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导既是一段发展过程，又是一段治疗过程。

　　督导师在督导他人的工作实践时，不仅要利用自己作为治疗师的经验，还要对他人如何学习、对组织机构因素如何影响治疗和督导有明确的理解。本书探讨了督导与教学、督导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并提供了相应指导。

　　对于想要成为精神分析取向或心理动力取向督导师的人，以及已经执业的督导师来说，本书是一本能够带来启发的著作。

      督导师需要经过大量的工作、修通内在议题，才能有效地处理“临床菱形”中的无意识过程。本书是中挪班督导组的制定教材，介绍了督导过程的本质。督导是一段关系，一段基于想要去理解“第三人的需求（即来访者）”的关系。在督导中，“来访者”的模样借由被督导者的表达而生成，由督导师通过与被督导者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的沟通交流来加以感受，治疗师需要具备与所使用的的治疗方法相关的理论体系和知识架构，以理解来访者，理解无意识沟通所带来的影响。同样，督导师亦需要督导理论的支持，持精神分析的态度，以使被督导者发展出对来访者的理解，发展“观察者自我”，抱持和平衡督导过程及督导关系中的三元广西，使督导双方觉察到关系中的无意识认同及互动。

得到这本从精神分析视角探讨督导的书，我非常高兴。本书作者均来自WPF咨询与心理治疗中心，是督导培训项目的研发及教学人员。该中心是英国最早认识到督导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要性的机构之一。“督导”这一概念的历史已为大众所熟知，它从培训精神分析师和分析心理学家的方法中演化发展而来。现在，人们已普遍认为，对于所有使用谈话疗法进行工作的专业人员来说，督导必不可少。

最初，治疗师的“个人体验师”会为其临床工作提供督导。直到1947年，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才决定应该由另一位“精神分析师”来督导治疗师的临床工作。这样做的原因是，精神分析师必须变得更加“实际”才能够教授并配合治疗师对来访者的临床治疗。但当时仍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趋势—将精神分析师理想化为“智慧之神”，所以有几位非常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对这种区分的做法持有异议。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治疗师的个人体验师最能理解治疗师的反移情。

尽管目前“督导”已经与“精神分析”明确区分，并成了一项单独的活动，但要使督导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认识到这门学科的复杂性，并对之展开研究、教学和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治疗工作的开始，精神分析师跟着直觉在走，而有些督导师在督导中所做的工作和精神分析师所做的完全相同，他们可能会一直保持沉默和克制，只有在被触动时才会做出诠释。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对这类督导展开研究、探讨或辩论，也错过了探索督导关系的动力及发现这些动力与治疗关系共鸣的绝佳时机。

如今，“督导”这门学科已经成熟。本书是精神分析督导在20世纪下半叶所形成的全部经验、思想和学习的总结，其临床效用显著。英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BACP）始终坚持，所有心理咨询师在执业过程中都必须接受督导。苏·惠勒（Sue Wheeler，2000）明确指出，尽管对督导的需求量非常大，但目前仍缺乏训练有素的督导师；尽管培养督导师的课程体系已经搭建起来了，但关于该培训课程的结构仍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之处。本书能够为所有涉及“督导关系的动力”的培训提供有用的指导，通过在最广泛意义上理解精神分析理论，来探索和建构督导培训。

尽管心理治疗师已清楚地认识到了督导的价值和重要性，但他们依旧倾向于持一个观点—在治疗师完成所需的所有培训后，接受督导就变成了一个“可选项”；当在这个行业中已成为“资深专业人士”时，督导就完全可以取消了。古根布尔·克雷格（Guggenbuhl Craig，1971）的名言描述了资深心理治疗师或精神分析师的困境：“他们无法向别人寻求督导，因为他们要么认识周围所有人，要么比这些人更加资深”。这一观点暗示了一种“教师—学生”的督导模式。本书在很多方面都指出，督导可能是一种非常不同寻常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致力于寻找“来访者是如何影响咨访间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找出“在治疗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把治疗师变身为督导师的这份工作复杂而迷人，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疗师的内在性格。同样，督导师的性格也必然在这一过程中影响重大。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章节里会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些自我暴露—不仅仅包括我所要描述的治疗师接受的督导，还包括我自己及所秉持的独特理论体系及哲学立场。在对从事心理健康领域工作的人的性格调查中（Banks，1997），我发现这一行业往往对那些有治愈冲动性格的人更有吸引力。这种性格倾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通过认同对受伤者产生同理心；对全能自恋的需求；反向形成；利用工作作为来访者过渡性客体；努力解决俄狄浦斯冲突；以及将在本章节中详细阐述的其他特征。除了治疗师和督导师这两个重要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存在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经历了移情与反移情的发展。

能够与来访者进行治疗性合作，对治疗师而言是一份天赐的礼物。因此，通过督导中的讨论交流和案例分析，使治疗师成长为督导师，并见证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对我们来说是值得的。治疗师将成为督导师，指导自己的被督导者，这些被督导者将会证明他们工作的价值。将督导工作中所教授的内容，转换成与治疗师的个性和兴趣相匹配的脚本，是督导之本质。本章将探讨督导师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管理督导任务。

每个人的过往都在影响着当下，若没有过去也就不会拥有未来。本章将要描述的是“一个督导师诞生的故事”，它讲述的是从来访者到治疗师再到一名督导师的成长发展经历。

每位来访者都是自己生命故事的中心人物。在他的故事中，我们其他所有人，无论是来访者的朋友、伴侣、亲戚、治疗师还是督导师，都是故事中重要的配角。治疗师、督导师的角色，与故事中其他角色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首先，这些专业人士与来访者的日常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事实上督导师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次，专业人士为了培养良好的治疗关系，参加过相关的专业培训与个人体验，因此他有一座“充满智慧的沉思之岛”（Sterba，1934:124）。这座岛从督导师传递给治疗师，再依次传递，最后来到了来访者这里，之后它的影响逐渐外扩，扩散到故事中的其他角色身上，并再次以一种相互作用的方式，折返至督导师身上。专业人士不会编写剧本，但斯特巴（Sterba）假设，通过对关系的精神分析式的诠释，专业人士可以帮助来访者理解自己，理解其在过往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关系进行分析的益处，是能促进来访者朝向自身的理解与接纳。能够提供这座“沉思之岛”的专业人士，需要经历多年的训练、个人体验，以及经历无数次的共情、直觉、好奇心和自我认知等持续不断的“浸泡”，这些都是构成治疗师“洞察万物”能力的核心要素。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过更为正式的理论学习等外部因素，强化其专业性，产生支持或质疑治疗构想的可能。

作为心理治疗师，我们与呈现出的场景一同工作，尝试着挖掘这段慢慢展开的剧情。通过沉浸其中，观察我们对它的反应，以跟随“剧情”的发展。我们尝试把反移情作为仆人而不是主人（Segal，1981），并利用反移情作为检测和最终解释的工具。每个人对所督导的来访者都有独特的反应，这些反应进而延伸给被督导者，这都源自我们自己的精神病理学背景和独特的个人经历（Banks，1997）。我们都把“自我”作为与来访者合作的主要工具。

奉献“自我”是复杂的，它可被比作为医生开具的药方。弗洛伊德说：“这不是一句现代格言，而是医生们的一个古老说法—这些疾病不是靠着药物治愈的，而是依靠医生，即医生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药物对治疗施加了一层精神影响”（1905:259）。这种观点也得到过巴林特的支持：“最常用的药物是全科医生本人，也就是说，重要的不仅是一瓶药，还有医生给来访者‘服药’的方式—实际上，整个给药的过程和氛围都很重要”（1957:1）。心理治疗师的性格决定了他们如何给出自我，以及能给出多少。培训的背后是人、是原材料、是我们的本质、是能够给予什么和不能给予什么。在给出自我的过程中，我们利用融合与分离的体验来理解并区分另一个人的独特之处。来访者提供的一些故事可能会被遗漏，但重要的是，若听者（治疗师、督导师）没有同理心，也可能会把来访者的故事漏掉。与所有戏剧一样，观众对角色的认同能够使他们参与到剧情之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同时又能够与剧情保持一定的距离。换句话说，只有那些对苦难有着深入了解的人，才有能力让自己浸泡在他人的苦难当中。

斯坦（Stein，1984）很好地描述了荣格关于治疗工作的概念：“‘给药’是通过移情或反移情过程进行的……是用一些仪式，甚至做出一些强烈的共情性解释”（1984:78）。斯坦将当前的“相互认同、投射性认同和内向性投射”等精神分析概念与萨满教派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我当时正在从事一项关于精神卫生从业者人格中的无意识因素的研究项目（Banks，1997），斯坦的这种比较为我提供了一个有用的隐喻。通过将“自我”沉浸在所有治疗师的“共享世界”中，我对治疗师的治疗过程及问题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接下来，我将展示有哪些因素会帮助或阻碍治疗师朝向督导师的发展。

韩非子在《道德经》中对此进行了解释：“志之难也，不在人胜，在自胜。故曰：自胜之谓强”。

在神秘主义者的天性中，以及在接受神秘主义者的社会中，都有一种所谓的对精神分析师的无意识的崇敬。人们期待神秘主义者和他的追随者会无条件地把自己交托给某个过程。反过来，神秘主义者的语言也不会受制于治疗过程的影响。

荣格（1946）明确地采用了萨满教的治疗模式，他认为治疗师需要对来访者的疾病“易感”（即与之融合）。他将这描述为“无意识地感染”，来访者的疾病激起了治疗师自身潜在的冲突，这份痛苦会促使治疗师找出来访者痛苦的原因。

对治疗二人组而言，督导不可避免会是一种入侵。在治疗二人组中，督导可能是受欢迎的，也可能是遭排斥的。从来访者的角度来看，尽管他在意识层不知道督导师的存在，但其希望独占治疗师的意愿完全呼应了希望能停留在前俄狄浦斯期（二人世界）的愿望。那些与来访者的这个愿望相共谋，将督导视为一种入侵而心怀怨恨的治疗师，可能会发现很难在治疗的过程中考虑或做到坚定地面对来访者。此外，对于那些秉持生物医学模式的人来说—比如医生—他们的学科旨在通过等级结构实现专业自治，参加督导好像会降低自身的地位，似乎自己将永远是个学徒。然而，重视人本身而不屈从权威的观念是现代心理治疗的核心。因此，其督导的结构可逐渐由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转变为一个有多种可能性的矩阵结构—即允许同事之间进行工作讨论，每位参与者都有宝贵的贡献。作为对一个人个性的补充，识别、调整和巩固所感知到的外在事物的体验，产生了“平等会谈”的想法。那么，对于被督导者来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在督导关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诚实地讲述自己的临床工作，接受督导师的想法，而不是把拥有“无所不知”能力的愿望投射到督导师身上，这种“全能感的投射”可能会导致其通过模仿和死记硬背的方式来学习。

萨满有自己的哲学，并以此作为自身工作的指导；精神分析提供了一套人格理论，这套理论具有内在的精神现实性和外在的共享现实性，具有一套精神分析理论技能。这就是精神分析的“学问”—通过对个体的探索发展而来，但建立在早期精神分析师所提供的研究基础上。精神分析并没有给出一套哲学体系，要求它的实践者必须信奉。1949年，有一位叫保拉·海曼（Paula Heimann）的精神分析师描述了一个对想要在分析领域有所作为的人来说尤其重要的概念：“精神分析师在分析情境中对来访者的情感反应，是他工作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精神分析师的反移情是探索来访者潜意识的一种手段”（1989:74）。

因此，如同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一样，督导发生在一个自由的空间中，治疗师可以在他所在机构所批准的从业人员名单中做出选择。选择的督导师在一定程度上为治疗师未来的职业认同奠定了基础，现代心理治疗督导师认为，探索与创造是一个人最初精神分析文化蓝图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对治疗师而言是真实的。

在疗愈者的共享世界中，有些概念将古今联系了起来。这些概念包括：严格的训练；被寻求治愈的人赋予权威；以及一种职业使命感—因为他们都有未满足的需要，所以选择投身这项工作；他们都有能力与来访者产生共鸣，但也都有能力做到不被卷入。

与萨满教不同的是，在当代的精神分析流派中，治疗师的工作是把自己从来访者强加给他们的权威身份和无所不能的投射中抽离出来。我们必须努力地思考那些我们并不总是知道的事情。但在某种程度上，理想治疗师的形象能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找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