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从读研究生时开始,就追求成为一个文化心理学家。那时,我是一名心理学学士,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因此,我搬到日本西南的小滨市教授英语,并且希望想出我这一生想要做什么。我认为,我曾经是心理学系里很专心的学生,学习了很多有关人们如何思考的知识,结果当我搬到日本乡下时,却惊奇地发现我对人性的很多思考和理解似乎不能解释我的新朋友、新同事的所思所为。我经历了一系列文化误解并出了很多丑,然后才认识到我的人性观显然是错误的——它可能解释了北美人的人性,但脱离了那个文化背景,它并不那么有用。这引发了我的兴趣,因为我从心理学课堂中所学到的是,无论在何处,人们都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思考。但是,在很多方面并非如此。此发现和那些尴尬的跨文化误解引导我走上了成为文化心理学家之路,并最终写成了此书。
文化心理学作为一个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新学科。这门新学科不断做出异乎寻常的证明,挑战心理学家对人性的理解。与很多传统知识不一样,这个新领域揭示了文化如何塑造人们的心智——有时以很复杂的方式。过去的20年一直令人振奋,大量新研究持续证明:文化不仅仅薄薄覆于人类普遍心智之表。相反,这些研究显示:文化的影响有多么深层地渗透到了我们的心里,并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这些研究强调,人们的思维发生于文化背景内,并且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在根本上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当我开始教授文化心理学时,我非常享受将来自这个新领域的发现教授给学生,这些发现令人兴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尚未发现真正采纳了文化心理学观点的本科教材。没有教材就意味着教授文化心理学课程时只能让学生阅读描述了这些新观点的原始期刊文献。这用于刺激课堂讨论很不错,但也意味着文化心理学课程只能局限于高年级学生进行小组研讨学习。我与其他学校的文化心理学家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大多提到了同样处境。文化心理学已经变成一个极其有趣而重要的学科,快速发展出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且有别于考察文化影响的其他方法。但在当时,这个领域缺乏一个可以用于课堂讲授的文化心理学本科教材,这样的结果就是学习它的学生很少。我逐渐认识到,要开始教授更大规模的文化心理学课程,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自己写一本教材。但是这件事远没有我想的容易,因为首先,我需要构思到底要介绍多少新的有意义的研究。事实上,这本书的第一版花费了我4年时间才完成。而且直到现在,当我把第三版发送给出版社时,还有许多新的非常好的研究因为截止日期的缘故而不能及时囊括。
我尽力让此书聚焦于我在文化心理学领域内发现的最有趣的内容。为此,我就文化心理学家们仍然在为之努力奋斗的可激发学术火花的关键问题写了几章。例如,有一个主题贯穿本书: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的心理的相似程度如何。世界各地的人类的大脑基本上都一样,但是人们的经验有极大的不同,这使得我们很难将这个问题想得透彻,但它又很重要。我表达的其他一些基本问题包括:文化来自哪里?人类与其他动物有怎样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人之为人的诸多不同是什么?
我也尽力把尽可能多的文化多样性整合进这些主题。本书容纳了来自每一个人居大陆的研究结果,包括了对世界各地生存性文化的许多研究,以及对一国之内各种群体之间差异的探究。有一些章节着重强调了实验研究,同时也特别关注观察研究和民族志研究。我认为在做文化研究时,获得一种可以采用多种方法的感觉很重要。我也想强调文化是怎样成为所有人类心理的各个方面的基础的,所以我试图探究文化在许多学科中的作用,既在心理学内部(例如,临床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也在心理学之外(例如,人类学、进化生理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学)。最后,在本书中,学生们将会发现许多详细的例子,这些例子显示了文化心理学家的理论和研究与他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希望凡此种种能给读者带来有趣而富有教育性的经验。
致谢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非常荣幸地获得了广泛的支持。首先,没有第一版的编辑贤明的指导、富有洞察力的眼光和坚持不懈的鼓励,就没有这本书的问世。在建构和写作第一版时,幸亏有他与我密切合作。同样,我也要感激谢瑞·斯纳维利(Sheri Snavely),她的灵感和敏锐的评价促成了第二版。我还要特别感谢第三版的编辑,肯·巴尔顿(Ken Barton),他聪明而富有洞见,坚持努力,并富有创造力。
这本书受益于我正式的导师达林·雷曼(Darrin Lehman)和施欧布·科塔亚玛(Shiobu Kitayama)多年来的几次讨论,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如何成为一个文化心理学家。也感谢与我进行讨论的非正式的导师们,如多福·科恩(Dov Cohen)、黑兹尔·马库斯(Hazel Markus)、迪克·尼斯比特(Dick Nisbett)、鲍尔·罗津(Paul Rozin),他们在远方教育了我。此外,我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进化、认知和文化中心的其他成员边喝咖啡和啤酒或边乘滑雪电梯,边进行了数百次对话,对于发展本书中讨论的观念很有助益,他们是马克·卡拉德(Mark Collard)、乔·亨利希(Joe Henrich)、阿拉·诺伦扎扬(Ara Norenzayan)、马克·沙勒(Mark Schaller)和泰德·斯林格兰德(Ted Slingerland)。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高柳成子(Nariko Takayanagi)在所有有关文化和日本的事务上与我的日常交流,这些为我所做的研究和本书中的观念提供了信息。我特别感谢本·张(Ben Cheung)对这第三版的仔细反馈,以及他对配套的教师手册的卓越工作。我也想感谢安德鲁·瑞德(Andrew Ryder)在写作心理健康那一章上的指导。我实验室的许多助手,包括马特·洛温(Matt Loewen)、路易丝·詹(Louise Chim)、艾亚娜·威拉德(Aiyana Willard)、埃里克·黄(Eric Wong)、詹娜·贝克尔(Jenna Becker)和金熙镇(Hee Jin Kim),都在我做这本书的基础性研究材料调查上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本书的几个章节也受益于许多读者的反馈,包括艾玛·布克特尔(Emma Buchtel)、伊迪丝·陈(Edith Chen)、伊兰·达—尼姆罗德(Ilan Dar-Nimrod)、滨村武(Takeshi Hamamura)、格雷格·米勒(Greg Miller)、珍妮特·沃克尔(Janet Werker)和凯蒂·吉田(Katie Yoshida),以及当我试着使用各章节的草稿授课时,在教室里甘当耐心的小白鼠的许多本科生。这些读者都提供了非常好的建议,有助于形成总体上更完备的教材。
史蒂文·J. 海因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
2015年4月
文化是人类独有的吗?
在思考人类如何成为文化物种之前,让我们考虑一下其他动物是否可以说是有文化的。后一个问题是有争议的,部分原因是对于文化的定义缺乏共识。与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定义文化方法不同,它指的是某种符号编码,即有一组信号、图标和词,这些信号、图标和词指的是该文化的大多数成员都认识的一些东西。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定义,就可以说:是的,人类是唯一拥有文化的物种,因为其他物种都不拥有符号编码。但这一定义并不完全让人满意,并且有循环论证之嫌——我们以人类独有的特征来定义文化(例如,拥有符号编码),进而得出结论认为文化是人类独有的。
在前一章,我提出的文化定义更加宽泛,而且它避免了循环论证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是唯一能够通过社会传播从其物种的其他成员那里学习知识的吗?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定义,那么人类绝不是唯一一个拥有文化的物种。在动物王国,有很多明显的文化学习的例子,也许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一只住在日本小岛上叫一默的聪明雌性猕猴。有一天,一默得到一些甘薯,然后她在吃之前,先用旁边的水洗掉了上面的沙子。3个月内,一默的妈妈还有她的几个玩伴也开始洗甘薯。3年之后,一默群体里40%的成员都会清洗甘薯。很明显,清洗甘薯是一默发明的策略,然后被她周围的其他成员学习,继而成为居住在同一地方的猕猴小群体的文化的一部分。
另一个文化学习的例子可以在黑猩猩身上看到。黑猩猩喜欢吃白蚁,这些昆虫很有营养并且很美味(至少对于黑猩猩来说)。然而,从又大又坚硬的土堆中获取这种美食是一个挑战。来自塞内加尔阿西里克山的黑猩猩已经可以使用工具将白蚁从洞穴中引出。具体来说,黑猩猩找了一根树枝,剥去树皮,然后将树枝伸入白蚁的洞穴来掏白蚁。来自坦桑尼亚贡贝民族公园的黑猩猩也用工具去掏白蚁,但是他们的方式不同。他们也将树枝剥去树皮,但是与塞内加尔黑猩猩不同的是,他们是用树皮来捕食白蚁。这些行为看起来是通过文化传播在黑猩猩中代代相传的习得行为。至少有两种不同的黑猩猩文化就这样形成了:树枝型捕蚁和树皮型捕蚁。事实上,研究者已经可以识别39种具体的行为来区分不同的黑猩猩族群,包括用树叶清洁身体的方式,通过拍打树枝吸引别人的注意,和用物体给自己挠痒的方式等。因此,我们可以说黑猩猩中存在不同的文化。
文化不仅在灵长类动物中显而易见。在海豚和鲸鱼的进食策略和发声方面都发现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复杂的文化学习的实例。例如,有一群宽吻海豚会利用海绵作为觅食工具。他们撕下海绵,放在嘴上,于是当它们的吻部探入沙子或珊瑚里时就不会被划伤了。这是某一地区的海豚从母亲那里习得的行为。此外,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的虎鲸会使用不同的方言,以至研究者可以通过虎鲸发出的声音来识别鲸群。这些方言已经被证明与人类文化一样,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此外,文化学习的证据不仅限于最聪明的物种。例如,鸽子似乎会从其他鸽子那里学习特定的食物获取策略。不同的鸟类会从其他鸟类那里学习特定的叫声,并且叫声会随着时间和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就连孔雀鱼和不同种类的章鱼也有向其他同类学习的迹象。因此,一些形式的文化学习在动物王国中随处可见。
文化学习
因此,并非只有人类能够进行文化学习。然而,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进行文化学习的技能的确是非常突出的。尽管很多物种都有学习文化信息的能力,但非人类物种似乎并不很擅长于此。例如,尽管其他日本猕猴可以学习一默洗甘薯的技能,但是它们学得并不是很好。这种学习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甚至很多猕猴根本学不会这项技能。相反,人类经常互相学习,而且往往只需学一次。人类文化的很多方面几乎为文化中的每个人所共享。比如方言、一些文化活动和特定的工具在特定的文化中非常普遍,以至在该文化中,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它们。所以,与人类种类多样的社会学习相比,猕猴和其他物种的文化学习看起来非常缓慢。
除此之外,在选择模仿对象上,人类与其他物种不同。比如,没有证据表明那些学习类似洗甘薯等新技能的猕猴会选择模仿哪只猕猴。在通常情况下,他们遇到谁就模仿谁。相比之下,很多证据表明,人类对自己选择模仿的对象相当挑剔。据说人类有一种“声望偏见”:人类特别留意哪些人有声望;也就是说,他们寻找有技能并受尊重的人,并尝试模仿这些人在做什么。
近期研究测试了4岁的儿童是否真的更可能模仿有威望的个体的行为。这些孩子看到两个成年人完成了一系列二元决策,例如,选择玩两个玩具中哪一个,或者选择吃两种食物中的哪一种,两个成年人做出的决策是相反的。然而,在两位成年人做决定前,孩子们会看到两个旁观者,他们只看其中一人,而忽视另外一位,这就是“声望”在研究中的操作性定义。随后,当孩子们有机会做选择时,他们更可能模仿有威望的个体所做的选择,而不是模仿被其他人忽略的那个人。因此,人类似乎有声望偏见,使他们更可能模仿被公认的有声望的个体。
模仿有声望的个体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文化学习方式。与其随意选择一些人去模仿,或者选择向那些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学习,不如模仿有天分的个体,这使个体更有可能成功地学习。如果你想学习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篮球运动员,一个好的起点是去看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做了什么,而不是向我这种不能靠篮球谋生的人学习。
识别威望的标志,然后模仿那些展示标志的人,这样的技能更有可能在进化中保留下来。拥有这种技能的祖先更可能获取极其有用的文化知识,从而占据生存优势。此外,在尝试向他人学习技能时,人们并不总是很清楚获得成功取决于哪些特定的行为。例如,勒布朗·詹姆斯在篮球方面的非凡成就是由于他的日常训练、向自己童年的偶像迈克尔·乔丹学习、进行瑜伽训练,还是由于他听取了儿时教练的意见?
由于不清楚成功的关键行为是什么,个人最好的做法是有一个普遍的模仿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他们被那些有声望的人吸引,无论做什么,他们都会观察并试图模仿这些人。广告商利用了这一模仿机制,选择了像勒布朗·詹姆斯这样的明星来推销与他们的声望毫无关系的产品。例如,勒布朗·詹姆斯出现在可口可乐、国家农业保险、微软、麦当劳以及割草机制造商卡博科德(Cub Cadet)的广告中,这些似乎都与他的篮球技能没关系。
我们的一般模仿机制导致我们想要做有名望的人做的任何事情,即使我们经常以模仿错误的行为而告终。这一策略应该会增加我们学习真正通向成功的技能的可能性。声望偏见的一个副作用在于,人们着迷于名人,想了解他们所有的事情,比如他们增加了多少体重,或者和谁睡觉。的确,帕里斯·希尔顿(Paris Hilton)和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等大牌明星的崛起表明,我们的声望偏见如此强烈,以至有时到了可自我维持的程度——名人能变得有名仅仅因为有名,然后粉丝就会追随他们的一举一动。声望偏见也有其弊端,由于它的存在,人们可能模仿名人的不良行为。例如,当明星自杀后会引起大量跟风自杀事件。因此,声望偏见可能是人类娴熟的文化学习的原因,但它们也促成了小报的诞生。
人类异常复杂的文化学习技能基于以下两种关键能力:考虑他人观点的能力及用言语进行交流的能力。这些将在下一章进行描述。
心理理论。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文化学习的另一特征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说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当人类向他人学习时,他们能从别人的角度出发。人类有所谓的心理理论。心理理论是指人们理解其他人的思维与自己的不同,因此其他人与自己有不同的观点和意图。例如,一个1岁的婴儿会指着自己想要的玩具,这表明他知道妈妈没有意识到玩具在哪儿,他想将玩具的位置信息与妈妈分享。孩子理解妈妈脑中有与自己不同的想法。这种对他人意图状态的理解在所有文化背景下的人类身上都很明显,而且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这种理解的发展速度似乎相当相似。
这种心理理论在大多数物种中并不明显,就连在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中也不明显。特别的是,尽管受过人类训练的黑猩猩似乎能够接受他人的观点,尤其是当他们受到激励时,但在野外的黑猩猩身上显示出的证据少得多。例如,野生黑猩猩不会指向物体,不会向他人展示物体,不会将他人带到一个可以观察物体的地方,不会主动把东西拿出来给别人,也不会有意教别人学习新行为。此外,黑猩猩似乎没有意愿与同类分享自己的经验与活动。
关于黑猩猩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在文献中仍有争论,而且很难下结论说它们的能力有多大。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人类想象他人观点与意图的能力和动机,以及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观点与意向的能力和动机远远超过黑猩猩或其他动物。这种思考他人意图的能力与动机上的差异对于文化学习有重要的影响。
如果个体能够并且想去理解他人的意图,就为有效地参与文化学习提供了重要的一步。例如,想象看见他人在使用工具,比如用树枝敲架子上用手够不到的香蕉。如果一个人能理解他人的意图,他可能会想,“哦,原来邦佐(Bonzo)是想得到一些香蕉,它用手中的棍子把香蕉从架子上敲下来。”通过了解邦佐试图用棍子做什么,个体可以内化邦佐的目标并模仿这一行为。一旦有机会,个体就很可能用树枝获取那些用手碰不到的香蕉,就像邦佐的做法一样。这是文化学习的一种,被称为模仿学习。在模仿学习中,学习者将模仿对象的目标和行为策略内化。学习者会精确复制模仿对象试图做的事情。模仿也许是最真诚的恭维方式,但是如我们所见,它也是最可靠的文化学习途径。
托马塞洛(Tomasello)及其同事认为,黑猩猩很难接受他人的观点,因此它们往往会专注于物体本身,而不是进行模仿学习。通过观察邦佐试图用棍子把香蕉打翻,它们发现棍子可以用来把香蕉打翻。也就是说,它们了解到棍子可以提供这样的获取香蕉的策略。一旦有机会,它们会自己想办法用棍子敲倒一些香蕉。这是文化学习的另一种类型:仿真学习。在仿真学习中,关注的是涉及的环境事件——使用一个物品可能如何影响环境状态的变化。仿真学习与模仿学习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仿真学习不需要模仿个体的行为策略。仿真学习者仅仅关注模仿对象周围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模仿对象想要完成的任务。仿真学习者试图通过观察别人来了解自己的想法。
仿真学习可以是一种非常聪明又富有创造性的学习模式。个体必须运用创造性洞察力和问题解决技能来想象物体的新用途。来看下面的一个研究:将黑猩猩与一个2岁孩子做比较,观察它们如何学习一个新任务。研究者向黑猩猩与孩子呈现一位模仿对象如何用耙子获取自己想要但手臂触及不到的东西(给黑猩猩的食物或给小孩子的玩具)。模仿对象使用两种方式来完成任务。在一种条件下,黑猩猩与孩子观察到的模仿对象有效地使用了耙子。将耙子锯齿朝上,轻松地将食物(玩具)拖到可触及的范围内。在第二种情况下,另一组黑猩猩与孩子观察到的模仿对象低效地使用了耙子,耙子的锯齿朝下。尽管这样可以把物体拖向它们,但效果不太好,因为物体也可能从锯齿间滑落。
在观察过模仿对象之后,让黑猩猩和孩子自己用耙子获取物品。孩子展现出了真正的模仿学习的证据,他们试图做的正是模仿对象所做的。他们使用耙子的方式和模仿对象也是一样的,尽管这意味着在锯齿朝下的情况下,他们得到这个东西的难度更大。相反,黑猩猩展现的是仿真学习。无论观察对象如何使用耙子,黑猩猩习得的都是锯齿朝上这一有效方式。因此,他们似乎注意到耙子可以用来得到物体,并且创造性地解决了问题。如果锯齿朝上,用耙子拖动物品将效率更高。许多其他研究也发现,黑猩猩和一些灵长类动物在解决问题时倾向于使用仿真学习而非模仿学习。
其他研究也同样发现,当孩子模仿时,他们会模仿该对象的所有动作,包括一些不相关的动作。例如,如果观察对象在从一个塑料罐里面取一个玩具前,先用一根羽毛轻击瓶罐。那么想取玩具的3—5岁的孩子也会先做这一无关动作。相比之下,黑猩猩高效很多,他们只模仿那些与目标的实现直接相关的行为,而忽视了那些无关行为,就像人们期望的仿真学习一样。当一个实验结束后,即使明确告知不要去模仿无关行为,在孩子独处时,他们还是会去模仿。孩子们的过度模仿并不是简单地因为他们被抚养在一个期望成年人会有命令和指导的环境中。在卡拉哈里的布西曼人(Bushmen)中,成年人并没有提供太多的指导教育,但他们的孩子表现出的过度模仿就像长在WEIRD环境中的人一样多。
所以在这些研究中,黑猩猩与过度模仿的孩子,谁的行为看起来更聪明呢?如果我们关心行为的有效性与效率,只模仿相关行为的黑猩猩似乎胜出了。这一点很关键:仿真学习是一种非常有效且聪明的学习方式。然而,尽管仿真学习通常非常有效,而且在这些研究中,它可能需要比模仿学习更成功的问题解决策略,但它有一个关键的缺点:仿真学习不允许文化信息的累积。
语言促进文化学习。个体可以进行复杂的文化学习,其部分原因在于人类有心智理论。培养人类参与文化学习能力的第二种相关的适应是语言。能够与他人交流对于文化信息的传播至关重要。语言使得我们的想法不受视觉限制而得以沟通。通过语言,人们可以提问、阐述、说服、描述、指导和解释——个体可以操纵他人的思想。语言使得我们可以表达信仰、意图和复杂的思想,促进群体间成员的行为协调。因此,语言是人类文化学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你正在通过阅读这本书而进行文化学习。如果没有语言,你认为你能多好地学习这本书中涉及的文化心理学思想?也许有一些关键的图片可以模糊地说明一些观点。抑或是你的指导老师特别擅长打手势,或许他可以帮助你抓住一些问题的要旨。但是,这本书中绝大多数的材料如果没有语言是无法沟通的。语言能最成功地传播文化观念。
与动物文化学习的证据相似,通过比较人类与其他物种在语言能力上的差异可以发现,虽然某些物种具有一些语言特征,但没有一个物种具有人类这样丰富的语言能力。有些动物的特定叫声词汇量很小;例如,白尾长尾猴会发出不同的叫声来警示同伴来自老鹰和蛇的威胁。受过文化熏陶的黑猩猩和大猩猩习得了许多符号语言;然而,它们不会像人类一样用其交流。此外,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其他物种拥有语法和句法。尽管鲸鱼可能拥有最好的非人类语言技能,但其全部语言能力依然是未知的。相比而言,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甚至是来自看似简单或“原始”文化的人,也有非常复杂的词法和句法以及丰富的词汇。人类交流想法的方式远比其他灵长类物种复杂。
总而言之,与其灵长类近亲不同,人类拥有丰富的心智理论和广泛的语言能力。这两种适应性,很可能是同时进化的,使得人类以其他物种无法比拟的方式彼此学习,也使得个人以高度精确的方式相互学习文化信息。这一高度精确的文化学习方式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相对于其他物种而言真正独特的优势,即人类的文化学习是可累积的。这种优势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