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潮

我们需要一些背景知识来理解上述内容。首先是提出假设，然后通过理论的镜头来看待整合。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身对世界的独特视角，来理解生活中已知或未知的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理论世界观是静默、含蓄而静止的。我们需要直面这一现象：通常，我们不会在与他人的聊天中明确而强烈地表达个人的世界观。但是，通过充分地探讨大脑和视觉系统，我们将会发现，人无法从纯粹的观察中看到任何绝对客观的现象。我会在下面提及一些假设，以丰富我的观点，并展开交流。

6. 要将神经科学与心理治疗进行整合并加以运用，我们并不需要掌握关于生物学、化学或神经生物学的全方位知识。但这确实需要我们在实际行动中牢牢掌握某些概念，并以严格的标准加以运用，包括理解神经生物学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与转化和／或应用工作（此书就是例子）之间的区别。

现在，让我们在脑海中带着本书的目标，回看关于胡安妮塔的故事。胡安妮塔的不适是很自然的，这标志着她正在发展伦理指南针。在她的专业成长历程中，若要整合这种新的治疗取向，就需要解决伦理、文化和专业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她需要评估自己对于服从权威的态度（例如，她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不遵循督导师的指示，她自身的舒适度处在哪个水平）。对于胡安妮塔和她的督导师而言，我们可能会首先发出提示并警告，包括卢克等人（Luke et al.，in press）及卢克和雷德科普（Luke & Redekop，2016）补充的告诫。卢克等人（Luke et al.，in press）描述了神经咨询的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取向，我们将以此指引后续的工作。

没有愧疚的意思，因为这已经超越了咨询师的职业范围。我们之所以阅读此书，并非想成为神经科学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未曾接受过正规的神经科学训练（例如，攻读高级学位或接受实验室训练）。走在整合乃至应用的路上，我们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打个比方，裁缝要想制作一件合身的衣服，则需要将裁剪好的布料缝在一起做出一件完整的衣服，但是他并不需要了解棉花生长与种植的确切条件或掌握农业技术与工具。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先了解一些神经科学的常识性知识。

想要好好地运用这些研究结果，我们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就像人类的成长与疗愈过程，没有捷径可走。因此，对于胡安妮塔和她的督导师来说，仅靠现有的不完整的新信息就去追随一个不同的理论流派，为时过早。相应地，卢克等人（Luke et al.，in press）“建议咨询师只能以一种关系的、具身的、非还原论的且以人为中心的方式整合神经科学”（见Hansen，2005）。

胡安妮塔的督导师正在努力提高来访者的生活质量，这一点毋庸置疑。我写本书时的顾虑之一便是有意或无意地宣扬求新求异。虽然很多书籍已经记录了脑科学研究前沿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心理咨询与治疗并不能对理论知识刻意地求新求异。它是一种严格的继续教育，我们要在其中对伦理与技术进行恰当的反思。因此，我建议胡安妮塔和她的督导师在现有的基本咨询技术和理论的基础上运用这些新知识，而不是将其作为新的咨询理论。在探索如何将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运用于实践时，她们需要检验这些成果如何与自己平时使用的主要咨询理论相联系，而不是去肯定或否定这些理论。

虽然这是心理学的常识性原理，但是作为受训中的咨询师，我们的工作便是把这些原理转化为实践，帮助来访者改善生活。视觉盲点的概念可用来比喻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所见并不总如所想，我们也无法总能看清事物的全貌。类似地，咨询师每天的工作首先便是扮演来访者的“另一只眼睛”，而后进一步帮助来访者寻找扮演他们“另一只眼睛”的人，以此来调节他们所处环境中的视觉盲点。

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认为，神经生物学和相关领域的文献艰深难懂。像大多数领域一样，该领域有颇具挑战性的专业术语（Hansen，2012），并因其科学性和医学性而令人备感复杂。然而，有一些方法可以解读这些文献。例如，有关大脑的主要术语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脑地形图，另一部分是脑术语。以“腹外侧前额叶皮质（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为例，大脑组织的外层是“腹侧（ventro）”的，意为底面；“外侧（lateral）”意为侧边；“前额叶（prefrontal）”，即前面的前面或额叶的前部；最后是“皮质（cortex）”（Jones，2017）。换句话说，腹外侧前额叶皮质是位于大脑外层（外皮）前面的前部之底面和侧边的脑组织区域。虽然这个句子很烦琐，但它说明了，初听起来很唬人的科学术语实际就是方位和脑术语的结合。重点是，虽然神经科学的语言和内容可能令人生畏，但是不加批判地运用信息也是有问题的，因此我们鼓励寻求整合的咨询师在应用神经科学之前尽可能多地阅读相关资料。最后，卢克、雷德科普和琼斯（Luke，Redekop，& Jones，2018）建议，无须将原始文献视为高深莫测的，而应鼓励咨询师结合自身的掌握水平，以个性化的方式研究文献。

神经科学具备广泛的吸引力，但对该领域的某些主张很难加以限制。其中一些观点对咨询师而言是有问题的，原因在于这些内容会引起来访者和咨询师的期待，却超出当下可有效验证的范围（见Gruber，2017；Schultz，2015）。“神经胡话（Neuro-Bunk）”（Crockett，2012）是指媒体会夸大神经科学研究的主张，坑害那些迫切需要帮助或只想走捷径的人。媒体的许多说法听起来太美好，以致大部分无法成真（Gruber，2017）。事实上，费尔南德斯–杜克、埃文斯、克里斯蒂安和霍奇斯（Fernandez-Duque，Evans，Christian，& Hodges，2015）指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接收信息时也可能更轻信花里胡哨的神经科学信息！

卢克对神经科学与心理咨询的人文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无法相融的说法提出了质疑（Luke，in press）。与此同时，咨询师也有滥用神经生物学的风险，从而把对来访者的治疗当作医疗问题或大脑谜题进行处理。神经科学确实能支持咨询师的工作，但是咨询的根基以及当下的创新必须时刻根植于关系（Badenoch，2008；Miller，2016；Miller & Barrio-Minton，2016；Siegel，2012）。来访者可以通过理解身心挣扎的过程被赋能，以重述他们的生命故事和经历（Prendiville，2017）。

咨询是一项人与人之间的事业，包含了由治疗关系的核心条件产生的联结性（Rogers，1942；Prochaska & Norcross，2018）。基于神经的咨询取向强调了人类倾向于联结的潜在生物学机制。人类大脑约1/3的皮质被称为社会脑（Cozolino，2017），证明了联结的需要和能力。最近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对大脑单独进行研究时，脱离关系背景会影响研究结果（Palumbo et al.，2017；Ramachandran，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