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第一章
治疗师的旅程
世界上的土著民中有很多治疗师。他们觉得，有人主动选择做治疗师是件荒唐透顶的事。他们认为，成为助人者或治疗师是一种召唤，而这种召唤充满了危险和负担。毕竟，来访者带着痛苦和绝望来到我们这里，希望我们能解除他们的痛苦，去除他们身上有毒的能量。对于我们能做到什么，来访者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他们的情绪常常非常糟糕，而他们之所以来跟我们谈，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没人有耐心或兴趣倾听他们。
然而，没有什么职业能像做治疗师这样让人感到充实和满足，也没有什么工作能提供这么多不断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做治疗师无疑是一段终生的旅程。在这段旅程中，我们陪伴他人走向启迪、平和或救赎。这段通往未知的旅程沿途充满坎坷。像任何旅程一样，每个朝圣者不仅会历经艰辛，也会充满喜悦。我们倾听来访者的故事，也和他们一起创造故事，这让我们有机会领略到无数种不同的生活。
我们得以目睹，乃至深入探究那些困扰着人们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体验着与来访者之间的某种亲密关系，只是这一点少有人知。我们被暴露在各种戏剧性冲突和情感唤起之中，它们既可怕又让人着迷。我们可以扮演侦探，帮人们解开困扰终生的谜团。我们听到的故事如此精彩，以至于与之相比，电视节目、小说和电影显得乏味无趣。对于那些即将发生重大改变的人，我们成了他们的伙伴，而我们自己也被改变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都知道自己已经为他人的生活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改变。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与精神上的超越有关。
成为治疗师的个人动机
对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选择踏上治疗师之路起初并不是为了拯救世界或帮助别人，而是为了拯救自己。成为治疗师的动机很多是无意识的，甚至连督导和个人治疗也无法触及，因为这些未解决或掩盖起来的问题很可能被绕过了。这些问题常常涉及早期的丧失或是未满足的对认可与赞许的自恋需求，它们让我们陷入持续的斗争之中（Barnett，2007；Kuchuck，2014；Sussman，2007）。几年前，在一项大规模的调查中，有一半的受访治疗师承认，他们选择成为治疗师，以及随后的专业发展，主要是出于解决自身问题的动机（Orlinsky & Ronnestad，2005）。在一项新近的调查中，这个比例要高得多：接近四分之三的从业者说，他们的主要动机是希望更全面地了解自己，以及感到被他人理解（McBeath，2019）。
根特（Ghent，1999）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治疗师是酷爱惩罚的受虐狂。不然，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愿意花这么多时间探索人类经验的最黑暗的深处呢？他问道：“还有什么其他职业，会把感到无助、愚蠢和迷失的挫折感作为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p. 236）也许，为了变得更加真实可靠，我们愿意让自己经受工作的考验和磨难。
成为治疗师的另一个动机与获得更大的权力感和控制感有关——不仅针对他人，也针对自己。也因此，接近90%的从业者报告说他们对自己选择的职业非常满意，如果有机会，他们仍然会做出同样的决定（Norcross & VandenBos，2018）。一位经验丰富的临床工作者有些不情愿地承认，她进入这个行业显然是受此驱使。她说：“毕竟，如果你总是关注别人的问题，就很容易避开对自身问题的关注。人们认为我能很好地处理一切——哈！一段时间后，也许我也开始相信真的是这样，即使有一部分的我知道这并不是真的。我想说的是，作为一名治疗师意味着享受亲密关系而不丧失控制，而亲密关系通常需要一定程度的失控。”
除了控制感，治疗师还列举了选择这个职业的其他原因。我们可能在童年时就承担起了照顾者的角色，所以只是在自然而然地（或被训练成自然地）做着照顾者的事情。正如上面的治疗师所提到的，我们可以享受深层次的亲密关系而不被伤害。我们可以成为隐私窥探者，替代性地享受其他人的生活；每周都有来访者向我们讲述最精彩的故事。如果这还不够，我们还可以替代性地体验创伤后成长的好处，观察来访者如何发展出强大的心理韧性，以面对他们生活中的挑战。
显然，对职业选择的个人动机有所意识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兴趣、意图和历史都会在职业选择中发挥作用。最想要做这类工作的人可能真的未必是从业的最佳人选。如果我们足够坦诚，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我们想要帮助自己的愿望，和想要帮助那些受苦者的愿望是对半开的。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从业者都认为，他们的个人问题和情感创伤其实能增强他们与来访者建立联结和理解来访者的能力。
尽管我们可能私下抱着想要治愈自己的个人原因，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被一种强烈的愿望驱使，想要改变他人的生活，特别是帮助那些受到严重边缘化和压迫的人。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如今毕业的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咨询师、家庭治疗师和其他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美国四分之三的县仍然极度缺乏治疗师；17%的农村县连一个坐诊的临床工作者也没有（Zimmermant et al.，2020）。选择远程医疗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实是，仍然有很多缺乏健康服务的人群没有得到可靠的照护，尤其在军队、农村地区，以及老年人、贫困人口、原住民和难民等群体。这可能是我们行业中所有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塑造新一代从业者的动机——致力于帮助以前被忽视的人群。
发展第二视角
我们接下来将会探讨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互动，而所有这些互动的核心，都涉及一个有关变化的相对一致的观点。这个框架特别强调治疗师的人格对来访者成长的促进力量和影响。治疗师作为一个人的力量和精神，尤其是在关系中表现出的个人态度，最能显著地促进来访者的变化。让任何一个来访者，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弗里茨·珀尔斯（Fritz Perls）、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弗吉尼亚·萨提亚（Virginia Satir）、阿尔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或其他任何一位令人敬畏的大师独处一室几个小时，来访者出来后都会变得不同。重要的未必在于治疗师做了什么——他们有没有进行解释、反思、面质、辩论或角色扮演——而在于治疗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治疗师是充满活力、鼓舞人心、富有魅力的，是真诚、有爱、给人滋养的，是有智慧、有信心、能自律的，那么无论他遵从哪种理论流派，往往都能凭借自身的力量对来访者产生影响。
因此，改变的首要因素就是治疗师的在场——他的活力、热情和人格力量。罗洛·梅（Rollo May，1983）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谈到了在场的概念：完全体验来访者的存在——不是去体验来访者的症状或问题，而是体验来访者的本质。治疗师带着清晰、开放和宁静的态度进入关系中，充分地准备好迎接一个痛苦的灵魂。来访者则带着他们对导师、专家、医生、朋友或巫师的期望，进入治疗中。
尽管不同的来访者、治疗师，乃至不同背景的从业者，都会对治疗抱有不同的期望，但一直以来都存在这样一种趋势：试图整合各种思想、理论、干预和最佳实践方式。近年来，这种综合的趋势在明显增强，其原因涉及以下方面（Kottler & Balkin，2020；Norcross & Goldfried，2019；Norcross & Lambert，2019）。
这个行业让公众感到混乱和受挫，因为有数百种不同的治疗方法在争夺注意力。
大多数治疗师承认，无论某种疗法多么有吸引力、多么有效，忠于某个单一的疗法仍然过于局限，难以满足来访者的不同需求。
大多数专业人员（75%）普遍认识到，某些因素和特征在所有治疗模式中都起作用，无论这些模式包含哪些独特的成分。
元分析大量涌现，意在识别和探索大多数模式的共同因素。
各种专业团体（期刊、会议、智库、组织、学术机构、在线团体）得以建立，力图促进思想和数据的综合。
研究上的突破，为来自特定群体、背景、文化以及呈现特定主诉的来访者，找到了循证的、专门的干预措施。
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力量要求发展出新的、不同的模式，以提供短程的、更聚焦的治疗。
技术创新和生活方式的现状，通过非传统平台（在线、视频、应用程序、网站、移动设备、虚拟角色）扩大了治疗范围。
如果我们最初更喜欢在一个志同道合的同事组成的群体中寻求安慰、支持和友谊，并效忠于某个特定的理论方向，那么这些界限现在大多已经分崩离析了。专业人员声称自己如何做治疗，与他们实际上如何做之间，一直存在很大的差异。目前，许多疗法中的最佳策略已经被纳入大多数临床工作者的常规技能之中，无论他们给自己贴的标签是建构主义、女性主义、情绪聚焦、认知行为、存在主义、阿德勒主义，还是其他什么。我们现在知道并理解的“共同因素”，是由罗森茨魏希（Rosenzweig，1936）在近一个世纪前首次提到的；它是目前的主流观念，尽管确定的变量之间的这种相关效应是否真的有意义和有效，仍然存在争议（Cuijpers et al.，2019）。
有一点可以明确肯定，那就是做治疗有时会带来令人惊讶的意识状态的改变。这不仅发生在来访者身上，而且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当一切进展顺利时，当专注和联结达到顶峰时，我们可能会体验到一种联觉，或“第二视角”。在这种状态下，高度的唤醒状态让我们的意识更加强烈。我们不仅能够以极高的敏感度听到和看到治疗中发生了什么，以及对方内部发生了什么，而且能够超越普通的感官，获得更清晰的认识。世界上许多土著民疗愈者会说他们能够发展出“第二双眼睛”，真的能看到别人的疾病，也能够闻到和尝到它。在共情达到顶峰的时候，我们进入了一种着迷的状态，完全沉浸在关系中，专注于谈话；我们几乎可以读懂来访者的心，能预测他接下来会怎么想、怎么感受、说什么、做什么，这时就会出现类似的联觉感知。
信念的力量
在西方心理健康治疗中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治疗性元素，几千年来一直是原住民治疗传统的一部分。无论所处的地域和文化背景如何，无论是在亚马孙河流域、喜马拉雅山脉、卡拉哈里沙漠，还是在大型城市中心，帮助的形式通常都是给那些只剩绝望的人注入希望。萨满、医生、牧师、教师和治疗师都坚信，他们能给身处痛苦中的人带来慰藉，甚至促进治愈。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带来改变和促进变化。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能够让来访者相信这一点。
在治疗方面，过去有一些理论家（Fish，1973，1996；Frank，1993）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治疗系统的设计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来访者对成功结果的期望。这种乐观态度和希望，加上来访者自身的积极信念，被认为是所有形式的治疗中最关键的共同因素之一。我们不仅通过我们的信心和说服技巧，还通过对助益性环境的管理，将这种积极的安慰剂配置到位。文凭、书籍、着装、办公室的布置，这一切都让来访者期望着在我们这里找到一个宁静和充满智慧的地方。
我们接下来所做的具体工作——无论是鼓励宣泄、自我控制还是自我面质；无论是使用诠释、反思还是目标设定；无论是关注想法、感受还是行为——可能不会如我们预想的那样引发来访者很多的觉察和行动。来访者对我们有信心，因为我们是可靠的、有知识的专业人士，是有着治愈能力的专家。
如果我们只是魔术师或信仰疗愈者，那么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科学和临床研究还有什么作用呢？在方法上进行如此严格的训练就更没有意义了。当然，我们所做的事情只是在很多方面显得很神奇。你可能经常听到同事或看到作者在书上以非常权威和自信的口吻谈到他们所做的工作带来的改变。他们会很随意地说：“这是来访者的问题，这是明确的诊断，因此我如此一番操作，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我必须承认，我作为治疗师的经验根本不是这样。当然，我有我的理论背景和我偏好的解释，以理解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但如果说我在这么多年的实践中从这个行业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理解和尊重我们所做工作的复杂性。我认为，我们可以花上一生的时间来研究一个案例，却仍然无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及其原因。如果你无法学着热爱这种模糊性和复杂性，那么你可能会找份其他工作。
在不确定什么是最好的情况下，面对需要帮助的脆弱的人，我们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做些什么。我们所处时代的潮流，就是乐于接受循证实践、有实证支持的治疗、技术折中主义、策略性干预、结构化的治疗任务、技术革新、行为管理以及其他强调技术的帮助形式，特别是那些声称快速有效的帮助形式。在许多方面，我们必须调整自己的风格和方法，以适应来访者的需求、偏好、背景和临床情况。在急于技术革新的过程中，我们丢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毕竟，来访者对治疗同盟质量的感知才是最能预测积极结果的因素（Constantino et al.，2019；Kottler & Balkin，2017）。
尽管我们在尽最大努力研究治疗关系的现象、分离出有效的成分，但事实是，当我们与来访者建立起某种同盟时，确实会发生一些神奇而美妙的事情。这种治疗性力量并不是我们的职业所独有的。医生、教师、律师，甚至美发师和调酒师，除了他们提供的契约性服务之外，在他们与客户的关系中也会给予某种程度的慰藉和帮助。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治疗性关系超越了单纯的宣泄：人类有一种强烈的渴望，而且往往未被满足，那就是被他人理解的渴望。即使是卡尔·罗杰斯，这位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关系性心理治疗的创始人，在他的一生中也从未真正感到被理解（Kirschenbaum，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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