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欧嘉瑞（Thomas Ohlsson）博士

　——陈　蕾

艾瑞克·伯恩(Eric Berne, 1910—1970)　

美国精神病学家。早年学习精神分析，后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沟通分析心理治疗流派。其沟通分析治疗体系在心理治疗、教育、管理以及各个与人际关系密切相关的工作领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周司丽　

中华女子学院应用心理学教师和研究生教研室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咨询心理学博士，国际沟通分析协会认证沟通分析师（心理治疗方向）和沟通分析教师及督导师（受训中），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和注册心理师。

本书是我在沟通分析取向方面的又一本著作，呈现了过去5年我在实践及思考上的新发展，特别是关于脚本分析的部分。在这5年中，越来越多的人受训成了沟通分析师。他们将已经成形的理论应用于各种不同的领域加以检验，包括工业领域、矫正领域、教育领域、政治领域及各种临床领域。这些沟通分析师为本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我会在正文中和注释中提及。

本书旨在成为心理治疗的高级教材。沟通分析的历史不长，很容易掌握，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员在将沟通分析理论与其专业相结合方面应该不存在困难。当然，一些非专业人士也可能会阅读本书，因此，我会尽量使本书对非专业人员来说也具有可读性。阅读本书需要一定的思考，但我希望不会像破解密码一样难。

传统心理治疗通常使用三类语言：治疗师对治疗师的语言、治疗师对患者的语言，以及患者对患者的语言。这三类语言就如普通话与广东话或者古代希腊语与现代希腊语一样不同。经验表明，尽量减少这些语言之间的不同，使各种人拥有能够彼此交流的共同语言，有助于促进沟通。这是很多治疗师都在热切追寻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积极采取行动，不再在神坛前继续等待）。我一直都在努力避免社会科学、行为科学以及精神病学领域里的一种通病，即用冗长、含混的语言来掩盖这些领域知识的不确定性。这种风格源自14世纪巴黎大学的医学院。

我的这种做法招致了“通俗化”和“过度简单”的指责。但是，如果让我在晦涩与明白或者过度复杂与简化之间做出选择，我会选择站在“人”的一边。我不时也会用一点复杂的语言，但打个比方，这些语言就像是用汉堡包引开守卫学术大门的看门犬，让我有机会从地下室的门中溜进去，与我的朋友问好。

在促进沟通分析的发展方面，我不可能将做出贡献的人一一谢过，因为现在至少有数以千计的人参与其中。我最熟悉的是国际沟通分析协会的教师会员，以及旧金山沟通分析研讨会的会员。我每周都会定时参加旧金山沟通分析研讨会。在脚本分析方面最活跃的人包括Carl Bonner、 Melvin Boyce、Michael Breen、Viola Callaghan、Hedges Capers、Leonard Campos、William Collins、Joseph Concannon、Patricia Crossman、John Dusay、Mary Edwards、 Franklin Ernst、Kenneth Everts、Robert Goulding、Martin Groder、Gordon Haiberg、Thomas Harris、James Horewitz、Muriel James、Pat Jarvis、Stephen Karpman、David Kupfer、Pamela Levin、Jack Lindheimer、Paul McCormick、Jay Nichols、Margaret Northcott、Edward Olivier、W. Ray Poindexter、Solon Samuels、Myra Schapps、Jacqui Schiff、Zelig Selinger、Claude M. Steiner、James Yates和Robert Zechnich.

语义解释

与我其他的书一样，“他”可能指代男性，也可能指代女性。当我使用“她”时，表明我认为这个陈述更适合女性。有时，我使用“他”也是为了语法上的简便性，以区分治疗师（男性）和患者。我希望这些为了方便起见而使用的语法，不要受到女性的误解。当我使用“是”这个词时，表明基于我和他人的临床经验，我对某事相当确信。当我使用“看似”或“好像”这样的词语时，表明我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做出确认。书中的案例来自我个人的经验，以及研讨会和督导会中他人的报告。个别案例是把不同个案的历史组合在一起。所有案例均已加以修饰，以免身份被识别，但是案例中重要的事件或对话是如实报告的。

这是佛教、基督教、犹太教、柏拉图主义、无神论，特别是人本主义，所有教义中涉及的秘密。禅宗中有一个著名的公案叫“只手之声”，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说“你好”的声音，也可以被理解为圣经中的黄金准则，即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就怎样对别人。正确说“你好”的方式，是你看到并意识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存在，了解你将与之互动，并做好了与他互动的准备。富士岛岛民可能是最有能力正确说“你好”的人，因为他们真挚的笑容堪称世界珍宝。他们的笑容会慢慢展开，蔓延至全脸，也会保留足够长的时间，使别人能够清晰地看到和辨认出来，之后才会慢慢散去。只有在饱含爱意的母亲与婴儿打招呼时，以及在西方国家中某些具有开朗外向性格之人的脸上，你才能看到这种笑容。

1. 为了说“你好”，你首先必须丢掉头脑中积累的垃圾，例如，回到家中，你需要丢掉在产科病房工作一天而在头脑中积聚的垃圾，并意识到你所打的这个招呼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再次发生。人们可能需要多年时间才能明白这一点。

2. 为了回应别人的“你好”，你也需要丢掉头脑中的垃圾，看到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或走过你身边，等待着你的回应。学会这一点可能也需要多年的时间。

3. 说完“你好”后，你需要继续丢掉重新回到你头脑中的垃圾、经历的所有委屈，以及你接下来打算处理的所有烦杂事务。不过这时，你可能会发现你感到无话可说。经过更多年的练习，你可能会想到一些值得说的话题。

4. 本书最主要的部分是关于垃圾的：那些阻碍我们彼此说“你好”的事。我写这个部分是希望受过训练又在这方面具有天赋的人能够帮助自己和他人认清我称之为“垃圾”的东西，因为如果无法分辨垃圾是什么，就无法回答其他三个问题。我将正在学习说“你好”的人们使用的语言称为“火星语”，以区分于我们日常使用的“地球语”。无论从早至古埃及和巴比伦时期的历史记录中，还是从当下的记录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日常的地球语带来的都是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即使是那些幸存的人们，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精神困扰。我希望火星语最终能被人们恰当地教与学，从而帮助人类减少灾难。火星语是揭示事物原本面貌的语言，例如，梦的语言就是一种火星语。

为了说明研究如何说“你好”的潜在价值，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例子。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得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命不久矣。他叫莫特，30岁，身患慢性癌症，凭借现有的医学知识无法治愈。最好的情况是他还可以活5年，最糟的情况是还可以活2年。他的精神问题表现为不明原因的抽搐，包括点头和抖脚。在治疗团体中，他很快发现了原因：他的脑中会跑过一连串音乐，这串音乐就仿佛一堵墙，阻隔了他的恐惧，而抽搐正是他在为这串音乐打拍子。这一结论来自仔细的观察，而且顺序很重要，不是音乐在为他的抽搐打拍子，而是身体的抽搐在为他头脑中的音乐打拍子。此时，团体中的每个人，包括莫特在内都可以看到，如果心理治疗移除了他脑中的音乐，那么莫特心中将释放大量恐惧。除非他的恐惧被其他令人愉快的情绪取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那该怎么办呢？

很快，所有团体成员都意识到他们其实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自己迟早会死。对这一事实，他们都有情绪，并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加以压抑。就像莫特一样，他们感到死亡威胁着他们，他们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掩盖这种威胁。死亡的威胁阻碍着他们充分享受生活。不过，他们仍旧有20年或50年的生活可以过，而莫特只有2～5年。最终大家决定生命不在乎长度，质量更重要：这不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而是由于一个将死之人的出现，对每个人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

其他所有团体成员（理解火星语的人，他们很乐意教莫特，也很乐意学习）都一致同意生活意味着一些简单的事情，例如，看到树木，听见鸟鸣，与他人说“你好”：这是一种充满觉察而自然的体验，带着沉静与谦逊，而无须逢场作戏或虚情假意。他们也同意，为了享受到这样的生活，所有人，包括莫特在内，都需要阻挡脑中的垃圾对他们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只有当他们了解到莫特的情况并没有比他们自己的情况更加不幸时，他们才不会因为莫特的出现而感到悲伤与怯懦。相反，会为彼此的相处感到愉快，可以作为平等的人彼此交谈。此时，他们可以质疑莫特的垃圾，因为莫特现在能够理解质疑的价值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质疑；反过来，莫特也可以质疑其他成员的垃圾。其他成员和莫特都清楚莫特的境况比任何人都棘手，但莫特已经下决心放弃癌症患者这种身份，打算作为人类群体的一员继续生活下去。

这个例子清晰地说明了“同情”给说“你好”带来的问题，以及说“你好”的深度问题。在莫特的例子中，其他成员向莫特说“你好”经历了三个阶段。当莫特刚进团体时，其他人不知道他是一个被医生宣判了死刑的人。所以他们在团体中以自己惯常的方式与他说话。每位团体成员说话的方式基本取决于他们的成长环境—父母教他们如何与他人打招呼；后来通过学习，他们与他人打招呼的方式有了一些调整；进入心理治疗团体后，他们带着适度的尊重和坦诚说话。莫特作为一个新成员，也用惯常的方式回应他人，假装自己是一个雄心勃勃、充满热血的美国男孩，就像父母期待他成为的那样。但当第三次会面，他说到他的命数已定时，其他成员感到很困扰，像被出卖了一样。他们担心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是否让自己、让莫特，特别是让治疗师看起来很糟糕。事实上，他们对莫特和治疗师都很愤怒，因为他们没有更早说明真相，这让他们感到被戏弄了。其实，在他们向莫特说“你好”时，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和什么人说话，只是使用了一种标准化的方式。现在他们知道莫特是一个特殊人物了，他们期望能够回到过去，重新开始，这样他们就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了。

很多患者第一次与治疗师会面时会自我介绍，并在治疗师邀请他们进治疗室时与治疗师握手。有的治疗师主动与患者握手。关于握手一事，我有不同的做法。如果患者带着强烈的感情与我握手，为了避免不礼貌，我也会与他握手，但握手传递出了中立的态度，因为我会思考他的情感为什么如此强烈。如果他握手的方式仅仅表明他认为这是一种礼貌，我还会以同样的问候方式，我们双方都能够理解：这种令人愉快的仪式并不能干扰接下来要做的正事。如果患者的握手传递出绝望的态度，我会以紧握并让他安心的方式与他握手，让他知道我了解他的需要。不过，进入候诊室时，我的面部表情与双臂姿态都会向新来的患者清晰地传达礼仪方面的行为没有必要，除非他们坚持。我这样做是要表明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更重要的事，而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是多好的人或者互献殷勤。通常，我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不与他们握手，主要是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也不期待他们与我握手，因为他们也不了解我。另外，有些来见治疗师的人不喜欢被触碰，不与他们握手也是对他们的一种礼貌。

会谈结束时，情况有所不同。那时，我对患者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患者也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因此，当他离开时，我会特别注意与他握手。此时，我对他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知道如何恰当地与他握手。这个握手对他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即使他讲了所有关于他的“坏”事，我仍旧接受[2]他。如果他需要的是安慰，我将以安慰的方式与他握手；如果他需要的是对他的男子气概的肯定，我将以引出他的男子气概的方式与他握手。这不是为了鼓励患者而精心选择的策略，而是一种对患者自然、自发的肯定。我与他已经有了1小时的谈话，我了解他最为关切的个人问题是什么。相反，如果他向我恶意撒谎，而不是出于不好意思，或者试图利用我或恐吓我，我将不会与他握手，这样他才能知道如果他希望我站在他这边，必须改变他的行为。

对于女性，我的做法稍有不同。如果对方需要一个明确的表示，以表明我接受她，我将会用一种对她适当的方式与她握手。如果对方不喜欢与男性接触（会谈结束时，我会了解），我会恰当地与她说“再见”，而不与她握手。后面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不在见面时握手的原因：如果在我了解我将与谁握手前就与她握手，我会引发她的厌恶。如果我在会谈前这样做，其实是对她的一种侵犯和侮辱，因为我强迫她出于礼貌触摸我，并接受我的触摸，而这是违反她的本意的。

在治疗团体中，我的做法类似。刚开始时，我不会说“你好”，因为我已经整整1周没有见到团体成员了，我不了解我正在对怎样的人说“你好”。一个轻松或兴奋的“你好”对那些在两次会面中发生了一些事情的人来说十分不恰当。但是在团体会谈结束时，我会非常重视与每个团体成员说“再见”，因为此时我了解了我正在与怎样的人说“再见”，以及应该如何说“再见”。假如一位女士的母亲在上次团体会面后过世了，而我在见面时与她愉悦地说“你好”，这对她似乎不太合适。她可能会原谅我，但我没有必要让她承受这种负担。在会面结束时，我会知道如何在她处于哀伤的情绪中与她道别。

在社交情境下，情况有所不同。我们交朋友是为了获得安抚。对于朋友，根据他们的准备情况或需要，说“你好”和“再见”的方式可以从公开的握手到大大的拥抱。有时，为了避免过度投入，我们也会用微笑表示。但是人生中比必须交税还要确定、和人终将一死一样确定的是：你越早结交新朋友，你越快拥有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