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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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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督导

南希·麦克威廉姆斯新作，凝聚50年临床智慧的大师级督导专著，助力从业者成为专业融通、知行合一的督导师。

作者：［美］南希·麦克威廉姆斯（Nancy McWilliams）

译者：张洁译；张黎黎审校

定价：98.00

心理咨询与治疗

出版信息
内容简介
推荐
著译者介绍
序言
目录
书摘

出版信息

出版日期：2026年10月

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ISBN：9787518461899

装帧：精装

页码：280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内容简介
继国内外心理咨询从业者熟知的“精神分析三部曲”——《精神分析诊断》《精神分析治疗》和《精神分析案例解析》之后，南希·麦克威廉姆斯博士带来了她新近的心血之作：《精神分析督导》。南希曾以动人的方式坦露自己在临床工作、教学与专业写作过程中的内在驱动力：“早年的丧失让我对传统遗产的价值、前辈智慧的馈赠，以及在我们追逐新潮时可能会永久消逝的珍贵之物有着深刻的体悟。”而《精神分析督导》一书，便是南希在这份使命感之下完成的又一部专著；在年近八旬之时，她决定系统回顾并梳理自己在职业生涯中长期从事精神分析督导工作的理论思考与实践经验。

南希如此描述精神分析中的督导工作：“督导和咨商是传授精神分析知识的核心方式；它们通过突出实际应用，使经久不衰的理论原则焕发生机。”在她笔下，精神分析督导是一种紧密的教育形式——一种雄心勃勃、亲密无间且充满情感的教育，超越了操作流程的教学。她在书中探讨的，即这样一种教育本质为何、目的为何，承载何种责任，如何借其实现受督者的成长，并由此促进来访者的成长。南希的督导观是整体性的，因此也如她所说是跨流派的，其焦点不在于“术”，而在于“道”；她将督导联盟视为工作的根基——一如她将治疗关系视为根基。凡此种种，皆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南希式风格。格伦·O. 加伯德如是说：她从不以居高临下的口吻与读者交流，而是在分享中将复杂的思想娓娓道来。

借助这本书，我们得以再一次聆听南希的专业思考与阐述，并与她一道步入精神分析督导这个“奇妙而独特的艺术领域”。

在这部凝聚了近50年临床智慧的专著中，南希采用了一种由总体到具体、由历史到当代的视角，对精神分析督导进行了系统梳理。在第一章的概述中，她探讨了精神分析督导的目标和过程，并总结了优秀的精神分析督导师所承担的多重职能。第二章回顾了精神分析督导的历史，并围绕督导领域的一些重要争议展开讨论。第三章提出了心理上的10个“关键体征”，为督导师协助受督者评估来访者的治疗进展提供了具体参考。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聚焦于个体督导与团体督导，介绍这两种督导模式下的工作方式与流程，并分析各自的特点与优势。第六章转向督导师的伦理责任，南希借助具体案例呈现临床伦理困境的复杂性，并阐述督导师应持有的立场与态度。第七章聚焦精神分析学院中的督导工作，讨论这一特殊训练情境所带来的独特挑战。第八章尝试梳理受督者的不同心理特征——包括抑郁、偏执、自恋、精神病态等多种动力类型——可能在督导关系中产生的动力后果，以及相应的工作思路。在最后的第九章中，南希则以明确的顾问角色与受督者对话，讨论受督者如何能够更好地使用督导，并尽可能从督导过程中获益。

尽管本书立足于精神分析取向，但其中涉及的许多主题——督导的职能、工作方式与要点、伦理责任等——实际上都具有超越特定理论流派的意义。无论读者采用何种理论取向和治疗方法，也无论读者处于督导实践的哪个阶段，都可以从中获得有价值的启发。
推荐
　　所有心理健康专业人士都不可错过的一本书。这是我读过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极有价值的著作。南希·麦克威廉姆斯是一位大师级教师，她似乎阅读并透彻掌握了所有关于精神分析取向督导的文献。她从不以居高临下的口吻与读者交流，而是在分享中将复杂的思想娓娓道来，无论是初学者还是经验丰富的治疗师，都会深受吸引。这本书堪称宝藏，不容错过!
——格伦·O.加伯德(GlenO.Gabbard)
　　医学博士
　　美国贝勒医学院精神病学临床教授

　　深耕精神分析多年，我始终信赖南希·麦克威廉姆斯在心理治疗方面的专业写作。这本督导专著真诚细腻、落地实用，阐释了督导工作中的重要议题以及专业成长的真
谛，是值得精神分析取向治疗从业者反复品读的案头好书。
——仇剑崟
　　医学博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认证精神分析师
　　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学院院长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中心主任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国学组主席
作译者序
作者简介

南希·麦克威廉姆斯(Nancy McWilliams)
哲学博士，美国专业心理学委员会认证心理学家，美国罗格斯大学应用与专业心理学研究生院荣休访问教授，资深精神分析临床工作者。她曾任美国心理学会第39分会主席，著有《精神分析案例解析》《精神分析治疗——实践指导》《精神分析诊断——理解人格结构》等广受赞誉的著作，并获格拉迪瓦奖、埃里克森学者奖等多项专业荣誉。她是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等机构的荣誉会员，其著作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国际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领域具有广泛影响。

译者简介

张洁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注册督导师，美国精神分析学院（American Institute for Psychoanalysis，AIP）精神分析师候选人；中美精神分析联盟（China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lliance，CAPA）初级组、高级组、督导组毕业；“中德班”初级组、高级组毕业，督导组在读；“中美班”客体关系组毕业。

审校者简介

张黎黎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注册督导师，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在北京个人执业，从事精神分析领域的心理咨询、督导和教学工作。
序言
本书系统梳理了我在职业生涯中长期从事精神分析督导工作的理论思考与实践经验。在职业生涯初期，人们很难预见自己最终将做出怎样的贡献。时间与空间的偶然性会促成意料之外的专业领域、研究兴趣及个人学术追求。对我而言，关键转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DSM刚刚成为一种分类描述的诊断体系，而我正担忧其临床影响。就在那时，罗格斯大学应用与专业心理学研究生院的几位学生提议我撰写一本关于人格结构及其治疗意义的入门书。我当时的系主任斯坦利·梅瑟（Stanley Messer）知道我不仅热爱学术写作，还热衷于教学和实践。他对此建议给予了支持，并鼓励我坚持这项工作。我一直对此深怀感激，因为这些鼓励促成了我几十年来丰硕的写作成果。这本书或许是我最后一本教科书了，不过我以前也曾这么说过……
我的临床职业生涯始于1973年，正值美国社区精神卫生运动的鼎盛时期，当时我在一家基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那是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我们这些临床工作者怀揣着改变生命的信念，渴望将有效的心理治疗带给普罗大众。彼时，心理痛苦正逐渐褪去被污名化的阴影；新型抗精神病药的应用，使得精神病院日渐冷清；心理援助领域更是涌现出诸多开创性的治疗理念。美国保险公司不仅支持长程治疗，还充分尊重治疗师对患者所需治疗方式的专业判断。当时的美国正值经济黄金期，整个社会洋溢着理想主义气息，更展现出改善最边缘群体的生活的政治决心。
那是一个教育机会充足的时代（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时期非常短暂），专业人士有足够的可支配时间在职接受深入培训，也有相当多的督导师可供大多数年轻的临床工作者选择。除了我在美国国家精神分析心理学协会（National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for Psychoanalysis）的两位主要导师（“控制分析师”）——阿瑟·罗宾斯（Arthur Robbins）和已故的斯坦利·莫尔达斯基（Stanley Moldawsky），我还向以下专业人士寻求督导：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学家［乔治·阿特伍德（George Atwood）、伯特拉姆·科恩（Bertram Cohen）、朱迪思·克莱因（Judith Klein）、米尔顿·席尔瓦（Milton Silva）和邓肯·沃尔顿（Duncan Walton）］、精神科医生［哈蒙·埃夫龙（Harmon Ephron）和伊拉杰·西亚西（Iradj Siassi）］，以及社会工作者［朱迪思·费尔顿·洛格（Judith Felton Logue）和赫伯特·斯特林（Herbert Strean）］。我在成人、青少年和儿童治疗，以及伴侣治疗、家庭治疗和团体治疗方面得到了很多帮助。已故的桑德拉·莱布伦（Sandra Leiblum）向我介绍了行为取向的性治疗；莫妮卡·麦戈德里克（Monica McGoldrick）向我传授了鲍文的（Bowenian）家庭系统理论的基础知识；我还接触了格式塔疗法和人本主义心理学。我探索了T团体［T代表“培训（training）”，这是一种体验式学习模式］、超验冥想以及当时流行的其他治疗方法。通过这些经历，我得以吸收众多杰出教师的治疗风格，并逐步将其融入自己的督导方法中。
回望自己作为治疗师和教师近50年的职业生涯，如今我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职业发展的脉络和主题。这一路上，我始终致力于将精神分析学界，乃至更广泛的临床领域的洞见带给专业圈外的受众——不仅仅是心理治疗专业的学生，还包括学术界人士、一线服务提供者、社区团体，以及对个性、心理健康、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等概念的社会建构感兴趣的不同背景人群。督导和咨商是传授精神分析知识的核心方式；它们通过突出实际应用，使经久不衰的理论原则焕发生机。最理想的督导，在于帮助学生将临床实践的经验传承与学术课程所学相融合。纵观我的职业生涯，我一直热衷于通过教学角色促进这种融合。而今，我已年逾七旬，更感到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驱动力正在促使我这么做。
回溯过往，我能看到个人经历中的种种偶然性如何塑造了我的这种使命感。我母亲在我9岁时去世，这给我留下了一个既有消极影响也有积极作用的理想化形象。在我20多岁时，精神分析帮助我处理了其中的消极影响；而积极影响体现在我内化了慈悲和关怀等传统的母性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贯穿于我的生活和工作中。在我所处的文化中，“最新的事物”倾向于被盲目推崇，而传统的做法则容易受到贬抑。美国的起源神话的核心在于挣脱母邦束缚、开创全新纪元；民众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情节也总是“反抗保守僵化或腐败的当局”。然而，不同于这些主流文化叙事的是，早年的丧失让我对传统遗产的价值、前辈智慧的馈赠，以及在我们追逐新潮时可能会永久消逝的珍贵之物有着深刻的体悟。
这种立场一直伴随着我的职业经历：我始终试图用谦逊的方式对权力说出真相，这或许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对父亲那种坚如磐石的正直品格的认同。在当今时代（至少在西方社会如此），保险公司、制药企业、政治集团以及一些学界人士的利益已经淹没了我们的声音，而我们才是那些从经验中了解临床实践真实状况的人。同时，我们的大多数专业机构对最新的发现更感兴趣，却忽视了历经时间检验的认知。采用历史纵深的视角，向资深教师学习的师承过程，以及关注治疗工作的艺术性，皆已被贬抑，取而代之的是便于量化评估的标准。
我非常重视临床领域的研究（尤其是那些针对实践和个体的研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以往的片面倾向，即仅仅聚焦对特定症状的手册化短程疗法试验），而当某些精神分析师（包括弗洛伊德）轻视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时，我深感忧虑。同时，我也珍视日积月累的临床智慧（参见Baltes，Glück & Kunzmann，2002；Baum-Baicker，2018；Baum-Baicker & Sisti，2012；Sternberg，2003），并将精神分析视为众多宝贵智慧传统之一，其洞见通过故事、寓言、隐喻、直觉飞跃和主观印象得以传承。在当今这个日益分裂为知识“孤岛”的世界，割裂的专业群体之间难以相互影响。临床工作者与学术界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Shedler，2015；Shedler & Aftab，2020），这种情况不仅危及健康的动态平衡，更滋生出彼此误解甚至彼此蔑视的文化。
这只是当前学术生态失衡的冰山一角。当从业者为继续教育学分提交工作坊申请时，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只允许他们引用过去十年内发表的学术成果，仿佛十多年前的研究毫无价值，哪怕是堪称典范的工作。［这让我觉得就像是在问：“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最近难道没有新作问世？”］此外，申请中要求列明的“学习目标”必须涉及可量化的成果，这种要求导致了一个悖论性的结果：教师在提交继续教育学分的申请目标时，竟被禁止使用“学习”这一基本术语。
这种偏向狭隘经验主义的做法一直是美国心理学的特征，它仍在试图证明自己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这种偏见有时会带来一些令人不安的后果（例如，禁止拥抱自己的孩子，文化歧视性智商测试，以及优生学运动）；而如果能用一线实践群体的智慧——尤其是那些相较于鼓吹最新学术思潮的心理学家，享有较少特权和权力的群体——来制衡对新理论的狂热，这些后果本可以避免。
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中，人们很容易忘记，那些全心投入的临床工作者的洞见［例如，布洛伊勒（Bleuler）关于精神病性体验的见解，以及温尼科特（Winnicott）关于游戏的见解］，对治疗师而言，可能比心理学实验室的最新成果更有用。在督导领域，临床经验和长期积累的临床知识非常重要。像治疗一样，督导是一门艺术。它应该以科学为依据，但它不等同于科学。它的确理应“循证”，但在我看来，这种实证不仅应该包括随机对照试验，还应该包含拥有多年经验的临床工作者经年沉淀下来的反思。众所周知，主观报告容易受到怀疑，记忆是不可靠的，单个令人信服的案例也不能确立一项普适原则。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客观数据也可能被误读、被破坏或被误用。在本书中，我力求为督导师既提供实证研究结果，也呈现数十年来在师徒传承艺术方面的集体智慧。
直到最近，督导师们主要还是通过“试错法”来学习如何进行督导。他们如同当年的我，靠的是对自己的督导师的内化、来自受督者的反馈，以及来访者在督导师的建议下取得进展的临床证据。近年来，美国心理学会旨在为心理学家在整合医疗系统中担任督导角色做好准备，因此要求临床心理学研究生项目将督导课程纳入课程体系。同样，精神医学专业组织也基于类似考量——确保住院医师能胜任医院层级中的督导职责——提出了并行建议。而这样的进步我们已经期待多时了。
随着这些课程的设立，对督导工作的实证研究以及经验丰富的导师对督导过程的评述越来越多。新的督导研究工具不断涌现，新的系统性方法也逐渐成熟。现在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根据精神分析的思考对这一主题进行综述和整合。当下的文献强调技能训练——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其优点在于易于概念化、研究和教学——而我在本书中则更关注督导的整体性（gestalt）及其在促进治疗师的成熟、自信和自主感方面的作用。和我之前关于精神分析诊断、案例解析和心理治疗的著作一样，本书致力于使长期积淀的临床经验保持鲜活，并让这些经验与那些研究所能教给我们的内容相互印证。
这种对“代代相传的临床智慧”的强调与对日积月累的临床经验的尊重，或许是教育与发展心理学、咨询、社会工作以及教牧关怀等领域的项目的典型特征，而不是当代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项目的常见做法。从我的角度来看，强调智慧和临床经验更能反映临床的本质。这些临床本质包括经过实证验证的事实，即有多种不同方法可以有效治疗心理健康问题；研究发现，即便是符合相同DSM诊断标准的疾病，在不同个体身上也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需要差异化的关系技能（Norcross & Wampold，2019）；临床本质还包括常识性观点，即督导风格必须融入个人的真实人格中。
本书面向各学科和背景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尽管它在本质上是精神分析取向的，但我希望即使是那些没有接触过心理动力学理论或疗法的读者也能从中受益。我尽量避免使用术语，并力求使书中列举的案例与广泛的临床情境相关。无论读者的理论取向如何，或处于督导进程的何种阶段——从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他们通常乐于获得有关如何帮助年轻同事的新视角）到新手临床工作者（他们正在消化自己第一次被督导的经历）——我都期待本书能提供价值。整理这些思想的过程令我愉悦，愿读者阅读时同样如此。
目录
引言
从既往得失中学习
本书结构
关于伦理考量和术语

第一章　精神分析督导概述
给予心理支持
促进坦诚参与，有效利用督导
提供信息
传授技能
培养伦理敏感性
协助受督者逐步内化精神分析的专业精神
不断激发好奇心，预防职业倦怠
精神分析督导不是什么
小结

第二章　精神分析督导的历史背景
弗洛伊德的贡献
后弗洛伊德时代的贡献
反复出现的主题和争议
督导联盟
小结

第三章　心理上的关键体征：评估治疗进展
安全感和依恋安全性的增加
自体恒常性和客体恒常性
主体感（自主性、自我效能感）
现实且可靠的自尊（健康的自恋）
复原力、灵活性和情感调节（自我力量）
反思功能（洞察力）和心智化
在集体性与个体性中皆感自在
活力
接纳、宽恕和感恩
爱、工作和游戏
小结

第四章　个体督导和咨商
建立和维持督导联盟
处理对学习的阻抗
探索临床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
培养伦理敏感性
鼓励治疗师接受治疗
个体督导和咨商带来的满足感
小结

第五章　团体督导和咨商
概述
受训治疗师的团体督导
团体督导实务
两人小组督导
督导与咨商团体中的阻抗和复杂性
督导团体和咨商团体的长远益处
小结

第六章　督导和伦理：更广泛的背景
基本前提
尊重患者的知情权
涉及患者最佳利益的伦理困境
涉及社区最大利益的伦理困境
涉及治疗师最佳利益的伦理困境
示范伦理实践
小结

第七章　精神分析学院的督导
在精神分析学院从事督导工作的满足感
在精神分析学院开展督导的挑战
精神分析督导资格：一个复杂且棘手的问题
关于缠结文化的一个假设
评估
如何培养候选人参与学院督导工作
小结

第八章　个体差异和特定的督导挑战
相关的人格结构
个性的其他方面：对督导的影响
小结

第九章　如何善用督导——致受督者
精神分析督导的总体收益和目标
理解督导师的主体性
从不太理想的督导中获取最大价值
当问题出在你身上时
小结

参考文献
摘要
第一章　精神分析督导概述

我们完全可以说：无论督导师、治疗师或临床设置的理论取向如何，好的督导就是好的督导。在许多方面，我同意这一观点。事实上，我在本书中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督导。但是精神分析的临床智慧中有一些特有的元素，它们在其他疗法中较少被强调，因此我会在这里重点介绍。本章讨论了与治疗师临床成长相关的内容，并特别关注了勤勉尽责的督导师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帮助经验尚浅的同事，促进其个人成长和专业发展。
弗洛伊德（Freud，1937）曾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将教育、治疗和治理并列描述为本质上“不可能完成”的三种职业，而对临床工作的督导则最好归在“教育”这一范畴。精神分析督导或许是其中最为独特的，甚至是有悖常理的“不可能”，因为它试图进行一种雄心勃勃、亲密无间且充满情感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仅是操作流程的教学。精神分析师一向深知：人们在接受信息的同时，可能会从教师的态度、语气和行为中领会到一些更为深刻的内容——它们往往超越了表面上显而易见和有意识地吸收的知识。
精神分析治疗师对微妙且未明说的情感色彩非常敏感。我们格外关注督导活动的整体氛围。正如每个家长都应该明白的，当一个孩子被严厉羞辱时，即使照顾者的批评内容是恰当的，但孩子很可能从中学到的主要教训是：严厉的羞辱是可接受的，自己是可鄙的，以及权威应当被畏惧。类似地，尽管当代研究生培养模式倾向于强调传授具体的，最好是可测量的临床技能，但围绕这一过程的情感可能比技能本身更为重要。理想情况下，督导应提供丰富的机会，让学生可以认同那些展现出治疗态度的督导师。因此，在后文关于心理动力学督导师所面临的教育任务的论述中，我将首先讨论精神分析督导所需的情感基调。

给予心理支持
治疗师需要从督导师那里学习如何承受来自痛苦患者的、扑面而来的负面情感风暴，如何在遭受持续贬低时仍能维护自尊，如何识别并处理患者对自己的抱怨中包含的某些真实成分，如何应对自己因倾听灼心的创伤叙述而产生的内在创伤反应，如何忍受自己内心那些令人厌恶、感觉陌生的感受，如何耐受不确定性，如何为那些因合理的限制而感到受伤的患者设定边界，如何维持一种超乎寻常的保密状态，如何在来访者将绝望充满整个咨询室时仍能找到希望，如何处理来访者可能自杀身亡时的焦虑情绪，以及如何应对其他在情感层面极为沉重的功课。
其中一些方面对刚开始从事心理动力学工作的临床工作者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布拉吉斯和希尔森罗思（Blagys & Hilsenroth，2000）对临床文献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回顾，结果表明，执业治疗师认为动力学治疗的定义包括对移情的关注（我们“在移情中工作”“诠释负性移情”“耐受强烈的移情”或“接受自体客体移情”，等等）。心理动力学治疗师必须能够自在地探讨治疗关系中的即时情感复杂性，包括那些较不易察觉的负性因素。帮助患者在此时此地诚实面对自己对我们的情感——包括那些被否认、淡化或合理化的部分——是一项挑战，因为这要求我们也必须以同样的诚实态度面对自己的主观世界。我发现，大多数新手治疗师很难完成这一关键转变，即从他们更为自然的倾向（努力向患者证明自己比他们的早期养育者更为优秀）转向一种不那么自然的态度（乐于接受来访者的体验——我们和他们的早期养育者一样糟糕）。
此外，治疗师可能需要摒弃一些在职业或个人层面曾经具有适应性的思维模式。这些模式可能包括：倾向于取悦他人，习惯于提供建议，出于自我保护而回避他人对自身局限性和不足的精准洞察，倾向于不假思索地通过描述自己如何解决类似问题来回应他人困扰，或者过于轻易地陷入“我是那个懂行的人”的姿态。摒弃最后一种思维模式对于接受过医学训练的治疗师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在以往承担职业责任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在内心牢牢刻下这样的信念：“你是医生，你得负责！”如何既建立起自己作为支持治疗过程的专家的自信，同时又不在患者精神生活的内容上持优越姿态，是一个复杂的个人成长过程。
最后，学习如何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专业人员需要整合两种角色身份：真实的自我和治疗角色——后者允许患者根据自己当下的需求，将治疗师投射成他们需要的任何形象。任何经历过这种既“保持角色身份”又“不刻意扮演角色”的人都知道，实现这种整合需要多年时间，至少要进行音乐家为了达到卓越水平所需的一万小时练习（Ericsson，Krampe & Tesch-Römer，1993）——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2011）曾将此作为一种普遍准则大力推广。在这段时间里，向榜样学习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能够示范如何履行治疗角色的职责。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分析师，面对来访者的强烈移情也绝不似闲庭信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应对会变得相对容易，导师们可能会淡忘，在他们的职业生涯早期，当患者坚持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某个其他人时，要想在内心保持真实自我，同时在外在角色中维持真实，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在这种既保持真实性又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受督者除了需要掌握所有认知领域的内容，还需要得到尊重、共情，以及本杰明（Benjamin，2017）优雅地提出的“承认（recognition）”，即督导师能够与每位受督者产生共鸣，欣赏其个体性，并让他们感到被看见和被接纳。
对于精神分析督导师而言，最核心的挑战或许在于如何在批判性反馈与情感支持之间取得平衡。当然，当学生刚开始投入精神分析工作时，重心会更多地偏向支持的一侧，而随着他们逐渐适应治疗师的角色，平衡也会发生改变。敏锐的督导师会根据受督者的职业发展阶段做出调整，同时能够意识到，随着新手同事日臻成熟，自己若继续充当“啦啦队长”的角色，就会有将对方幼稚化的意味。
话虽如此，我仍要强调，督导师的职责是帮助受督者克服自尊方面的挑战并持续学习——须知任何学习（尤其是作为治疗师需要掌握的新知识）都会给个人的自尊心带来考验。面对我们尚未掌握的知识或发现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往往是令人痛苦的。一些督导师自然地能够以恰当的分寸、温暖的态度和合适的时机，向受督者逐步、适量地提供他们需要了解的信息，而另一些督导师则表示，他们需要不断努力提醒自己，尽管他们指导的受督者通常非常聪明且能力出众，但其自尊心仍然容易受到突然且严重的打击（Gill，1999）。
例如，我记得有一位研究生曾对我坦言：“我一辈子都被认为相当聪明，但这个不断贬低我的患者让我觉得自己愚笨至极。”曾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同事来找我寻求督导，因为她第一次发现自己满脑子都是谋杀幻想——想要杀死一名不停挑衅她的患者。还有一位受督者告诉我，多年来他第一次做了创伤性的梦，而这显然与一名患者对待他的方式有关——这种方式与受督者童年时的施虐者对待他的方式如出一辙。我记得我也曾对自己的一位督导师说：“我无法让这名患者意识到他的移情就是一种移情！他认定我就是他那个可恨的母亲的翻版。我怎样才能让他明白我是在试图帮助他呢？”（督导师的回答是：这还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你可能得忍受被误解的感觉。）向受督者传递这样一则信息，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要理解，在治疗师和学习者的双重角色中，个体的自尊心会面临长期的打击——这是这份工作的常态。

促进坦诚参与，有效利用督导
在普通的社交互动中，我们不太会坦率地表露我们在一段关系中所有的想法和感受。事实上，如果你想失去亲戚朋友的好感，完全敞开心扉几乎是一个“百试百灵”的做法。然而，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这却是“基本规则”——这也正是患者很难遵循的一项原则。（一些分析师敏锐地指出，患者进行完全“自由”的联想的能力，通常直到精神分析治疗即将结束时才有可能实现。）就像患者很难受邀说出所有浮现在他们脑海中的想法、感受和行为一样，临床工作者也很难完全坦诚地向督导师呈现自己的工作。即使是通过录像或录音来进行督导，治疗师也依然有可能避免完全自我暴露；在每一次督导中，治疗师可以选择播放录音的某一部分，也可以不提及录音设备处于关闭状态的情况下，治疗开始和结束时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当督导师在法律或机构层面对临床工作者的工作负有评估责任时，完全坦诚对临床工作者来说是令人畏惧的——特别是对那些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临床工作者而言，他们总觉得自己在不断地犯错误。
一些新手治疗师有幸学习过音乐、表演或视觉艺术。他们通常更能接受一些现实：完成一项任务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永远无法达到某种理想中的完美状态；大多数临床决策都是权衡取舍的结果，而非简单的对错与否。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们都需要接受批评性的反馈，而这种专业性的批评并不等同于人身攻击。有艺术背景的临床工作者已经习惯于将技巧与他们真实的自体相结合，并能根据一般原则灵活地开展工作，而这种灵活性也与他们的个性相符合。但大多数新手治疗师缺乏这种经验。以学术背景为主的治疗师习惯于在考试和论文中追求优异成绩，这种追求强化了非理性的完美主义和“存在一个正确答案”的错觉（Arkowitz，2001）。因此，当督导师指出他们在某次会谈中本可以采取不同做法时，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不够称职。
此外，逸事和实证研究证据都表明，许多治疗师具有抑郁型人格组织（Hyde，2009；McWilliams，2004）。他们被助人者的角色所吸引，因为行善可以提升自尊，同时抵消了他们的负面自我感受。他们心地善良，却也容易感到内疚、自我苛责，并容易将负面评价内化于心。当来访者在治疗中取得良好进展时，治疗师会归功于来访者的天赋和努力；而当来访者状况不佳时，治疗师会觉得这一定是自己的错。因此，鉴于督导情境本身的影响和治疗师特有的个性，治疗师很容易感到被戳穿和责备，并感到羞愧，而督导师如果低估了这一点，那会是一个错误。只有那些极度自恋或精神病性的受督者，才会缺少一种内在声音——不断地把他们过往遭受的每一次批评重新搬出来，指向他们的不足。幸好，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一行很少见。
心思细腻的督导师会发展出这样一种沟通方式：在肯定治疗师工作中的亮点的同时，提出另一种或许能带来更好效果的做法。心理学中通常的建议——先给正面反馈，再给负面反馈——在督导中尤为适用。以下是老练的督导师如何践行这一经验法则的几个示例。
“听起来，尽管你的患者有信任问题，但她已经变得更加放松，对你也更开放了。这很了不起，说明你和她的工作进展得相当不错。不过，我也在想，你们是否在某些她仍感到不信任的地方上有所回避，并通过一种默契来寻求安全感，默认她的偏执倾向已经完全消失了。”
“我明白你为什么觉得必须延长咨询时间。如果是我，我可能也会这么做，因为来访者对你施加了很大的情绪压力，希望你多给他一些时间。但我怀疑，从长远来看你这个延长时间的决定可能会引发问题，因为这可能会强化他常有的一种感觉：因为他受了很多苦，所以他有权让规则为他而修改。你可能在无意中给自己制造了麻烦。”
“你说得太好了！不过，你觉得她真的听进去了吗？还是只有你和我才明白你是多么正确？”

然而，作为督导师，无论我们多么善解人意、尽力支持和指导受督者，都无法完全避免他们感到羞愧和痛苦。对督导的负性反应是不可避免的：哪怕仅仅是感到自己学到了一些原本不知道的东西，也会伴随轻微的自恋受伤。与受督者的反馈保持同频，尤其是关注他们的负面感受，是精神分析督导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正如在治疗中，患者向治疗师表达愤怒或受伤的感受可以为临床工作带来更深刻的洞见，在督导中，受督者承认对督导师的负面反应也能促进并加深彼此之间的合作。
通常情况下，自由地表达不同意见或坦露负面反应的能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特别是对于其工作会被培训项目评估的受督者而言。但这是督导师应当牢记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作目标。当情绪没有得到处理时，认知上的掌握可能是不完整且不牢固的（Bucci & Maski， 2007；Castonguay & Hill， 2007；Vivona，2013）。有时，受督者确实有理由认为，坦承自己对督导师的批评是不明智的，毕竟他们经常能从督导中学到很多东西（Strømme，2014；Strømme & Gullestad，2012），但理想情况下，能够容忍批判性质疑和负性反应的督导师，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更加深刻而真实的体验。
督导师偶尔也需要处理受督者常用来保护自己免受自恋伤害的防御机制。处理受督者的防御与处理患者的防御没有太大不同：我们都需要掌握时机、讲究分寸，并准备好说明防御反应是如何妨碍学习和成长的。例如，督导中常见的一种防御机制是抢先自我攻击。尽管大多数治疗师可能容易自我批评，但其中有些人更为极端：他们几乎在每节督导中都从“忏悔”自己的错误开始。整个督导时段听起来就像一连串的自责：“我觉得我这里搞砸了，我觉得我那里也搞砸了……”督导师很快就会意识到，这其中有一种自我保护的盘算：“督导师一定会批评我的，如果我先攻击自己，那么对于督导师的批评，我就不会感觉那么糟糕。而如果我没有搞砸，督导师就会宽慰我，这会让我感觉很好。”
当这种基于移情的期望干扰了单纯的学习过程时，督导师可能需要加以指出，并帮助经验不足的同事将当前的情境与过去被羞辱或贬低的经历进行区分。一旦督导师和临床工作者共同识别出了这种防御模式，双方就可以留意它的出现模式，且督导师可以用幽默的方式对这种现象表示共情（大多数督导师在他们执业早期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随后，督导师可以指出，虽然这种下意识的自我攻击看似无害，但确实消耗了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时间和精力本可以更好地用于描述治疗中的情况，并获得督导师对临床过程的看法。
督导师有时也会表现出防御性，这需要一些自我分析，或者他们可能需要与同事咨商。欢迎负面反馈是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我学习成为治疗师的个人历程中，最让我真正感受到“自己是一名成熟的专业人士”的时刻，往往是在我的看法——尤其是批评性意见——被督导师认真对待且不带防御地接纳时。因为我的父亲有点自以为无所不知，我曾以为权威人物总是带有防御性。然而，我记得有很多次，督导中的回应让我感到惊讶和释然，比如他们对我的观点表现出好奇，愿意了解更多，愿意重新考虑自己的看法，或者因误解而道歉。这样的经历让我对仁慈而有权威的督导（区别于专制的督导）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
鼓励并赋权受督者提出任何困扰他们的问题，是合作性督导工作的核心。敢于对督导师说实话将有助于受督者帮助患者做到同样的事情。作为多个高阶临床研究生督导团体的组织者，我曾多次遇到新手治疗师勇敢地对我的言行提出批评的场面。我将在第五章中谈到一些这样的经历。当团体成员看到他们的面质引发了我的兴趣和认真的自我反思，而不是他们所担心的报复时，团体的互动就会进入一个更深、更安全的层次。通过这样的经历，成员们可能会逐渐更适应未来不可避免的来自患者的面质。

提供信息
受督者在许多领域需要帮助，而督导师已经在这些领域比他们了解得更多。受督者可能只是在一些实际问题上需要更多的知识，例如：他们所在临床机构的临床设置的政策细节、与治疗相关的当地法律和伦理信息、收费和记录保存的程序、第三方支付的要求、自助资源（如十二步计划）等。此外，当律师联系他们时，他们需要知道可以预期会发生什么以及该如何应对。我们可以向他们推荐有用的文章和图书、与其临床对象相关的研究、即将召开的会议以及相关播客。我们也可以告诉他们，有一些机构能够支持他们的工作，这些机构还能提供查阅研究成果的权限，而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帮助他们做出良好的临床判断。
我们也可以向受督者提供与治疗相关的一般性信息，包括人格差异、成熟过程、神经科学、情感、创伤、成瘾和依恋等领域的临床与实证文献，而他们可以从这些信息中获益。他们需要接触包括心理动力学在内的不同治疗模式，这样当患者的需求超出他们的胜任力范围时，他们能够有充分的依据进行转介。此外，受督者对于治疗心理疾病的常用药物应有最基本的了解；掌握当地口碑良好的精神科医生和其他健康专业人士的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了解一些对患者有帮助的社会项目（社会工作者通常具备这类专业知识）对受督者来说非常有用，特别是当他们治疗那些具有复杂心理病理的患者时——这些患者的生活既需要内部的改变，也需要外部支持。此外，受督者了解一些与保险公司相关的法律知识和应对技巧也是有帮助的，例如，如何应对保险公司对持续治疗所造成的威胁。
了解不同的文化、少数群体、与职业相关的身份群体以及其他不由疾病所定义的特定人群（如双胞胎、被收养者、跨性别者、被视作已故兄弟姐妹替代者的人、丧亲儿童、来自离异家庭的孩子、瘾君子的子女、极端团体幸存者、存在身体障碍或患有慢性疾病的人、高龄人群等），在临床工作中非常有用。从业多年的督导师通常会在这些领域积累丰富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对经验不足的治疗师来说可能是全新的信息。
最后，当前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是，心理动力学取向的受督者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数据信息。这样，当他们遇到对精神分析学术与实践的误解和贬低时，就可以援引相关数据并予以回应。在美国，作为心理动力学治疗师，除非你在某些城市中心工作，否则熟悉更多的研究文献以驳斥广泛传播的关于精神分析的谬论（例如，声称精神分析没有“实证基础”或者“知名专家都不再做分析性治疗了”，又或者“所有心理动力学理论都已被实证否定”），如今已成为生存所必需的能力。不过，虽然纠正被误导的同事是一种负担，但其中也有好处：当他们看到你不断地以耐心且不带防御的方式回应他们的轻蔑言论，从而发现精神分析传统并不像某些具有片面认知的教授所称的“实证荒地”时，他们往往会对学习具有临床价值的心理动力学概念产生兴趣。
最近（2020年3月下旬），我在一个活跃的国际精神分析研究者邮件列表中“潜水”时，看到参与讨论的科学家们就心理动力学疗法的最佳实证研究达成了一致意见，其中大部分是规模宏大的元分析。以下是他们最推荐的研究：Abbass，Rabung，Leichsenring，Refseth，and Midgley（2013）；Abbass et al.（2014）；Barlow，Bennett，Midgley，Larkin，and Wei（2015）；Driessen et al.（2015）；Hayes，Gelso，Goldberg，and Kivlighan（2018）；Høglend et al.（2006）；Keefe，McCarthy，Dinger，Zilcha-Mano，and Barber（2014）；Leichsenring， Luyten，Hilsenroth，Abbass，and Barber（2015）；Shedler（2010）；Steinert，Munder，Rabung，Hoyer，and Leichsenring（2017）；Westen（1998）。我把这些研究列在这里，是为了方便那些经常被受督者要求提供精神分析疗法科学证据的督导师。而对于那些表达出此类担忧的受督者，督导师还可以引导他们阅读关于依恋、人格、发展、防御过程和神经科学等问题的丰富的实证研究文献。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