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分析之道：复杂的俄狄浦斯及其他议题

精神分析和心理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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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精神分析协会前主席、中挪班教师安德斯在暮年回望职业生涯的诚挚之作。

作者：［挪］安德斯·萨克里松（Anders Zachrisson）

译者：王觅、汪智艳

定价：95.00

心理咨询与治疗

出版信息
内容简介
推荐
著译者介绍
序言
目录
书摘

出版信息

出版日期：2025年1月

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ISBN：9787518451036

装帧：平装

页码：372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内容简介
　　本书名为《我的精神分析之道——复杂的俄狄浦斯及其他议题》，讲述作者如何理解、实践精神分析，但又远不止于作为个体的安德斯——书中涵盖的多重领域的智慧、对“真相”的深刻剖析，将能启发所有读者对自身、对人类以及更宏大的世界的反思。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临床概念、教育及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作者从悲剧《俄狄浦斯王》起笔，阐述了精神分析的知识体系、方法论的复杂实践及对两位著名文学人物的精神分析式诠释，最后回归对俄狄浦斯的再思考，再次升华了本书的主题。
推荐
　　在介绍这本书前，我想先请大家抛开理论与技术，单纯谈谈精神分析。对于初学者，你的精神分析之路以什么为开端？对于高阶玩家，你会如何回溯这段精神分析之旅？又或者，若这片领域于你而言还是荒地，你要怎样迈出第一步？
　　如果有1000个读者来回答（作为编辑我希望有10000个，或者更多），可能会出现1000个答案——就像众人品读哈姆雷特那样；当然也可能是999个或者更少——搞精神分析的谁能绕过俄狄浦斯呢？
　　我们看到，安德斯也写俄狄浦斯。他写的有什么不一样？
　　这里就要从本书的中文书名说起了。最初的译名是《我的精神分析之路》，译者王觅老师建议把“路”改成“道”，这个修改可谓神来之笔。“道”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多重含义：道路；方向、方法、道理；技术；学术的思想体系……而本书就纸短言长地传达了上述多重内涵。俄狄浦斯在找寻“我是谁？”，来访者也在问“我是谁？”，而分析师会与他们一同走上好奇的探寻之道。
　　在《我的精神分析之道》的文本里，我看见一个睿智、包容、可爱的小老头儿安德斯。两位译者的文字又带着一些本土化的精神分析味道，翻阅时仿佛有三个灵魂在同频调谐，思辨之余，甚是欢乐。这本书并不简单，却是我读过最流畅和舒适的精神分析著作之一。或许因为作者倾注了他的人生，本书又像是给世界的一个关于“我是谁？”的回应。
　　无论对于学术还是人生，安德斯显然是自洽的、满意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让国内更多的读者了解宝藏般的安德斯和他的精神分析之道——一种超越形体的、珍贵的智慧。
作译者序
作者简介

安德斯·萨克里松（Anders Zachrisson, 1943—2024）
哲学博士，挪威奥斯陆大学理学院名誉副教授；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精神分析师、培训分析师、督导师，曾任挪威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生前长期担任“中国—挪威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中挪班）的挪方教师和督导师，深受学员信任与喜爱。

译者简介

王觅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学士、硕士、博士；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中国澳门注册心理治疗师；中国—美国精神分析联盟初级组、高级组、督导组毕业，长期担任中挪班、中英班、中欧班等心理动力学连续培训项目翻译；现任澳门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事务主管。

汪智艳
北京大学心理学学士，应用心理学硕士；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心理咨询师；美国音乐与想象协会音乐引导想象咨询师；中挪班翻译，第一届学员；目前在北京个人执业。
序言
我的人生旅程正在接近莎士比亚在《人生的七个阶段》（Seven ages of man）中所描述的那一个点：

……这一切的最后一幕，
终结这一段奇特而不平凡的历史，
是第二次童年和纯粹的遗忘，
没有牙齿，没有视觉，没有味觉，什么都没有。

面对这个不可避免的现实，我屈服于自己内心的愿望，用出版过去几十年的论文选集来圆满我的职业生涯。这么做是为了我的朋友们，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应对时光的飞逝。
这些论文中提及的疑惑和问题有不同的来源。它们与我的精神分析职业生涯相关：临床工作、教学与督导、参与的培训、研讨会、工作组和讨论小组。同时，一种好奇心——想要更好地理解人与人之间奇特而令人困惑的互动的冲动，也让我持续探寻并试图厘清我的思路。这些成果涵盖了精神分析的很多议题。我的野心是对这些主题的本质进行讨论。
我已故的妻子，伊丽莎白·达埃（Elisabeth Daae），是我的第一位也是最好的读者。我的合著者也在我思考的过程中给予了很大的启发。我在世界各地的精神分析活动中——在挪威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其他地方、芬兰、东欧、中国、俄罗斯，以及作为欧洲精神分析联合会组织的教育工作组的成员时遇到的同事和候选人也是如此。
在《人民公敌》（The enemy of the people）中，易卜生笔下的主人公斯托克曼（Stockman）医生宣称，最强的人是最孤单的。但这显然并不总是正确的。富有成效的思考是一项合作的事业。对我来说，能遇见并与这么多有能力而敬业的同事和学生一起工作，是一种荣幸。对此我深深感激。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奥斯陆心理治疗研究所的慷慨资助。
最后，我想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托弗·特拉斯达尔（Tove Træsdal）对文本编辑的帮助。

安德斯·萨克里松
2021年4月于奥斯陆
目录
导言　本书介绍

第一部分　理论基础

第一章　复杂的俄狄浦斯
第二章　外部客体之谜
第三章　精神分析—一门科学？
第四章　康德的遗产
第五章　知觉—一种个人化的行动
第六章　心理健康—一种正常状态？

第二部分　临床概念

案例
第七章　一个孤单又充满蔑视的男孩
第八章　移情在中国

基本概念
第九章　移情—基石和概念上的悖论
第十章　反移情—让自己置身危险中

方法
第十一章与青少年工作—方法和直觉
第十二章中立的爱—精神分析的核心
第十三章伦理、技术和边界的延伸

第三部分　精神分析性教育

第十四章　能力的评估
第十五章　精神分析督导—这绝非易事

第四部分　精神分析与文学

第十六章　躺椅上的培尔·金特
第十七章　哈姆雷特—正常还是不正常

结语　对俄狄浦斯和阻抗的再思考

章节的原始发表情况

参考文献
摘要

寻求真相的俄狄浦斯

在传统解读中，《俄狄浦斯王》是一部关于寻找自我知识的戏剧。18世纪90年代，将索福克勒斯的戏剧译成德文的荷尔德林（Hlderlin）生动地描述了追寻真相的俄狄浦斯。他在对文本的注释中强调，俄狄浦斯：

……拼尽全力想要找到自我，他粗暴甚至近乎无耻地努力成为自己的主人，愚蠢而疯狂地寻找意识。（1952，vol.5，p.199；鲁德尼斯基译）

荷尔德林对俄狄浦斯的看法是浪漫的。俄狄浦斯不仅是能解答斯芬克斯谜题的优秀的人，也不仅是一个坚决寻求谋杀案真相的人。他还热衷于寻找关于自己的知识。弗洛伊德没有引用荷尔德林的话，但他很清楚这种对俄狄浦斯性格的解释。琼斯（Jones）复述了弗洛伊德的回忆：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会在维也纳大学的拱廊里闲逛，看着那些著名的老教授的半身像，幻想自己也会有一个类似的半身像，上面刻着来自《俄狄浦斯王》中的合唱的最后一句话：“他解开了著名的谜语，他是最强大的人”（Jones, 1955, p.13-14）。
当弗洛伊德选择俄狄浦斯作为他的智慧英雄之一时，他就有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同伴。这里我再次引用鲁德尼斯基的专题著作（Rudnytsky, 1987）中的内容。亚里士多德认为《俄狄浦斯王》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一个引起观众怜悯和恐惧的家庭戏剧，描绘了随着悲剧的完全展开，从无知到有知的转变。然而，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对神话的阐释淡化了。18世纪70年代，德国的莱辛（Lessing）将《俄狄浦斯王》重新改编为一部关于自我反思的戏剧。因此，它标志着思想史上一个运动的开始，鲁德尼斯基称之为“俄狄浦斯时代”。这指的是，俄狄浦斯在整个19世纪都被视为德国的一个主要知识人物，德国许多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核心哲学家和作者都专注于俄狄浦斯的性格。因此，席勒（Schiller）、荷尔德林、冯克莱斯特（von Kleist）、黑格尔（Hegel）以及后来的冯哈特曼（von Hartmann）和尼采（Nietzsche）都对俄狄浦斯的性格产生了类似于索福克勒斯的戏剧的理解，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些作品中，俄狄浦斯被描绘成索福克勒斯戏剧中的主角——追求真相的俄狄浦斯，一个想要认识自己的人。
然而，弗洛伊德不仅仅是借用了一个流行的主题。他将俄狄浦斯戏剧从描述层面（神话）提升到了动力性和结构的层面。他赋予了俄狄浦斯动力一个核心位置，这并不局限在人格发展（俄狄浦斯情结）的范畴，还包括认知发展。例如，在讨论小汉斯（Little Hans）的案例时，弗洛伊德写道：

……妹妹的出生刺激了他的思考，这种思考一方面是不可能得出结论的，另一方面又使他陷于情感冲突之中。他面临着婴儿从哪里来的巨大谜题，这可能是第一个涉及儿童心智力量的问题，而底比斯的斯芬克斯谜题可能只是一个变型版本。（1909a，p.133）

在案例介绍中，他写道：

求知欲似乎与性好奇是分不开的。汉斯的好奇特别指向他的父母。（p.9）
1915年，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Three Essays on Sexuality）中增加了一个部分，标题是“童年的性研究”，其中第一章涉及“求知的本能”（1905b, p.194）。在《鼠人》（Rat Man; 1909b, p.245）和《引论》（Introductory Lectures; 1917b, p.327-328）中，这种求知的需要被翻译成英语为“求知本能（epistemophilic instinct）”。这也是克莱因在她早期作品的英译本中使用的概念，例如在《俄狄浦斯冲突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中：

求知冲动与施虐之间的早期联系对整个心理的发展都非常重要。这种本能被俄狄浦斯情结所激发……（1928，p.169）

因此，弗洛伊德和克莱因都把俄狄浦斯情结的动力与求知的冲动联系起来，并且都把这种冲动看作一种本能的力量。
格林（Green, 1969）进一步研究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动力及其与认知发展的关系。在他的法语原书中，有一个神秘的标题“多了一只眼（Un il en Trop, 英语为An eye too many）”，他引用了荷尔德林的几句话，这个标题正是来自这几句话：

俄狄浦斯王的眼睛可能太多了。这个人的痛苦似乎是无法形容、无法言说、无法表达的。（Hlderlin，1823）

在荷尔德林看来，俄狄浦斯的痛苦和堕落与他努力寻找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密切相关。神谕的预言没有明确提到拉伊俄斯。如果俄狄浦斯满足于凶手必须受到惩罚的观念，故事本可以就此结束。但相反，他更进一步，因此逼出了克瑞翁对拉伊俄斯之死的思考：

在你接手这座城市之前，
陛下，我们的国王叫拉伊俄斯。（p.52）

这将神谕的内容与拉伊俄斯的命运联系起来，尽管他们在一开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俄狄浦斯之所以如此努力地解释预言，用荷尔德林的话来说，是因为他的眼睛太多了。格林解释了荷尔德林的观点。当某人的眼睛太多，他就不得不去诠释（去解开谜语、梦、神谕）。诠释不仅是一种可能性，还是一种义务和必要。这个主体与自己出生的关系构成了这种必要性的基础，因为个人不可能对自己出生的秘密保持沉默——父母共同参与了这个生命的孕育，孩子却被排除在外。对于孩子来说，他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受孕的过程。格林（Green, 1969, p.238）说：“涉及亲属关系，总是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诠释。”伽达默尔（Gadamer）对这个的问题发表过看法：“历史性地存在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永远不可能完全”（见Rudnytsky, 1987, p.51-52）。
近年来，一些作者讨论了这种求知欲。布拉斯（Blass, 2006）在阅读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研究时发现了一种对知识的激情，这种激情也标志着弗洛伊德本人对现实的好奇和态度。她的结论是，精神分析提供了一种认识论，在这种认识论中，激情［而非超然（detachment）］参与了人类对知识的探索，而自我认识的分析目标的基础正是人类基本的求知动力。
菲舍尔（Fisher, 2006）在讨论好奇心和求知的本能时，以比昂的情感链接（affective links）概念［X喜欢Y，X讨厌Y，X知道Y（X Loves Y, X Hates Y, X Knows Y）］为出发点。他认为L（Love）和H（Hate）是快乐原则的表达，而K（Know）是现实原则的表达（好奇心、求知欲）。他说道：

……发展的动力在于这些冲动的链接和冲突之间的张力。也就是说，在每个阶段，它都处于“K冲动”（要知道）和“L或H冲动”（要感觉良好或避免感觉糟糕）之间的张力动力性变化中。换句话说，发展的动力是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持续存在的张力关系。（p.1225）

因此，在布拉斯和菲舍尔的文字中，我们都发现了俄狄浦斯式的激情和求知的根本欲望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张力。然而，这种对追求真相的俄狄浦斯的主流观点受到了另一种解读的挑战，这种观点对索福克勒斯戏剧的解读与主流观点截然相反。

掩饰真相的俄狄浦斯

维拉科特（Vellacott, 1993; 也见1971）认为索福克勒斯所写的俄狄浦斯王的戏剧可以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解读：一个是（上述的）传统解读，另一个则认为所有核心参与者从一开始就知道真相，并试图阻止真相暴露。这种解读意味着，在舞台上的故事——俄狄浦斯坚定地追寻关于自己的真相——的背后，另一场更隐蔽的戏剧正在上演：真相正在被掩盖。维拉科特通过指出拉伊俄斯被杀后的事件描述的前后矛盾和被忽视的事实来支持他的观点。根据维拉科特的说法，围绕拉伊俄斯的死有一个沉默的阴谋。俄狄浦斯起初加入了阴谋，但后来开始了“从假装到现实的痛苦旅程”（Vellacott, 1993, p.13）。
尽管该领域的学者对维拉科特的解读没有多大热情，但它对一般读者，至少对精神分析的读者来说是有意义的。斯坦纳（Steiner, 1985）进一步发展了维拉科特对这部戏剧的看法，认为戏剧讲述的是对俄狄浦斯的掩饰，并讨论了导致俄狄浦斯情结的病理解决机制的理解的作用。斯坦纳认为，伊俄卡斯忒、克瑞翁、忒瑞西阿斯、合唱团，尤其是俄狄浦斯自己，都对现实视而不见。他们肯定能认识到这个现实，并且在俄狄浦斯杀死拉伊俄斯后第一次到达底比斯时，他们肯定就已经意识到了。在我的回顾中，我已经注意到一些直接或间接指向真相的事件。俄狄浦斯记下了它们，对它们做出了反应，但他没有得出明显的结论。例如，科林斯青年对俄狄浦斯与父母不相似的评论、父母对他的问题的非理性回答以及神谕明确而不祥的反应。进一步的例子是他杀人时的情况：杀人时间与拉伊俄斯的死亡时间接近，对拉伊俄斯死亡的调查不足，俄狄浦斯对谋杀的惊人无知以及他努力避免将十字路口的遭遇与拉伊俄斯的死亡联系起来的事实。最后，他忽略了忒瑞西阿斯对真相的直接陈述。
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剧作家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也认为，否认与自己有关的现实是人类心理的力量之一。在他的悲剧《野鸭》（The Wild Duck）中，有一段发生在睿智的医生雷林（Relling）和理想主义、夸夸其谈的格雷格斯·韦勒（Gregers Werle）之间的对话，后者是自大而又痛苦的亚尔马·埃克达尔（Hjalmar Ekdal）的老朋友。

格雷格斯：你对亚尔马用了什么治疗？
雷林：普通的那种治疗。我尝试保持他的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
……
格雷格斯：雷林医生，在从你的魔爪里救出亚尔马之前，我是不会放弃的。
雷林：那他会更糟糕的。如果你剥夺了普通人的自我欺骗，你也剥夺了他的快乐。
（Ibsen，1884，第五幕，p.158-159）

19世纪前后，易卜生的戏剧在包括维也纳在内的欧洲德语区得到演出和讨论（Brandell, 1961），弗洛伊德也多次提到它们。与此直接相关的一个是，他梦见一篇“以一种绝对的Norekdal风格”写成的文章（Freud, 1900a, p.296）。“Norekdal”是一个（贬义的）形容词，由易卜生笔下两个角色的名字创造而来：《玩偶之家》（A Doll抯 House）中的诺拉（Nora）和《野鸭》中的埃克达尔（Ekdal）。在上面引用的对话中，雷林医生冷静地提到了埃克达尔的自我欺骗，或者说生活谎言——他是一个普通人，需要避免不受欢迎的、痛苦的或可耻的真相，他要掩盖残酷的事实，对现实和关于自己的真相视而不见。
在心理学上，这种视而不见的机制导致了（个体）对心理现实的误解和扭曲。然而，斯坦纳的结论是，这并不是精神病性的否认现实。（个体）观察现实的能力是完整的，但现实本身是扭曲的。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扭曲导致了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病理性解决方式（Steiner, 1985, p.170）。斯坦纳在其他文章中把这种状态称为对现实的边缘性态度（Steiner, 1979）。当然，这种对现实的错误表述与防御机制的行动密切相关，防御机制以各种方式影响和扭曲对现实的看法，从而导致真相损毁。这使得这些机制对精神分析的心理健康概念至关重要。下面的引述强调了谎言对精神生活的有害影响。首先，比昂认为：

……因为这种觉察的缺乏意味着对真相的剥夺，而真相似乎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这种剥夺对人格的影响类似于生理饥饿对体格的影响。（Bion，1962b，p.56）

然后是挪威作家比约内伯（Bjrneboe）：

毫无疑问，撒谎是最深的致病的力量。谎言首要的、最近的、最明显的任务是对自己隐藏关于自己的真相。（Bjrneboe，1966，p.74）

斯坦纳宣称，这种对悲剧的解读与传统解读共存，我们应该接受这两种解读都是真的，俄狄浦斯既知道又不知道（Steiner, 1985, p.165）。这种矛盾的状态直接指向了接受真相和否认现实之间的心理冲突。

对知识的冲突

让我们回到索福克勒斯的文本。亚里士多德指出，在这出悲剧的构建中，一个破绽是俄狄浦斯对拉伊俄斯命运的无知（Aristotle, p.74）。赫顿（Hutton）在他翻译的《诗学》（Poetics）中，给这段文字加了一个注释，他认为：

俄狄浦斯作为底比斯国王，竟然不知道他的前任国王是如何死去的，这点令人难以置信，但是索福克勒斯压制了他设计的情节中的这个非理性因素。（Hutton，注15，p.109）

既然索福克勒斯在悲剧的构建上投入如此多的精力，为什么要隐瞒情节中的一个重要元素？难道俄狄浦斯对拉伊俄斯命运的无知这一因素，也是悲剧中有意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吗？“无知”实际上构成了俄狄浦斯性格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随着悲剧的发展，在他脑海中展开的戏剧的一个基本特征。考虑到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解读，很明显，即使从表面上看，舞台上上演的剧本也反映出强大的内心戏剧。我们跟随俄狄浦斯与自己的斗争，徘徊在想知道真相的愿望和对真相的后果以及真相会造成的痛苦的焦虑之间。在我看来，索福克勒斯并没有压抑情节中的非理性因素，也没有让两个相互矛盾的版本并存。他描述了一个陷入致命冲突的英雄，一个在想要了解自己的愿望和与这种知识相关的恐惧及厌恶之间挣扎的英雄。由于这种冲突，（用斯坦纳的话说）他对现实视而不见。这种行为就好像他被失明所折磨，就像弗洛伊德的来访者露西·R.小姐一样，她同时知道和不知道；也像弗洛伊德本人一样，他承认自己失明。在这样的解读中，索福克勒斯文本中的这个元素不是结构上的弱点，而是俄狄浦斯心中绝望冲突的表达，这种冲突增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
当索福克勒斯将俄狄浦斯置于知识与真相的冲突中，他其实是在呈现人类的普遍特征。马斯洛在研究人类动机时，写了一篇关于需要知道和害怕知道的论文（Maslow, 1963）。我们经常会在儿童和猴子身上观察到好奇心，有时这种好奇心甚至达到（带来）危险的程度。孩子缺乏好奇心通常是心理失调（disturbance）的表现。猴子会在没有物质奖励的情况下努力解决难题，因为解开谜题本身就是一种奖励。同时，马斯洛还描述了一种与探索和发现现实的动力相反的特征，一种对新事物和陌生事物的普遍焦虑以及对已知和安全事物的执着倾向。他认为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发现了自我欺骗的致病性。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弗洛伊德最伟大的发现（同时也是心理动力学的根源）就是，许多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害怕认识自己——害怕认识自己的情绪、冲动、记忆、能力、潜力和命运。（Maslow，1963，p.118）

马斯洛在文章的结尾指出了求知欲和未知引发的焦虑之间的辩证的、反复的关系。他称之为恐惧与勇气的斗争。
对未知事物的焦虑会触发自我的防御机制，试图保护我们免受被压垮的危险。在治疗中，这表现为对分析过程的阻抗。此外，我们可能会疑惑，在马斯洛所描述的求知需求和对未知的焦虑之间辩证的、反复的关系中，阻抗是不是一个必然的部分？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参与精神分析过程的愿望和逃避这一过程中固有痛苦的相反愿望之间的辩证关系，都是精神分析治疗中无处不在的一部分？这种动力指向了心理健康和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即忍受焦虑和其他痛苦内心状态的能力——来访者和分析师的涵容能力。
在《野鸭》中，雷林医生关于自我欺骗的概念与韦勒的理想主义主张相对应。韦勒这种不顾人或情感的代价对绝对真相的要求，与雷林医生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为人性的弱点留出了空间，为保护人性免受痛苦真相的伤害留下了空间。我们注意到，雷林医生谈论的是普通人，这表明易卜生在考虑一个人能忍受多少真相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与弗洛伊德的“逃入疾病”概念有关。关于自己的真相是精神分析性的治疗概念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然而，精神分析师会考虑例外情况，有时他们会接受，疾病（非真相）对来访者来说可能是一种更仁慈的解决方案。

……即使是医生也可能偶尔会站在他正在与之抗争的疾病的一边。医生并不会在生活中的所有情况下都把自己限制为一个支持健康的狂热者。……那么，如果我们可以说，每当神经症患者面临冲突时，他就会逃入疾病，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逃避是完全合理的，而已经认识到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医生可能会默默地、善意地撤退。（Freud，1917b，p.382）

我们可以把这看作对雷林医生观点的分析性阐述。值得注意的是，易卜生和弗洛伊德都以自己的方式深入研究人类心灵的真相，并相信接受真相本质上是健康的；他们也清楚地看到了对真相的绝对或理想的要求所固有的危险。他们理解并接受在某些情况下逃避疾病的必要性。比昂提到了同样的主题，他说：“……核心罪行是俄狄浦斯发誓不惜一切代价揭露真相的傲慢自大”（Bion, 1958, p.144）。其结果是一场心理灾难。菲舍尔评论了这一段话：

比昂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他证明了承受无法承受的情绪是一个内化的涵容性客体的任务，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都无法独自做到这一点。（Fisher，2006，p.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