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创伤性关系到发展性关系
——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
在生命最初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萨拉很少被任何人放在心上。关系的缺失是她的创伤。结果,她的心智没有很好地发展,没有整合出一致性的自体感。
萨拉现在是一个被收养的9岁女孩,她出生在东欧,婴儿时被母亲遗弃,在孤儿院长到4岁,然后被一对来自美国的夫妇收养。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他们还收养了一个比萨拉大4岁的儿子,而且生活得很好。但是,萨拉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中却有着很多困难。在和他们一起生活的5年里,她愤怒、控制欲强,而且越来越暴力,尤其是对她的养母玛丽。她的暴力甚至让玛丽摔断了一条腿,因为萨拉把玛丽推下了楼梯。对萨拉和她的家人的许多干预尝试最终都没有成功。为了所有相关人员的安全,萨拉被安排在一个寄宿项目中,该项目的干预原则是基于对依恋和发展性创伤的理解。
在萨拉参与该项目的4个月里,她的双向发展心理治疗(DDP)的治疗师凯瑟琳一直在为她进行治疗。蒂娜是萨拉的两个依恋辅助者之一,在治疗进行过程中也一直在场。在治疗中,萨拉向蒂娜抱怨在(寄宿)小屋里面她不喜欢哪些东西,然后又因为凯瑟琳试着想要对此和她聊聊而生凯瑟琳的气。通常情况下,当凯瑟琳试图吸引萨拉参与时,萨拉根本不理睬她。在蒂娜看来,似乎无论萨拉做了什么,凯瑟琳都会接纳,然后继续谈话或发出另一个邀请开始新的谈话。在过去的4个月里,类似的治疗情况一次又一次地发生,萨拉一直非常挑衅且排斥,而凯瑟琳则对萨拉的体验保持开放,接纳并尝试着对萨拉的体验更多一些理解。凯瑟琳并没有变得具有防御性,也没有变成说教或试图解决问题,而总是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对萨拉做出的一切都感兴趣。
当萨拉拒绝加入她的谈话时,凯瑟琳可能会和蒂娜说话,甚至会自言自语地谈论萨拉,总是带着一种接纳的态度,夹杂着一点好奇,想知道萨拉可能在想些什么,或者对她最近经历的一些困难充满共情。
有时候,凯瑟琳想要帮助萨拉变得更合作、更多参与到对话中来的愿望,让她难以接受萨拉的防御。她是那么想让萨拉过上更好的生活!之后凯瑟琳就会反思得更多一点,回想起萨拉在生命的最初4年里所经历的艰难。这么做总能帮助凯瑟琳找回对萨拉的同情,从而使凯瑟琳保持耐心并再次无条件地接纳萨拉。
在这次治疗中的某个时刻,蒂娜提到萨拉经常抱怨在(寄宿)小屋的生活,就像她的养母说萨拉抱怨家里的生活一样。蒂娜还说,她认为萨拉的母亲是一个关心萨拉、为她付出很多的好人。萨拉对此听而不闻,望向窗外。
凯瑟琳很想告诉萨拉,她的母亲是真正关心她的、她可以信任的人,但是凯瑟琳克制了自己,而是轻声地开始和蒂娜说话。她希望用不直接对萨拉说话的方式,这样萨拉就不必太生气。虽然沉默着,但萨拉看起来似乎一直在听,也许甚至思考了一下凯瑟琳在说什么。这使凯瑟琳在和蒂娜谈话时继续保持全然地投入。以柔和而有节奏的方式,凯瑟琳讲述了萨拉的故事:
凯瑟琳:蒂娜,我觉得萨拉和妈妈们在一起时并不能感觉到安全。她可能不确定是否想和妈妈发展关系。当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她的第一个妈妈似乎没有很好地照顾她,把她留在了警察局,再也没有回来。萨拉那时生病了,很瘦、很脏、很痛。她在医院住了两个月,然后被送去了孤儿院。她在那里住了将近3年——蒂娜,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孤儿院是没有妈妈的!没有妈妈去了解她、抱着她、陪她玩、用特有的方式照顾她。当她见到养母时,她真的不信任她。她习惯于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当她的妈妈想要为她、以及和她一起做些什么的时候,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当她妈妈对她说“不”的时候,她真的很生气。她认为妈妈说“不”就是因为她坏而且想让她不开心!所以,我明白了,蒂娜,为什么萨拉在小屋里不太开心,在家里也不太开心。她从来没有一个她可以信赖的妈妈能帮助她过上那种生活,那种可以让她了解快乐是什么的生活。
沉默了一二分钟,萨拉仍然盯着窗外。然后,以一种平静的语气,萨拉说:“我想念我的妈妈。”
凯瑟琳同样静静地对蒂娜说:“告诉她你有什么感受,蒂娜,关于她想念她妈妈这件事。”
蒂娜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为你感到难过,萨拉,因为你想念你的妈妈,而她不在这里。”
当蒂娜说话时,萨拉看着蒂娜,注意到她眼里闪烁着泪花。萨拉说:“你哭了!”
蒂娜觉得萨拉的脸看起来很脆弱,她感到自己有更多的泪水涌了上来。
“是的,萨拉,我哭了,因为你想念你的妈妈,而她不在这里。现在我有更多眼泪涌上来,因为我觉得你这辈子一直都在想念妈妈。”听了这话,萨拉靠在蒂娜身上,蒂娜拥抱着她。萨拉哭了,蒂娜抚摸着她的头发。几分钟后,萨拉问蒂娜,妈妈什么时候来看望她,蒂娜回答说周末会来,萨拉笑了,把头放在蒂娜的肩上。
在过去的4个月里,萨拉逐渐意识到自己存在于凯瑟琳和蒂娜的头脑和心灵(mind and heart)中。她之所以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凯瑟琳和蒂娜一再邀请萨拉加入她们同步化的非言语–言语交流中,有时她会接受邀请,但更多的时候会拒绝。当凯瑟琳告诉蒂娜,在萨拉的生活中她并不能经常体验到妈妈的存在时,萨拉不但注意到她存在于她们的头脑和心灵中,并且也允许她自己在主体间意义上真实地体验到她们。后来,蒂娜想到了这段对话,想到她内心有一部分曾多想让凯瑟琳和她一起进行说教,多想告诉她(寄宿)小屋里的规则多么公平以及萨拉又是多么不讲理。蒂娜很感激凯瑟琳找到了一种方法,帮助她看到她正在逐渐认识和了解的这个孩子萨拉掩藏在愤怒之下的脆弱和痛苦,并帮她与之(萨拉的脆弱和痛苦)建立起联结。
那个周末,萨拉看起来有点不同。她想和妈妈多聊聊。她看起来更放松了,蒂娜感觉到她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联结。萨拉似乎下定决心要搞清楚该如何拥有一个妈妈。她开始质疑“她是不可爱的”这个旧故事,同时开始意识到一个新的故事:她或许能够有一个爱她的妈妈,这个妈妈可以看到她内在的美好。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她能够做到了。她找到了进入母亲头脑和心灵的路径,并且在那里发现了自己。在这段关系中,她终于能够开始发展自己的心智。
很多很多的孩子都和萨拉一样,在生命的最初经历了创伤。他们中有些孩子的父母虐待或忽视他们。有些则没有父母或成年人尽心尽力地为他们提供像父母一样的照顾。这些创伤对孩子的大脑、身体和心灵的发展都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幼儿所经历的创伤性关系种类有很多,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创伤包括身体和性虐待,但并不仅限于这些极端的侵犯和背叛行为。当重复的蔑视、冷漠、发脾气和不满的表达是由父母——即孩子需要向其寻求安全感的人——指向孩子时,那么这样的表达也必须被认为是创伤性的。这些表达通常是非言语的,通过蔑视的眼神、厌恶的面部表情、刺耳的声音和语调以及不屑一顾的肢体语言而传递出来。除此之外,还有诸如“你是个坏小子!”“滚出我的视线!”“我真希望你死了!”“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之类或者更糟糕的表达。而当孩子不被看到或听到——当父母对他们孩子的存在漠不关心时,这样的关系同样是创伤性的。这些孩子于是将自己体验为隐形的、不重要的、没有价值的。这是“被忽视”的创伤。
这种创伤性的非言语和言语交流教会孩子们避免直视父母的眼睛,停止倾听他们自己内心的声音,避免被碰触,不再寻求被关心和被喜爱的日常互动。许多受创伤的孩子因此会持续地去回避他们的养父母,而不是向他们寻求安全感。这种回避是以他们的发展为代价的,因为年幼的孩子需要这些同步的非言语交流以及逐渐发展的言语交流,这是健康养育的一部分,从而使孩子在神经、情感、社交和认知方面获得发展。出生时,他们希望被父母看到和触摸,而现在,他们不希望被寄养或收养父母看到和触摸。
另外一些受创伤的儿童则宁愿激起暴怒和厌恶的反应,也不愿完全没有反应。他们宁愿“坏”也不愿被无视。他们与新父母有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建立在对立、挑战、愤怒和欺骗的基础上的。他们宁愿因为自己对待父母的行为被虐待也不愿被忽视。上述两组孩子发展出的自体感都非常受限(“坏的、愚蠢的、懒惰的、笨的”)或破碎而组织不良(困惑、混乱、因缺乏自己的方向而容易被主导)。
当儿童发展出依赖自己而非他人的生存模式时,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对他人深深的不信任,不信任别人会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为自己做最好的事。这些孩子认为,从成年人那里获得自己所需的唯一方法,就是威胁或操纵他们。有些孩子习惯于做很“坏”的孩子,而有些孩子习惯于表现得很“好”。有些则有能力既做“好”孩子也做“坏”孩子,这取决于环境,以及他们对某个特定成年人对一个或另一个人可能做出何种回应的判断。
充满不信任感的孩子在与寄养父母、老师、治疗师等成年人交流时,其关注点非常狭窄。他们专注于他们必须做什么才能自己去满足他们所感知到的自己的需要,或者诱导成年人去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对更多地发现自己是谁(自己的长处和弱点)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早就得出了结论:自己是糟糕的、不可爱的。他们对别人和周围的世界也不感到好奇。早期的关系创伤教会他们只关注与安全感有关的问题,所以他们对成年人感兴趣且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很少有兴趣。
凯瑟琳和蒂娜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让萨拉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空虚和孤独呢?她们在过去4个月里说过、做过了什么让萨拉意识到一种新的关系类型,并且变得能够开放地去探索这种新类型的关系——一种她作为婴儿与她生母在一起时以及在孤儿院时都从未体验过的、而她的养父母也不知该如何帮助她去体验的关系?凯瑟琳和蒂娜以及项目中的其他人无数次地向她展示了能够赢得她的信任、并能够促进她发展的人际关系的组成要素。
儿童需要人际关系——我们都需要。儿童如何发展,非常显著地受到人际关系的性质的影响。双向发展心理治疗(DDP)使那些在原生家庭中经历过关系创伤的儿童,能够从对他们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新的关系体验中获益。DDP通过提供类似于健康的亲子关系中所能提供的关系体验来做到这一点,而这种关系体验,在这些儿童的早期生活中是缺乏的。这些体验包含对儿童神经心理发展至关重要的安全感。它们也为孩子们提供了机会,让他们以一种不被过去那种充满羞耻和恐惧的关系体验所扭曲的方式来了解自己和他人。在DDP中呈现的关系使孩子们能够学会识别、调节和表达他们的情绪状态,并为他们提供经验,教他们如何寻求安慰、解决冲突和修复关系。DDP使经历过关系创伤的儿童感到安全,通常是他们生命中第一次感到安全——安全地感到悲伤,安全地寻求和体验相互之间的欢乐。在DDP中,孩子们也学习到,他们可以发展他们独特的自主性,同时又与那些能保护他们安全并支持他们成长的人保持紧密的关系。
对话
双向发展心理治疗是为给那些不相信其养育者、老师、治疗师和更广泛的社会团体的孩子提供一种治疗性、治愈性的关系而设计发展的。它有赖于从我们对依恋、发展性创伤和主体间性等理论知识中提取的原则,用以影响治疗师和孩子之间治疗性关系的发展。
个体与婴儿间的主体间性体验,是在人类发展中真正处于核心地位的对话。它们是互惠的、非言语的、彼此协调的互动,发生在我们的头脑、心灵和身体彼此同步的时候。当我们与婴儿互动时,非言语的协调是非常明显的,而当我们与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和伴侣交流时,非常类似的互动也同样鲜明。一个人所表达的体验,影响着、同时也被另一个人所表达的体验所影响,它们从根本上是非言语的、在彼此互动中不断进行微调的。婴儿期之后的对话也可以是言语的。与非言语表达一致的话语,为所分享的体验带来补充意义。在一段对话中,每个人都对自己和他人的体验敞开心扉,双方都投入在各自带到对话中的故事里,并通过这种参与,使两个故事都得到了强化。
在DDP中,治疗师发起并保持与孩子的对话。治疗师的开放性(对他自己的体验和孩子的体验)和参与性(积极地去影响和被两个故事所影响)使孩子开始学习如何也进入对话。治疗师首先展示给孩子看,进行对话是安全的。治疗师的态度向孩子表明他或她不必害怕这些对话。通过聚焦于对话的互动本质,治疗师向孩子展示如何进行一段对话。这就是被虐待的儿童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不曾有多少机会可以学习到的东西。治疗师有能力在她的头脑和心灵中同时抱持住自己的和孩子的体验,这种能力使她的体验能够减弱孩子受创伤影响的体验,减少与创伤相关的恐惧和羞耻。
DDP治疗师的核心体验是意识到并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同时意识到并接纳自己所遇到的经历过创伤的孩子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这给孩子们提供机会体验到一个全然投入和支持性的他人。这些对话开辟了一条跨越创伤的新道路,在这条路上,故事可以继续发展。DDP是关于创造新故事(的治疗模式)。创伤性事件冲击着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创造了一个被缺口所分裂、被强烈的情绪所扭曲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面前孩子畏缩和隐藏。这些故事是僵硬的,虐待孩子的人为其赋予了意义,强加给了孩子。从这些因为关系创伤而产生的羞耻与恐惧嶙峋交错的故事中,DDP在创造联结、力量和复原力的故事。作为人类,除了创造故事,我们别无选择。在DDP中,我们与孩子共同创造整合的故事,这些故事引导孩子们发展出整合的自体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连贯一致的叙事。
指导DDP发展的理论和研究,将在第二章中介绍。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将介绍DDP的总体框架和应用经验。孩子在治疗室里发现的这种新的联结方式同样需要出现在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中。孩子的父母与DDP治疗师结成联盟,在这种关系所提供的安全感中,无论是在治疗过程中还是在家里,他们都能够与孩子建立类似的关系。与孩子的父母一起工作的过程将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进行比较详细讨论。
对于那些经历过早期关系创伤的孩子来说,促进孩子与老师、大家庭成员以及生活中其他重要成年人建立这样的关系是非常有益的(即便不是必不可少的)。第八章将讨论在孩子的学校和社区内发展这种关系的过程。在第九章中,我们将探讨DDP在不同的儿童亚群体中的使用。第十章将介绍DDP对各种家庭情境和离家设置的适用性,以及对个体治疗及督导的适用性。第十一章将介绍我们早期为DDP、DDP指导下的养育以及双向发展实践开发支持性研究所做的努力。最后,在附录中我们会提到一些双向发展实践的具体例子。
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叙述,在依恋关系中发展得最为成功,这种依恋关系给我们带来了安全和互惠,将我们的精神与他人的相衔接。这些关系日复一日地给我们带来安慰和喜悦。我们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也是为这种关系而设计的。我们渴望这样的关系。我们在其中茁壮成长。我们能够在其中化解创伤的冲击,发现并实现我们的潜能。这就是真正的发展性关系,没有它们,孩子的发展将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说明
在整本书中,除非是指某一特定的人,作者交替使用性别代词。同样,除非是指特定的人,作者还将父母、养育者、照料者或驻家工作人员都称为父母。
书中呈现了许多关于孩子和父母的案例片段和研究。除非作者特别指出所引用的是某一特定案例,否则这些案例片段和研究都是合成的案例,并不特指某个或多个特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