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克里斯蒂娜·福特曼 (Christina Fogtmann)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北欧语言研究所语言心理学系教授,学科带头人及研究生导师;科研成果主要针对理解与情感在语言中的体现和心智化理论在人类沟通环境中的实践应用。
译者简介
袁丽丽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语言心理学硕士;丹麦国家注册认证中英丹三语家庭治疗师;曾就职于丹麦孔子学院并长期负责丹麦驻华使馆官员赴任前语言文化培训。译者序
理解自己与他人,是一种能力,是可以训练的。无论是马歇尔·卢森堡(Marshall B. Rosenberg)的“非暴力沟通”,还是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的“情商”系列,都涉及这样一个核心—当语言作为心智化能力的表现形式之一时,我们应该如何应用。
在生活中的每时每刻,我们都希望自己的所思所想能够被他人理解,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准确地抓住他人话语中的重点,从而与之达成共识。殊不知,理解本身也是一种能力。而在现代社会中,是否每一次对话、每一种行为表现都能达到彼此理解的效果?这其中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又是什么因素在“作怪”并导致沟通中出现误解?如何拨开沟通中的层层迷雾,让言语行为更加行之有效?
作为译者,我第一次接触心智化理论是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就读时,在克里斯蒂娜·福特曼(Christina Fogtmann)教授的“理解的心理学”这门课上。从前,心智化理论只应用于临床范围,以考量精神科医师与有着相关病理诊断的患者之间的沟通。而今,心智化作为人类的基本能力,已经被广泛应用在临床外的日常对话中。为什么有的人摔倒了能够拍拍身上的灰尘就爬起来,而另一些人则需要相对长的时间才能恢复?为什么我们在与别人的互动过程中能够更加认清自己?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心理弹性?在通往理解的道路上会经历哪些过程?如何激活与培养人类这个与生俱来的能力,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评估的可能?
关于言语使用的著作非常多,而这本书实际上涉及的是影响言语表达与理解能力的心理根源。福特曼教授基于多年在语言心理沟通领域的深入研究,整理并论述了心智化这一能力在三个不同的沟通场景中的应用。如何在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职业的人们的互动中增进彼此的理解,并且创建可持续发展的优质的沟通关系,正是我们希望与读者一起继续关注及探讨的问题。
在丹麦,心智化理论在不同的实践领域中都取得了实质性成果,作为译者以及职业的家庭治疗师,我对能够将本书翻译为中文出版并为国内的相关同行以及沟通爱好者带来启迪深感荣幸。
最后,非常感谢原著作者、丹麦Samfunds Litteratur出版社以及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万千心理”对于中文译本出版以及心智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大力支持。作为译者虽已努力耕耘,但语言之间的微妙与差异始终存在,若发现细微之处的曲解或有不同的建议,欢迎读者不吝赐教。
袁丽丽
写于丹麦哥本哈根
2021年11月1日
鲍尔比和福纳吉对依恋的看法
福纳吉对依恋的看法和鲍尔比一样吗?不完全是。福纳吉和他的同事们认为,依恋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年幼的孩子对亲密关系的寻求以及被保护的需要,依恋关系的作用也不仅仅是给孩子提供了一个探索世界的安全基地。心智化理论的出发点是,大脑对于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做好了准备,让人们能够与他人一起生活并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人。我们出生时并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是大脑已经做好了进化的准备,使之成为可能。这种潜在特质发展的前提就是依恋关系:安全的依恋能够确保大脑结构依序建立,而正是这些结构为孩子提供了进行社交的最佳前提。接下来我将详细阐述心智化的理论思想。
如果没有被他人看见,我们也无法看见自己和他人
很多人会对情绪和情感的概念进行区分,但在心智化理论中,我们常将这两个术语当作同义词(例如,见Mohaupt m.fl. 2006; Fonagy m.fl. 2007),因此我也将它们用作相近的概念。但是,情绪/情感与感受在概念上的区分非常清晰。情绪和情感可以理解为心理物理性质的反应,它们既是身体的体验,也是行为的动机。而感受则是对心理物理体验的情绪进行认知处理后得到的结果,感受构成了反应的种种类别,而正是这些反应类别,使我们去学着对情绪或情感体验进行分类与组织。
在心智化理论中理解发展心理学的核心是,用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视角来看待自我的形成:即心理是由外向内发展的。心智化研究者认为,儿童将自己作为心理角色进行体验的能力并非天生,而是通过与重要他人的互动获得的。接下来我将要探讨人类作为心理角色(即心理自我)进行发展并体验自身的先决条件。
根据心智化理论家的说法,我们对情感的理解发生在与他人的相遇及互动中。理论家们并不认为,人类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对支配其经历的情绪的基本认识——情绪的特征及意义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产生的。
我们假定,孩子在幼时经历了一些内在的(如身体或情感的)信号,这些经历是无组织无顺序的。只有当他人对处于情绪状态的孩子进行回应时,孩子才能开始对这些经历进行分类整理。照顾者通过回应对孩子进行了镜像反射,而孩子通过这种方式认识到了自己的经历。经过反复的回应,孩子的内部形成了一个表征,或者说象征,对孩子的心理状态进行了描述。也可以说,发生了内化,因此这些回应能够表征孩子的特定内部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些内化的帮助下,孩子建立了心理状态的象征(或表征)系统,由此他便能够不断地开始理解自己的情绪。通过这种方式,孩子能够识别自己经历的内在信号,并将其与所处的情绪分类状态相关联。在这个系统里,孩子的初级情绪被赋予了意义。图4.1对这个过程做出了具体的说明。
通过这种方式,照顾者帮助孩子将情绪组织成不同的反应类型。反应类型由孩子根据感受进行区分——这些感受可以归因于自身和他人。在时间的作用下,孩子会通过照顾者的反应获得对自己情绪的认识。
在心智化理论中,社会生物反馈模型(social biofeedback-model)也对上述想法进行了描述。就像血压计能够为我们的生理状态提供生物反馈一样,其他人也能够为我们的情绪状态提供社会生物反馈。通过照顾者的反应,孩子能够从外部视角看到自身的感受:孩子将自己的内在情绪状态及他人通过回应提供的信息相联系,以此接触到自己的感受。
如果照顾者的镜像反射是为了支持孩子建立内部表征系统,那么这个反射就不能离孩子的反应太远或太近。比如,如果孩子哭了,那么照顾者不应该让自己跟着孩子一同哭泣;反之,也不该责骂自己。如果镜像反射与孩子的反应太近甚至相同,那么将无法保持其象征性的潜力。如果幼儿哭泣的时候照顾者也开始哭泣,那么孩子所创造出来的表征就会失去象征意义。镜像反射反而会触发与之前一样的状况,也就是说,照顾者的反应强化了孩子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镜像反射成为了焦虑的根源,并且使孩子感受到,自己目前所处的状态是具有感染力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对镜像反射进行标记。福纳吉使用了标记这个概念,以表明被镜像的反应与镜像之间存在差异。
另一方面,如果镜像反射与孩子的经历相去甚远,比如,哭泣的孩子遇到了开怀大笑的母亲,孩子便无法形成有用的表征。因为二者的联系并不清晰,在这之间也无法找到象征性的潜力。因此,人们在心智化理论中引入了巧合性的概念,即照顾者所做出的回应必须视情况而定。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孩子的行为或经历与外界的反应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巧合性保证了孩子通过镜像反射对自身感受进行确认,从而使孩子的情绪经历在现实中得到回应。新生婴儿无论是在身体动作还是情感表达上都更喜欢一种完全的巧合性,而4—5个月大的孩子则更喜欢较高程度但不完美的巧合。例如,3个月以下的孩子更喜欢观看直接播放自己的腿部活动的视频,而稍大一些的孩子则更愿意观看比自身动作稍有延迟的视频(Bahrick & Watson 1985)。
但是,人们如何更具体地构建反应,让孩子能够形成具有象征性潜力的表征?福纳吉和同事给到了一个具体的例子:研究发现,在8个月大的孩子接受疫苗注射后,最能使孩子得到安慰的是那些“……能最快对孩子的感受进行反应,但同时也给与孩子当下感受(微笑、问题、不自然的假装等)不相容的情感表达留下空间的母亲”(Fonagy m.fl. 2007: 44 f.)。作者指出,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表达出了复杂的情感。它确保孩子能理解,镜像反射的感受与自身的感受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这项研究有助于理解,充分的镜像反射包含着复杂的情绪——它们首先包含了那些模仿孩子的情绪而生成的情绪,同时也包含了与孩子的情绪相悖的情绪。
自我的建立——照顾者与基因的意义
艾伦等人(2013)写到,事实或许与我们所认为的相反,我们似乎是通过其他人来创造出心理自我的。艾伦提出,直觉来说我们可能会认为,对于他人心理的理解始于我们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与其相反。然而,心智化理论的思想是全面的,它假定对自身心理状态的理解与完全的自我发展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在这个条件下,自我发展的前提便依赖于照顾者的反应。莫豪普特(Mohaupt)等人2006年曾写道:
在与照顾者的关系中,孩子将内化一种自我感。而这种感觉的质量取决于照顾者对孩子情绪的表征。(Mohaupt m.fl. 2006: 240)
心智化理论的这些考虑是受到了前面所提及的客体关系理论家温尼科特的启发。温尼科特提出了足够好的母亲(the good enough mother)的概念,并因此确立了照顾者需要将婴儿理解为心理角色的重要性。温尼科特对于孩子早期的人格形成和在这个过程中对照顾者(尤其是母亲)的依赖有着浓厚的兴趣。与温尼科特的主张一致,福纳吉和同事对此描述道:
若父母无法理解孩子的内在体验并给出适当的回应,便等同于让孩子失去了发展持续的自我感所必需的重要心理结构。(Fonagy m.fl. 2007: 38)
然而,连贯的自我结构并不会在婴儿早期显现出来,而此时这些情绪调节的交互已经在起作用。自我结构的发展最早出现在婴儿真正开始发展心智化能力的时候,即4—5岁时。
正如福纳吉和塔吉特(Target)所写的那样,我们可以认为,主要照顾者在婴儿早期所要承担的责任有着不可超越的重要性。作者对此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大自然是否真的创造了这样一个如此脆弱但又对我们的自我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系统?作者写到,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预见,所有人都至少会遇到一个关注自己的人,这个(些)人能够敏感地识别孩子的潜在心理活动,从而为孩子的心理发展提供适当的帮助(Fonagy & Target 2005)。作者还提到,起决定作用的反射并不仅仅来自主要照顾者。因此,正如祖父母和其他次要照顾者在孩子潜质成熟的过程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兄弟姐妹们在有意识和反思的心理设置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艾伦等人(2013)写道:“孩子会学习父母、兄弟姐妹、其他亲戚以及同龄人的心理。这种学习贯穿了他们的一生”(Allen 2013)。这种假设为个体创造了机会,使我们能够获得对社会中其他孩子的一种人际责任。
因此,孩子的心理自我的发展依赖于,新生儿的发展需求是否能够不断地被一位或多位照顾者以适当的方式满足。这里面也包含着心智化理论的观点,即人格障碍可能是照顾者不适当的行为导致的结果。然而,必须强调的是,福纳吉和同事并不认为个人的自我发展完全取决于外在环境。在这个前提下,福纳吉结合了表现型与基因型这两个概念。基因型是指个体的潜伏基因,即孩子出生便携带的基因。然而,这些基因需要被激活,表现型就描述了激活后的基因型如何在个体身上表现出来。根据福纳吉的观点,孩子早期的人际交往经历会影响潜伏基因的表达。因此,决定表现型结果的因素不只有遗传易感性,而是由遗传易感性与人际、环境因素共同组成(Hart & Schwartz 2008: 22)。在这个问题上,福纳吉和同事引用了对养父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领养儿童的研究。研究表明,只有在收养家庭出现内部功能失调的情况下,孩子患精神疾病的风险才会增加。因此,基因也被认为对儿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们是否表现出来,则取决于儿童所处的人际环境中各因素的相互作用(Fonagy m.fl. 2007)。
对此,心智化理论家们引入了人际解读机制的概念。人际解读机制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假设性的神经结构,该结构处理我们所遇到的来自外界的刺激。它是“……婴儿时期与他人(主要客体或主要依恋对象)的亲密关系当中的复杂心理过程的产物”(Fonagy m.fl. 2007: 125)。人际解读机制被认为是一个综合术语,指我们做好了准备—准备通过他人面对我们的方式来面对世界。然而,在福纳吉(2009)看来,人际解读机制与鲍尔比所提出的内部工作模式并不相同。人际解读机制的目的并不是对依恋经历的表征进行解读,而是显然以一种更活跃的心理功能来解读新的经历。例如,儿童期创伤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个体后来的心理健康水平以及心理弹性的发展,人际解读机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