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在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获得音乐治疗硕士学位。求学时，在美国60多所开设音乐治疗专业的大学里，天普大学是当时少有的以心理动力学派为特点的学校。这给我后来的职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1996年年底我回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建立了我国当时唯一的音乐治疗专业，将天普大学的本科课程体系和部分研究生课程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当时，国内的心理咨询行业刚刚起步，有关机构陆续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众多心理学流派的著名专家来华开办各种长期或短期的培训，我有幸参加了其中一些心理学流派的系统培训，包括精神分析取向的伴侣治疗、眼动创伤治疗［眼动脱敏和再加工（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EMDR）］、家庭治疗、催眠疗法、叙事疗法，等等。这些学习对我后来建立自己的工作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回国后的20多年里，我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一直没有放松临床的治疗实践工作。在临床中，我除了使用在美国学习到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技术，还不断尝试把从各种心理治疗培训班中学到的理论、观点和技术方法与音乐治疗的临床相结合，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我将它称为创伤和资源取向的音乐治疗（Trauma and Resource Oriented Music Therapy，简称TRMT）。

在传统的音乐心理治疗方法体系中，对诸如抑郁症、躁狂症、双相情感障碍、神经症、恐惧症、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碍以及各种其他类型的心理障碍和情绪障碍，有不同的治疗思路和相对应的技术方法，于是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局面：一个音乐治疗师难免面对带着各种问题或心理障碍的患者或来访者，需要掌握针对各种心理障碍的治疗思路和方法技术，以应对不同的情况。这对音乐治疗师的职业发展和成长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事实上，其中很多方法的疗效似是而非，并不尽如人意。

在20多年音乐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中，我逐渐发现了一个事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和情绪问题及障碍产生的原因都与某些消极人生经历有关，也就是与具有创伤性的生活事件有关。这些创伤性生活事件可能包括对生命有威胁的、显而易见的重大创伤事件，例如，重大灾难、刑事犯罪的受害者、战争、重大的人生失败、意外事故、疾病致残、被强奸或侮辱，等等。但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更多的是那些看起来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持续并长期发生的消极生活事件，这些也会对当事人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产生严重影响。经常被父母打骂或斥责、校园暴力、老师的过度批评或同学的排斥和嘲讽、职场上令人困扰的人际矛盾以及情感生活上的不顺利等，虽然常常被人们认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消极生活经历，但经过日积月累，往往会导致前面提到的各种各样的严重情绪困扰，乃至心理疾病。也就是说，看起来繁杂多样的心理疾病虽貌似性质各有不同，症状也各有不同，但是造成这些心理疾病的原因是类似的，都是或大或小的心理创伤或长期的消极人生经历。既然如此，就存在一种治疗思路和策略：很多不同性质的心理疾病或情绪障碍尽管临床表现看起来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是其原因是类似的，因此可以用同一种创伤的思路来进行治疗。

幸运的是，我在2004—2006年参加了由北京大学的方新老师所引进的欧洲人类援助计划的连续精神创伤心理治疗培训。这个培训项目的内容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的诊断和理论，以及以眼动脱敏和再加工为核心的各种心理干预技术。完成这个项目的培训后，我获得了中国第一批眼动脱敏和再加工心理创伤治疗师的证书。这次培训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我开始从创伤的思路来理解临床表现不同的各种心理障碍，并考虑如何将在这里学到的知识和技术与音乐治疗结合起来，发展出新的方法技术和治疗思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总是隐隐约约感到其中的很多理论、思路以及眼动疗法等技术是有可能嫁接到音乐心理治疗中的。但是具体的结合点在哪里？那时的我还找不到方向。这样的思考和探索持续了5年，我终于逐渐完成了现在所使用的音乐心理创伤治疗模式——创伤和资源取向的音乐治疗，特别是其中的核心技术——音乐同步再加工（music entrainment and reprocessing，简称MER）技术。这个治疗模式的疗效之有效和快捷，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时候，我不得不感叹音乐在心理创伤治疗中的作用竟然如此神奇而巨大。

眼动疗法主要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受害者，所以在我开始使用音乐同步再加工方法的时候，主要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但是，做心理治疗工作的人平时所遇到的大多数来访者并不属于创伤后应激障碍人群，或者说大多数来访者症状的严重程度达不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更多的来访者是带着抑郁症、躁狂症、双相情感障碍、强迫症、恐惧症等问题来的，还有更多的来访者只能归于带有情绪困扰的正常人群。我很快发现，如果能够确定这些问题的原因与或大或小的精神创伤或者消极的生活事件有关，就都可以使用创伤和资源取向的音乐治疗，特别是音乐同步再加工的方法，来进行干预。治疗过程之快捷，超出我的期待，通常只需要2～3次干预就可以完成，有差不多一半的案例仅用1次干预就解决了来访者持续多年的心理困扰。后来，我使用音乐同步再加工以及其他配套技术的范围越来越大，甚至包括对运动员的心理素质训练、对生活中矛盾情感冲突等看起来与心理创伤无关的心理困扰的干预，也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之后，我也在不断参加其他心理治疗流派和方法的培训，特别是后现代心理学流派的艾瑞克森（Erickson）的催眠疗法和叙事疗法，不断地将其中一些心理学观念和方法与音乐治疗相结合，创造出了与音乐同步再加工相配套的方法技术。至此，这套方法体系逐渐成熟和定型，我也开始在教学工作和培训工作中推广这套方法。

从中央音乐学院退休之后，我开始考虑将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和对音乐治疗乃至对心理治疗的领悟、心得和观点归纳成书，分享给音乐治疗的同行和对音乐心理治疗感兴趣的心理学界和医学界的朋友。读者会通过这本书发现，我的观念不是遵循或局限于某一个心理学流派的，而是融合了各流派的思路观念，有时甚至是反传统心理学的。希望此书不仅介绍了创伤和资源取向的音乐治疗体系的操作性技术方法，而且能够呈现我对音乐治疗和心理治疗的一些貌似离经叛道的思考和理解。也许会有同行对本书的观点提出异议，欢迎大家与我交流，也希望我的观点能在临床工作中给一些同行以启发，这样我便心满意足了。

第二章  基本理念

在介绍创伤和资源取向的音乐治疗的具体操作技术和方法之前，很重要的一点是先了解一些基本理念。如果治疗师还是使用传统的理论和理念，一定会把创伤和资源取向的音乐治疗引向错误的方向，使治疗模式严重变形，甚至导致治疗的失败。所以读者有必要在学习创伤和资源取向的音乐治疗的具体方法和技术之前，先了解其基本理念。

上一章所引用的资料仅仅是近年来中国相关研究的一部分。通过这些资料可以看到，童年的虐待和创伤与大部分精神疾病和社会心理行为问题密切相关。从严重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症、恐惧症、强迫症以及各类人格障碍，到社会生活中常见的青少年自残自伤、自杀、抽烟或酗酒、吸毒、网络成瘾、打架斗殴、校园暴力和反社会行为，再到生活中不太显眼的“小问题”，如青少年对生活、家庭和学校的满意度降低以及睡眠困难等问题，都与童年期精神创伤关系密切。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从严重的精神疾病到心理障碍，再到生活中的“小问题”的一条连续的轴线，它们均与童年期的精神创伤有关。虽然不能就此下结论说这些问题的成因都是童年期创伤，但至少可以得出结论，创伤是引发这些问题的重要因素。

由于受精神分析的理论影响，谈话性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以及其他各种方式的心理治疗（包括音乐心理治疗以及其他艺术心理治疗，例如，舞蹈治疗、绘画治疗、戏剧治疗等）都非常重视童年经历对成年后精神障碍的重要影响。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成年期的消极生活经历积累也会对当事人的精神和情绪状态造成严重影响，例如，经历战争、自然灾害、牢狱生活、婚姻矛盾和日常生活中严重的人际关系矛盾等，也会给很多人带来持久的心理或情绪困扰以及社会功能障碍。以上这些情况也许还达不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但是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更为普遍的影响。

在面对上述众多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以及正常人群中的常见情绪和行为问题时，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界有各种流派的理论和解释，有不同的干预方法。其中有些方法可能相对简单，但是更多的方法都需要经过长期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并形成了林林总总的治疗策略和治疗模式。然而，根据上述调查研究资料，我们可以合理地提出这样一个心理干预策略：针对创伤的心理干预方法有可能成为针对上述众多精神疾病、心理障碍和正常人群的一般性心理咨询工作共同的工作模式。这似乎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干预策略。

我在2004年参加了一个眼动脱敏和再加工的精神创伤心理治疗系统培训之后，发现在这里学到的知识和技术可以被广泛地使用在日常心理咨询和临床治疗中。在完成了全部培训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与很多同期的学员（他们都是我国资深的心理咨询专家）沟通，想了解他们使用这些方法的情况，却意外地得知他们使用这些方法的机会很少。询问其原因，答案是在平日里遇到创伤后应激障碍案例的机会很少。我想，大约是他们严格地固守了DSM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标准，于是对那些不符合诊断标准的来访者，均不考虑使用精神创伤的治疗思路。而我的经验告诉我，只要与某些消极的生活经历有关，任何心理和情绪问题均可以通过创伤治疗的思路和方法进行工作，而且会在短时间内取得令人满意的疗效。此后，我逐渐确立了创伤取向音乐心理治疗的思路，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变得简单而快捷，也不需要进行大量绞尽脑汁的繁杂分析和挖掘工作。我将其视为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路，且获益良多。

在开始讨论创伤和资源取向的音乐治疗方法的具体细节之前，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先讨论、澄清和介绍一下这个工作模式的基本理念，否则读者会从不同的心理学理念的角度对我所介绍的技术细节做出不同的理解，而其中一些理解可能是有误的，进而导致临床操作中的错误。这样的现象在我的学生和培训班学员身上十分常见。

现代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干预策略可以简单地分为两大类：问题取向和资源取向。问题取向的干预策略更多地聚焦在来访者所带来的问题上，包括症状、病因或人格扭曲等问题或劣势；资源取向的干预策略更多地聚焦于来访者自身的能力、智慧、内外部资源或积极的人生经历等优势方面。这些心理学理念对音乐治疗都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先探讨一下不同的心理学理念。

问题取向的心理治疗理念

自从弗洛伊德建立精神分析理论以来（甚至可能要追溯到弗洛伊德之前），传统的心理治疗理论基本上都可以被归类为问题取向的，即治疗师主要聚焦于问题或症状以及造成这些问题或症状的原因。这可能跟早期心理治疗的理论干预策略都由医生——特别是精神科医生——建立有关。例如，弗洛伊德本人就是一位神经学出身的精神科医生。那个时代正是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所以生物医学的色彩在心理治疗理论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其中我们所说的问题取向就是一个典型的特点。像医生一样，问题取向的治疗策略聚焦在找到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法上。所以，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所有问题皆源于性驱力与现实的压抑所形成的矛盾冲突，进而造成人格的扭曲（古典精神分析）；或者源于童年期与父母或看护人的不良关系（客体关系理论）；或者源于自我协调超我与本我之间的关系功能失调（自我心理学理论）；或者源于头脑中的认知误区（认知心理学）；或者源于早期父母有条件的爱导致自我实现的障碍（人本主义）；或者源于自我欺骗（存在主义）；或者源于错误的行为习得过程导致的病态行为（行为主义）；等等。总之，就像医生看病一样，首先要找出问题的根源，然后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如同医学一样，有很多疾病即使可以找出原因（例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却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在心理创伤治疗领域，问题取向的干预策略表现为将重心聚焦在对创伤经历的体验和记忆上。即使传统的各心理学理论流派对造成心理障碍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压抑是造成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的主要机制。所以，很多心理咨询师和治疗师都认为，造成各种症状和情绪障碍的原因，是当事人对消极情绪的压抑。换句话说，只要把压抑的消极情绪宣泄出来，症状就会消失，情绪就会好转。宣泄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创伤的暴露过程。在美国有一种常见的创伤治疗技术，被称作持续暴露，就是让创伤的受害者反复回忆创伤事件的情节，直至他不再感到痛苦。在医学界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作“没有痛苦就没有治愈”。同样，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重新体验痛苦被认为不但是正常的，更是必要的。

在毕业后的很多年里，我本人也秉持这种传统理念进行临床治疗工作：首先在访谈中找到创伤事件（可能是成年期创伤，也可能是童年期创伤），然后使用音乐想象技术，将来访者带回对创伤事件的记忆中，并利用音乐对情绪的巨大渲染作用，唤醒和激活由创伤记忆引发的各种消极情绪，包括悲伤、痛苦、愤怒、内疚或绝望等。当来访者开始宣泄消极情绪的时候，我就会加强音乐的渲染性，使用有更加强烈的情绪色彩的音乐曲目推动来访者进行更加深入和强烈的情绪释放，直到消极情绪获得充分宣泄，积极情绪自动地出现并得到发展。

有时候，这种治疗策略确实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但是在我的临床实践中，情况并不总是如此。有些来访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宣泄，并没有出现我所期待的情绪改善。相反，其中一部分来访者在痛苦的情绪中越陷越深。我还意识到，在这种治疗策略下，来访者的流失率很高，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再次经历曾经的痛苦。我逐渐发现，当心理治疗聚焦在创伤后的痛苦体验时，这些痛苦的体验和情绪常常会被放大，占据来访者的全部头脑，进而导致来访者对自己生命和周围世界的评价更加消极，甚至造成进一步的创伤（二次创伤）。美国著名创伤治疗专家彼得·莱文（Peter Levine）博士将这种方法比喻为“切开肿疖”，即把伤口切开，释放“毒素”，再让伤口自行愈合。重新经历创伤对患者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新的伤口可能会愈合，却也不可避免新的感染（Levine，2015）。

这里不得不提到在“5·12”汶川地震后，数千名心理学工作者纷纷前往灾区进行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但是其中大部分人没有经过专门的创伤治疗训练，仅仅带着一般性心理咨询知识就投入对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的心理援助工作中。他们相信，只要让刚刚经历了空前大灾难的幸存者打开心扉，释放痛苦的情绪，就可以让他们破碎的内心世界痊愈。于是，他们一遍一遍地要求幸存者宣泄痛苦情绪，结果给这些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带来了进一步的心理伤害，引起当地受灾群众的强烈反感。受灾群众背地里将心理援助队称作“心理骚扰队”，甚至有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