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第一章
共情心理学
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以共情为核心。这一主题是科胡特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第一篇重要理论论文的主要内容，它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思考，直到1981年他去世前四天的最后一次讲座。精神分析领域此前从未深入探讨过共情的重要性。弗洛伊德似乎默认共情定义了临床相遇的背景。他在1921年的一条零散脚注中提到了“einfuhlen（感同身受）”，并指出共情是“我们能够对另一种心理生活采取任何态度的途径”。这是对其正文内容的注脚，该处正文写道：“一条从认同经由模仿到共情的路径，我们能够通过这一机制对另一种心理生活采取任何态度。”这条杂草丛生、路径模糊的小路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在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实践朝多个方向发展，包括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和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与儿童工作的不同方法；桑多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的激进实验，如与患者互换咨访位置；以及唐纳德·温尼科特通过“涂鸦游戏”、过渡性客体和对真实性的探索进行的敏锐的临床研究。但没有人从理论上思考如何定义治疗师与患者相遇的心理背景。科胡特对共情的关注促使他提出，精神分析是“人类灵魂的科学”。
内省与共情
科胡特在20世纪50年代对共情的首次探讨聚焦于其认识论层面，即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如何认知事物。他以一种激进的方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在科学中我们可以通过感官观察周围环境，并通过望远镜或显微镜等延伸感官的工具更客观地进行研究。科学通过不断改进这些观察工具，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但科胡特认为，我们只能通过内省及其替代形式——共情——来观察内心世界。例如，愤怒、爱或挫败感等感受可能有其外在表现形式，但我们只能通过内省了解自己的内在体验，并通过共情了解他人的内在体验。在这一过程中，使某事物具有心理意义的是我们赋予它的意义。科胡特略微缓和了他在内省数据与外部观察数据之间建立严格二分法的立场，他指出思想、愿望、情感和幻想必然存在某些生物学或神经学关联，但我们目前的知识状态无法为这些物理过程提供任何洞见。因此，我们只能将内省和共情定义为“操作性”的，这是唯一有效的定义。心理现象的“本质成分”涉及内省与共情。4
科胡特举了几个例子。我们可以客观地测量一个身材异常高大的人的身体尺寸，但只有通过内省或共情才能体会到“长得高”的意义。我们可以精确到毫米来测量眉毛抬起的幅度，但只有通过内省或共情才能理解那轻蔑的挑眉所带来的伤害。如果一块石头从屋顶落下并意外砸死了人，那只是一连串事件导致的结果；然而，如果有人故意扔下石头并致人死亡，这就是一种心理行为，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共情把握凶手的动机。
心理观察的结果形成了关于动机、情感、梦乃至自体的理论。精神分析的科学工作本质在于构建此类理论，使心理数据更加系统化和条理化。例如，弗洛伊德通过分析自己的数百个梦境，得出了一些普遍性结论：梦如何包含日间残余，以及更重要的是，无意识的梦如何以象征形式显现在他所谓“显梦内容”中。科胡特后来将这些理论称为“低层次”理论，因为其解释与观察数据紧密相关；然而，理论本身并非观察。即使在可观察的事实被收集后，理论仍会随着新数据的出现而持续演变或改变。任何理论都必须不断修正、细化，或在新的观察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普遍性结论时被直接摒弃。有时在精神分析中，观察与理论之间的张力会演变为鸿沟。科胡特认为，驱力与本能的精神分析概念便是如此。例如，驱力的体验源于无数次内省观察，但驱力本身——尤其是本能——无法被直接观察。我们只能知道被驱动、被唤起或愤怒等感受是什么样的。
科胡特敏锐地意识到，共情性内省面临许多文化上的阻力。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它显得不够科学，更偏向瑜伽或冥想等实践。在提出这一点时，科胡特并非完全赞同某些宗教思想，但他确实表达了对某些“东方”思想体系中的内省形式的尊重——这些形式在当时被主流精神分析师坚决否定。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共情性内省还可能引发一种“对被动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导致患者感到治疗“在面对日益增长的张力时强制其保持消极”，并产生一种深刻的“逃避现实”的倾向。在对内省与共情的最极端的偏见中，有些人认为这种数据收集方式模仿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白日梦——他们“屈服于快乐原则”，被动地沉溺于幻想的内在世界。在这种西方偏见下，内省很容易导致盲目崇拜和一种“伪科学的神秘心理学”。然而，科胡特总结道，我们必须保持谨慎，避免因噎废食：“内省可能被滥用的事实……不应让我们忽视其作为科学工具的价值。”
尽管存在这些对内省的“非理性反对意见”，但将内省作为一种心理探究方法来运用，确实存在一些现实局限性。首先，“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差异越大，共情的可靠性就越低”。这一观点显然具有文化、历史甚至政治方面的含义，即共情可能会随着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差异的增大而减弱。一位年长的治疗师可能无法理解年轻患者所提及的流行文化典故。一位异性恋男性治疗师可能对性少数群体患者因不被接纳而遭受的创伤缺乏敏感性。一位立场坚定的无神论者可能难以理解一位虔诚信徒的价值观。在美国，一位自由派民主党人可能很难与一位右翼患者保持共情沉浸。试图将心理治疗仅限定在背景、品位和价值观完全相似的人群中是毫无意义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治疗师与患者之间的真实差异会对在咨询室中可能达到的共情深度构成限制。
然而，科胡特对这一观点——共情在实际运用中的局限性——的延伸探讨颇具深意：每个人都难以全面而细致地理解自己或他人早期的心理状态。这导致我们无法充分共情自身及患者最早期的体验。这一核心观点促使科胡特重新思考移情的意义。对弗洛伊德而言，移情是将无意识影像（主要是关于父母的）复制到分析师身上，并延伸至其他重要关系中；而科胡特则认为，分析师在处理他后来所称的“自恋型人格障碍”时，并非被体验为移情对象，而是作为古老心理结构在治疗情境中的直接承载者。分析师不再成为投射的屏幕，而是早期现实在当下延续的直接对象。分析师化身为那种古老的现实本身。
以Q先生为例，他在幼年时失去了母亲，随后又接连失去其他女性照顾者。在一个梦中，他独自待在装满渔具的房子里，强烈渴望捕捉窗外游过的五彩斑斓的鱼。然而，房子位于湖底，一旦打开窗户，整个空间将被淹没，而他也将溺亡。对科胡特而言，这个梦揭示了Q先生如何将自己隔绝于分析师的共情之外——他害怕这种共情会“淹没”自己。这个梦出现在分析治疗的某个阶段：当时Q先生在克服强烈孤独感方面已取得进展，开始允许分析师的共情的渗入，但这种体验令他恐惧，因为它意味着要放弃他更熟悉的安全状态——孤独。
而G先生—— 一位有严重困扰的年轻人——以冷漠疏离的状态前来接受治疗。他报告了前一晚的梦：他站在一片荒芜的田野中，一位女性向他袒露乳房，但他发现那是橡胶制成的。科胡特花了一些时间才理解其中的关联，因为G先生始终保持着疏离的态度。最终科胡特意识到，前一天他曾告知G先生自己需要取消未来的某次治疗。关键并不在于取消治疗本身，而在于他传递这一消息时的语气。基于过往经验，科胡特预见到取消治疗可能引发G先生激烈的反应，比如深夜里焦虑地给他打电话。科胡特内心想着“好吧，他又来了”，这导致他通知G先生时带着缺乏共情且充满防御性的语调。科胡特由此总结道：虽然所有移情都是重复的，但并非所有重复都是移情。
相互性与共情
科胡特在其早期思想阶段强烈反对精神分析中那种将心理过程客体化的语言——例如，无意识愿望“制造”了梦、专横的超我“要求”服从，或虚弱的自我“屈服”于无意识冲动。尽管他自己偶尔也会陷入此类表述，但这并未削弱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形成的核心观点：共情，作为替代性内省，是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中唯一的认知途径。我们理解患者因受虐而绝望，是因为我们能共情她的体验——正如我们能替代性地体会他人面对丧失的悲伤、长期情感暴力下的恐惧或取得成就时的喜悦。正是这种“我–你”关系带来了疗愈，尽管科胡特经过了很多年才将这一理念概念化。
科胡特早期关于共情的理念，绝非关于所谓“一人心理学”中“完美感知”的构想。这种描述更符合经典精神分析的图景：治疗师稳坐躺椅后方或患者对面的安全位置，凭借对患者心理运作（尤其是所谓俄狄浦斯情结的变迁）的先验知识，获得一种预定的理解。这与科胡特心中共情的概念相去甚远。事实上，他的共情理论正是当代精神分析思想中的“二人心理学”的雏形。临床情境中的人际互动以共情为基础，但也是双向、相互且开放的过程。合理的批评在于，科胡特未能充分阐明这种“我–你”相遇至少是一条双向通道，甚至可能是一条拥挤的高速公路——治疗师深受与患者的共情性相遇的影响与塑造。或许临床情境中确实会浮现某种相互性场域，但我们不想赋予此概念以字面意义上的具体性。
在1959年的论文之后，科胡特从未停止对共情的思考，他不断拓展与深化共情的内涵。这一过程逐渐消解了他最初构想共情时的僵化二元框架——将其视为精神分析认知方式的本质成分。他从未摒弃这一观点，且有理由认为它仍是自体心理学的认识论基石，但他确实转变了理解方式。例如，1959年以后，他几乎不再将共情表述为“替代性内省”，而是完全聚焦于共情本身——其源头、边界及日益扩展的意义。在他1966年发表的论文“自恋的形式与转化（Form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Narcissism）”中，他阐述了一个新观点：我们理解他人体验的能力源于“最早期的心理组织中，已经包含在我们的自体之内的母亲的情感、行动和行为”。这种逐渐发展的、认识到他人的内在体验与我们自身体验基本相似的能力，他称之为“初级共情（primary empathy）”。我们对他人的最初感知赋予了我们一种“人类心灵的先天禀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与母亲的融合体验之上，各种非共情的认知模式被添加至我们对现实的原始共情感知中。这些非共情模式虽能告诉我们许多有关世界及其运行规律的知识，却无法触及他人体验的内核。若在心理领域运用测量和外部描述等非共情观察方式，结果只会产生“机械化且缺乏生命力的心理现实构想”。
共情含义的延伸
科胡特多年来始终主张共情具有非凡的广度。在1959年发表关于内省与共情的论文后的十余年间，他提出了四个关键论点。
第一，他反复充满激情地强调，共情是心理生活的氧气，没有氧气我们就无法呼吸。将共情视为外在于自体的观点是荒谬的。这一简明理念构成了科胡特对当代心理治疗的核心贡献。正如眼睛无法直视自身，在科胡特之前，心理治疗师们未能从概念上认识到：他们工作的场域、所处的氛围、呼吸的空气，本质上就是共情。共情是所有治疗实践的起点，是我们存在不可或缺的条件。
第二，真正运用共情的治疗师会改变他们所处的世界。科胡特早在1974年就提出了这一重要见解。1974年10月25日，他在向精神分析师候选人授课时指出：
我想说的是，在特定范围内，精神病存在于观察者的心智中。但如果你能突破并理解某些内容，建立起共情的桥梁，那么精神病——至少你已理解的那部分——就不再是精神病了。
1981年2月16日，他在致罗伯特·史托罗楼（Robert Stolorow）的信中写道：
换句话说，只要治疗师能够建立起通往患者的共情桥梁，患者在某种意义上就不再是边缘性个案（隐性精神病）或精神病患者，而转变为（严重的）自恋型人格障碍个案。
这封信表达的观点，自1974年以来已被科胡特反复阐述，并成为其思想的固有本质部分。在《精神分析治愈之道》（How Does Analysis Cure?）中，他重申“边缘性病理”（以及所有精神病学诊断）的概念具有“相对性”——其完全取决于具体情境。
换言之，诊断具有相对性与情境性。在共情体验中，一个有困扰的人会转变为不同的人，甚至获得不同的诊断。在真正共情的治疗师面前，精神病患者不再呈现精神病状态。当然，这些体验最初是短暂且易逆转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细致的关怀之下，这些相对心理健康的时刻会不断延展并更牢固地嵌入自体之中。鉴于共情塑造自体的方式，人格中几乎不存在绝对、固定且抗拒改变的部分。共情将自体与客体融合为内聚的整体，这一整体本身在分析过程中不断演化。
这一洞见促使科胡特将其与现代物理学类比，特别是海森堡（Heisenberg）的不确定性原理——该原理指出在亚原子水平上预测粒子物理量的精确度存在根本性限制。此外，观察会改变你所看到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客观、可衡量且始终如一的观察，因为观察这一行为本身就会改变你试图观察的现实。科胡特指出：“观察手段与观察目标构成了某种原则上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他认为自体心理学中存在完全对应的现象：“共情性或内省性观察者的存在，从原则上界定了心理场域。”共情的注视本身就会改变被观察者的心理图景。由此形成的场域具有双向作用。分析师在与患者的共情互动中被重塑，而这一情境场域会催生具有深远心理意义的协同效应。
第三，共情能力与性别无关。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此外，也包括非二元性别者或跨性别者——都具备同等的共情潜能，也面临相似的共情阻碍。科胡特的这一洞见使其理论摆脱了由弗洛伊德创立且主导心理学界数十年的严格性别化传统。科胡特的“体验的非性别化基础”这一观点的全部内涵，才刚刚开始被充分理解。
第四，由于共情是人与人之间如此强大的联结纽带，且远比性更具凝聚力量，因此它能有效抵消人类的破坏性倾向。共情是和平的希望。科胡特在另一语境中阐释了这一观点：
从出生那一刻起，正是共情——人类环境对婴儿的无言的心理延展——将个体与无机世界区隔开：使其远离死亡，远离疾驰的太阳系的虚无，远离不可捉摸的空间，以及远离比空间更难理解的无尽时间之广袤无垠……正是这种超越个体界限的自体扩展，筑起了抵御虚无与悲观绝望的屏障。
共情作为一种关系性成就
当代自体心理学在科胡特的共情理论的基础上补充了若干细微差异，但未动摇其核心洞见。例如，马尔科姆·斯莱文（Malcolm Slavin）强调，共情是一种关系性成就——它固然起源于儿童与照料者之间的发展性情境（这一情境可能且常常因创伤而中断），但在（有效的）心理治疗中，“情感共鸣与联结”的体验会成为“新成长的媒介”。换言之，临床中的共情是在患者与治疗师的关系中产生，并因这种关系而发展的。共情并非心理治疗的必然结果，与疗程长短、治疗设置或治疗频率关系甚微。真正重要的是治疗关系的质地。在此语境下，双方可能共享一种促进自体深度成长的共情体验。
然而，共情作为一种关系性成就，并非轻易出现或瞬间产生，而是随时间逐渐形成的——这一观点得到阿诺德·戈德伯格（Arnold Goldberg）的着重强调。在治疗中可能出现瞬间自发的共情表达，这对患者和治疗师都颇具慰藉作用。但共情需要时间才能在情境约束中持续深化，正如快照与视频的区别。戈德伯格进一步指出，共情所产生的数据，需根据因果关系、序列和目标进行细致组织。孤立存在的即时共情，无论多么令人愉悦，可能只是短暂的同调或情感共鸣，其自身缺乏意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反复体验与理解，共情会逐渐在自体中获得稳固根基。
许多当代学者提出了关于共情的新视角。洛乌·阿戈斯塔（Lou Agosta）主张“共情是人类社群的基础”，其中社群意味着“在人际关联中共存”；彼得·福纳吉（Peter Fonagy）详细阐述的“心智化”概念与共情至少存在部分重叠；玛丽安·托尔平（Marian Tolpin）关于治疗过程的“后缘与前缘”的理论是在共情语境中发展起来的；霍华德·巴卡尔（Howard Bacal）认为“恰到好处的回应”是患者在治疗中感受到共情的关键，这与詹姆斯·福沙吉（James Fosshage）的“以他人为中心的倾听”理念相近。其他观点与科胡特的思想稍有距离，包括约瑟夫·利希滕贝格（Joseph Lichtenberg）的“模型场景构建”、欧内斯特·沃尔夫（Ernest Wolf）的“破裂/修复过程”、保罗·奥恩斯坦（Paul Ornstein）的“治愈性幻想”、莱斯特·莱诺夫（Lester Lenoff）的“修复性幻想”、伯纳德·布兰德查夫特（Bernard Brandchaft）及其同事的“病理性适应”、理查德·盖斯特（Richard Geist）的“联结性”以及布鲁斯·赫尔佐克（Bruce Herzog）的“情感共享”等。这些观点无一与科胡特的见解相矛盾，事实上反而拓展了他的研究成果并沿用了他引入精神分析的共情新范式。
共情的新视角
科胡特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确信，关于共情在精神分析治疗与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他只是揭示了显而易见的事实。他借用的类比是15世纪20年代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在建筑绘图实践中发现的透视法，而在1435年，阿尔贝蒂（Alberti）又使这一发现变得更具条理性和普遍性。文艺复兴之前的千年间，艺术形象的大小与其重要性（多为精神信仰层面的重要性）直接相关。尽管被视为写实绘画，但二维呈现的物体与人物完全扭曲了现实。科胡特沉思：人们怎会未曾注意到远处人显小、近处人显大的现象？他认为古人其实知晓却未真正认知这一点，这种知识处于解离状态。他们被禁锢在“习得性体系”中，认知现实的视野受到遮蔽。布鲁内莱斯基的绘图首次向人们展示了真实世界（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打破了长期由精神信仰文化主导的视觉范式。对科胡特而言，这一类比与精神分析的对应关系直接明了：他的共情新理论使治疗师得以觉察“既往未被识别的心理结构”，既摆脱了经典理论的偏见，又为拓展的现实认知开启了新视野。
正如历史常常所示，变革与进步往往密集涌现于文化急剧转型的时期。布鲁内莱斯基的透视法革新，恰逢并开启了西方文明深刻的创新与变革时刻——15世纪的印刷术、达·芬奇的革命性视野与发明皆属同一时代精神。对旧有认知的“解构”释放出强大的、全新的创造力。
类似的文化转型背景推动科胡特构建了自体理论。在1938年那场迫使弗洛伊德离开维也纳并前往伦敦的危机之后，人类经历了史上最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大屠杀。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文化领域涌现出对联结、相互性、理解与共情的深切渴望。美国民权运动——从1954年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裁决到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激励人们追求更广泛的正义与平等。反对越南战争运动，主要由对美国海外暴行感到震惊的美国青年推动，他们以史上罕见的、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唤醒了美国的政治意识。这些宏大的政治革命和社会变革伴随着性革命与女性运动，重塑了自体与家庭的结构。一切似乎同时朝着不确定但更可期的未来转变。希望无处不在。此时急需一种精神分析理论：它能拥抱自体的整体性，连贯探索人类文化、儿童发展、创伤、症状学与实践，且不以驱力理论为基本原则。
科胡特的新范式直接影响了蓬勃发展的婴儿研究领域。观察者得以用全新方式“看见”婴儿及其与母亲和其他关键照料者的互动。科胡特的理论框架基于对人类在完整生命周期中的发展的理解，不再以离散阶段（口欲期、肛欲期和性器期）来定义自体。美国儿童心理学家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在科胡特理论启发下的婴儿观察表明，自我心理学中的离散阶段与结构是“虚幻”建构——它们源于理论及其方法体系，但最终反映的是文化中的偏见、压力与规范。比阿特丽斯·毕比（Beatrice Beebe）近年来通过逐帧分析照料者与婴儿的互动影像进一步揭示：
从出生甚至子宫内阶段起，婴儿就能感知事件的持续时间与时间顺序……到3—4个月大（多数研究在此阶段进行）时，婴儿已能觉察关联性的存在与强度，并预判事件发生时机。
她的研究发展出一套科胡特式术语体系，用以探索塑造婴儿体验的互动事件。情感自体调节、相互影响、非言语同调、凝视与镜映等概念，均融入毕比对儿童依恋理论的研究中。
20世纪80年代逐渐普及的摄像机为儿童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辅助手段——录像可被慢放、回放与反复观看。到20世纪末，儿童发展研究已变得触手可及。与弗洛伊德时代不同，研究与理论不再仅依赖对临床案例的回忆。即便是梅兰妮·克莱因的婴儿研究，也严重依赖临床工作者的主观评估。关键在于，并非技术本身导致了心理学理论的变革，而是科胡特的思想使我们能以新的方式进行观察。技术极大地增强与放大了心理学理论正在发生的转变。
小结
这一讨论的重要临床应用在于对比科胡特的共情取向与经典治疗那种常带评判性的方法。弗洛伊德学派倾向于根据患者的俄狄浦斯阶段对其进行分类，并陷入关于移情的晦涩诊断概念中。作为人类发展理论与精神分析治疗模型，弗洛伊德的三元结构本质上是观察性的，因而存在评判风险。该模型还生成了一种偏执的自体意象——自体不断遭受无意识冲动与超我要求的攻击。相比之下，共情同调以全然非评判的态度探究患者当下的心理状态、其现实体验方式以及给治疗师带来的情感影响等。这种相遇是最深刻的肯定，明确传递着一种讯息：“你如此重要，我愿竭尽所能理解你。”此种共情共振水平使其能够内化为自尊。
自体心理学
010—651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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