。
这个电影抓住了一个常见的不忠的主题：幻想和自由的力量。不忠对人们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一次机会，让人们觉得可以从囚禁了他们的东西（即家庭生活和原本的关系）中挣脱出来。然而，就像珀尔的例子那样，许多人并不愿意支付“自由”的代价。电影的结尾暗示，马蒂和珀尔的关系可能更好了，因为她找到了方法，把自己的渴望和激情整合到与马蒂的关系中。这可能有点理想化（毕竟这是一部电影），但也可能是不忠给伴侣带来的转化。
最后，本书遵循三步模型解释和理解伴侣间的不忠。解释模型可以指导治疗，并帮助临床工作者通过必要的步骤重建伴侣间的信任。下章会介绍一般系统理论、不忠的系统式理解和三步模型。
家庭和伴侣治疗
010—65181109
购买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