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书第5版出版以来,已经过去了15年。在第6版中,我们的任务是介绍这些年来团体治疗领域涌现出的重要创新。我们怀着喜悦和感激的心情,继续着40年前在斯坦福大学开启的长期合作,共同探讨了我们作为经验丰富的协同治疗师所开展的工作,并在撰写本书时相互支持、相互激励。我们在书中主要以“我们”的人称来写作,表示我们的想法互相交织。有时,为区分我们个人的经验,我们会切换到单数第一人称—我,并使用括号中的名字(亚隆或莱兹克兹)来表示谁正在叙述。
我们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团体治疗实践方面的新知识和经验积淀。书中提供了大量临床例证,使上述思想和原则更加鲜活、生动,也使本书更具实用性和指导意义。与以前的版本一样,本书适用于学生、受训者、一线从业者,也适用于督导师和教师。
团体治疗自20世纪40年代首次应用以来,就随着临床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革。新的临床症状、治疗设置和理论方法不断出现,团体治疗方法也随之改变。如今,团体治疗的种类是如此丰富多彩,以至于我们更愿意把它看作包含多种治疗方式的整体,而非单一的治疗方式。在各年龄段和存在不同临床需求的人群中,团体治疗一直都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总体而言,团体治疗和个体治疗的疗效相当,但花费要低得多。在精神健康、物质滥用问题以及生理疾病的治疗方面也同样如此。
相比过去,在当今的数字化时代,互联网的应用使团体治疗更容易实现。地域距离已不再是问题。现代技术为团体治疗师创造了新的机会和挑战:随着团体治疗从线下转移到线上,什么发生了改变,而什么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在这一版中关于网络团体心理治疗的新章节里将要讨论的问题(见第14章)。
现在,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其他地方,民族和文化背景各异的来访者都会参加团体治疗。因此,治疗师必须发展出多元文化取向,提升文化适应上的敏感性和技能。治疗团体从来都是“困难对话”与话语的交流场所,而种族差异和性别认同等问题可以在回应良好的团体治疗环境中有效地得到解决(见第16章)。 治疗团体形式是帮助心灵受创与流离失所的个体的有效载体。
然而,与此相悖的是,团体治疗师的专业培训未能与团体治疗的广泛临床应用并驾齐驱。越来越少的专业培训项目—无论是在心理学、社会工作、心理咨询还是精神病学领域—能够为未来的从业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深度培训和督导。我们经常在不同场合看到,治疗师在受训不足或缺少督导的情况下仓促上阵,他们被要求带领的团体中的成员有着复杂的经历和多样化的需求。此外,经济压力、专业层面的竞争以及当下精神健康领域中生物医学主导的医疗模式,都会加剧这一现象。每一代人都天真地认为自己发明出了真正的解决方法。精神健康是一个独特的领域,人们总是过度高估或低估其价值,即便是该领域的从业者也不例外。令人鼓舞的是,美国心理学会最近把团体心理治疗确立为一种专业门类。这一决定将促使人们更加重视这一领域的教育和培训,我们希望这些进展将使团体治疗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以保证团体治疗的实践范围能够不断扩大。我们知道,培训具有改革性的意义。
如今,治疗师被要求在实践中承担更大的责任,而团体治疗师也受此影响。我们都必须遵守循证实践的原则。长期以来,从业人员反对用研究、评估和收集数据的方式来指导临床工作,认为这是对治疗的干扰,会妨碍他们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将循证实践看作要严格遵循的条条框框,这样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是不合时宜的。行之有效的观点是将循证实践作为提高临床治疗有效性的指导和原则。我们在整本书中详细阐述了循证的团体治疗师的特征:建立有凝聚力的团体和牢固的人际联系,有效传达出真诚而准确的共情,处理反移情,以及保持对文化差异的觉察和敏感性。不断反思治疗的方法、有意识地持续提升专业素养,这也是一个循证的团体治疗师的特征。收集正在进行的治疗团体的数据,能为我们提供及时的反馈,让我们了解每次治疗、每个成员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见第13章)。
我们也看到,团体治疗师目前在工作中使用的方法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认知行为、心理教育、人际关系、格式塔、支持性—表达性(supportive-expressive)、现代分析(modern analytic)、精神分析、动力性互动(dynamic-interactional)、心理剧……所有这些方法,现在都可用于团体治疗。为了将个体的心智、身体和大脑间的相互影响整合到治疗工作中,团体治疗师还会将依恋理论和神经生物学方面的最新研究发现带入团体治疗的过程(见第2章和第3章)。
虽然本书篇幅有限,无法一一讨论各种治疗方法,但指导我们撰写本书第1版的策略仍然有效。这种策略就是,在讨论每种团体疗法时,将“表面”与“核心”部分区分开。表面部分包括某种流派的特征、形式、特定技术、专用术语和围绕这种理论的氛围;核心指的是对治疗过程的本质性体验,即治疗性改变的核心机制。
如果你忽视“表面”部分,仅仅考虑引发来访者有效改变的机制,你会发现这些改变机制的数量有限,而且不同团体中的机制极为类似。例如,治疗目标相似的团体,尽管其外在形式大相径庭,但背后可能有类似的治疗性改变机制。这些机制依旧构成了本书的核心组织原则。我们首先会详细讨论11个疗效因子,然后描述以上述因子为基础的团体心理治疗方法(见第1—4章)。
另一个难题是选择讨论哪种类型的团体。现在,团体治疗的种类如此繁多,不可能逐一详述。因此,我们会将讨论聚焦于一个团体治疗的典型情境—门诊心理治疗团体,然后提供一系列原则,以便学习者能够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来调整这一基础团体模型(见第15章)。
我们的典型门诊心理治疗团体至少需要持续几个月,治疗目标远大,包括症状缓解和人格改变。我们将对这类团体详加描述,从形成团体的构思到团体治疗的完成:首先是有效筛选的原则、团体组建和准备阶段(见第8章和第9章),然后是团体发展,从团体的首次会谈到团体的高级阶段,以及常见的治疗难题(见第10—12章)。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当代的团体治疗情境是受其他类型的团体所主导的,这些治疗团体周期更短,治疗目标也更有限。那么,本书为何选择聚焦在门诊治疗团体这一特定形式?原因是,长程团体治疗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积累了大量来自实证研究与经过深思的临床洞察的知识。我们相信,本书描述的典型团体是一种高强度、目标远大的团体治疗形式,对来访者和治疗师的要求也很高。这类团体也为治疗师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用以观察团体进程、团体动力和团体带领。这些视角将为治疗师今后的临床工作提供有益的帮助。要带领这样的团体,治疗师需要熟练掌握复杂的治疗策略和治疗技术(见第5—7章)。然而,一旦学习者掌握了这些技术,并了解如何根据不同的治疗情景适时调整,那么就能将这些技术灵活应用于不同的临床情境。
学习者应努力成为有创造力的、慈悲的治疗师,并且懂得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实践。而要成为这样的治疗师,需要有同样慈悲且能够理解这一点的督导师(见第16章)。随着临床需求的日益增长,加之团体治疗的高效能和高效率,团体治疗必将成为未来的治疗模式。团体治疗师必须做好准备,抓住机遇,同时也需做好自身关怀,使自己的工作持续高效,并在工作中找到意义。
本书的读者大多是临床工作者,因此本书旨在提供即时的临床参考。然而,我们同时也认为,临床工作者也须熟悉自身领域的研究成果。尽管治疗师不一定亲自从事研究,但应能评估和参考他人的研究成果。
本书最重要的潜在假设之一是,对于有效的团体治疗而言,“此时此地(the here-and-now)”的人际互动是关键的。真正有效的团体能为成员提供一个场所,使他们置身其中并与他人自由地互动,识别并理解各自在互动中浮现出的问题。最终,这会使他们得以改变那些适应不良的人际模式。我们认为,如果团体治疗仅仅建立在其他假设之上,比如心理教育或认知行为原理,就不可能收获全部的治疗效果。如果强调人际互动,团体治疗将会更富有成效。我们将在本书中深入讨论这一人际互动焦点的范围和性质,以及它为个体带来性格与人际方面的重要改变的能力。人际互动是团体治疗的引擎,能利用好这一点的治疗师,更能胜任各种形式的团体治疗,也能使不同形式的团体治疗更富有成效(见第15章)。
我(亚隆)的小说《叔本华的治疗》(The Schopenhauer Cure)可以作为本书的辅助读物。它描写了一个团体心理治疗的故事,阐述了团体进程中的许多原则和治疗技术。因此,在本书的某些部分,我们会请读者参阅《叔本华的治疗》中对治疗技术的虚构描述。
内容冗长的厚重书籍往往容易被放到书架上的“参考书”中间。为了避免本书落得如此下场,我们努力不让本书增重。因此,我们不得不删掉一些旧的章节和引文,以添加许多新的素材。这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而且在删除那些被“判处死刑”的段落时,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手指头都很痛。但我们希望,这样做能使本书成为一部及时的、与时俱进的作品,能够在未来15年及更长的时间里对学习者和从业人员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