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被誉为“现代课程理论之父”的教育学家泰勒的经典著作，是迄今为止课程领域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被奉为“现代课程理论的‘圣经’”！

自1949年初版以来，该书已重印40余次，并以多种文字翻译出版，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泰勒在书中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构成了考察课程与教学问题的基本原理，既为课程开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又为现代课程研究开创了范式！

经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正式授权，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同时获得该书的中文和英文版权。为保持原貌，本书后半部分直接复制了英文原著。

本书系《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英汉对照版》的再版。与上一版相比，本书的版式更适合读者阅读，装帧更为精美，适合读者学习和收藏。译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修订与完善。

1921年，泰勒大学毕业后曾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一所中学任教一年，后去内布拉斯加大学深造并获文学硕士学位。1927年，泰勒在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其指导教授是康茨、贾德和查特斯。

1922—1953年，泰勒先后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1953年，泰勒在斯坦福大学创建“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直至1967年退休。

泰勒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学生，其中包括塔巴、施瓦布、比彻姆、古德莱德、布卢姆和克龙巴赫等。

泰勒著作等身，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1981年，该书与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起被美国的《卡潘》（Phi Delta Kappan）杂志评为自1906年以来对学校课程领域影响最大的两本著作。

这本小书试图阐明一种基本原理，用于观察、分析、诠释教育机构的课程及教学计划。它不是一本教科书，因为它并没有为一门课程提供综合指导和参考读物；它也不是一本课程编制手册，因为它并没有细致描述和概述某个学校或学院为构建一门课程需采取的步骤。本书阐述了一种思路，即将教学计划视为教育的有效手段之一。本书鼓励学生去审察其他基本原理，并就有效课程所包含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形成自己的看法。

这里要揭示的基本原理，将从定义四个基本问题开始，它们正是制订任何课程及教学计划时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即：

 1. 学校应力求达到何种教育目标？ 
 2. 要为学生提供怎样的教育经验才能达到这些教育目标？
 3. 如何有效地组织这些教育经验？
 4. 我们如何才能确定这些教育目标正在得以实现？

本书提出了研究以上问题的一些方法，但并不试图解答，因为对不同层次的教育、不同的学校而言，答案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差别。本书虽没有回答问题，却阐明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步骤，由此构成一种基本原理，以考察课程和教学计划中的问题。

第一章

学校应力求达到何种教育目标？



很多教育计划都没有清楚地定义过教育目标。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你去问一位教授科学、英语、社会学科或其他学科的教师要达到什么教育目标，很可能得不到满意的答案。这位教师可能会说，他的目标是培养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而他之所以会教授英语、社会学科或者其他学科，是因为它对于全面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毫无疑问，某些富有教育艺术的教师在工作上成就斐然，尽管他们对教育目标没有清楚的概念，直觉却能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教学方法、什么教学材料是重要的、什么话题值得讨论以及如何有效地向学生演示教学材料并引发话题讨论。然而，如果我们要制订一个教育计划并力图不断地改进它，就很有必要对想要达到的教育目标有些概念。这些目标将成为选择教学材料、勾勒教学内容、形成教学步骤以及准备测验和考试的标准。教育计划的方方面面确实都是实现基本教育目标的手段。因此，我们若想系统地、明智地研究某个教育计划，首先必须明确要达到的教育目标。

但是，如何才能达到目标呢？目标是人们有意识地追求的对象，即学校教职人员想实现的宗旨。可这些事情是否仅仅与团体或个人的私人偏好有关呢？为了能够系统地解决“将实现何种教育目标”这种问题，哪些地方还留有空间呢？

当然，目标归根结底是一个事关选择的问题，因而是那些对学校负责的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价值判断。这样就需要一种综合性的教育哲学来指导这些判断。此外，某些信息和知识，为应用哲学理论选择教育目标，提供了更理智的基础。如果决策者能利用这些事实，那么，他们对教育目标做出理智判断，学校制订出更重要、更有效的目标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因此，在过去的30多年里所谓“课程的科学研究”，大部分聚焦于也许能为明智地选择教育目标提供更充分的基础的种种调查研究。课程领域的专题文献包含了数百项研究，这些研究搜集了各种信息以帮助编制课程的团体选择教育目标。

若已接受“开展调查研究能为选择教育目标提供有用的信息和知识”这条原则，紧接着的问题便是该从何处获取对此有用的信息。针对该从哪些基本来源获取教育目标这一问题，在要素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之间，在学科专家和儿童心理学家之间，在这个学校团体和那个学校团体之间，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进步主义者强调以研究儿童本身为重，了解他对什么感兴趣，他遇到了什么问题，他头脑里有些什么打算。进步主义者认为，这些信息能为我们选择教育目标提供基本来源。相反，要素主义者对数千年来积累的大量知识—所谓的“文化遗产”—更感兴趣，并强调这才是教育目标的根本来源。要素主义者认为，教育目标本质上是从过去的大量文化遗产中筛选出的基本知识。

许多社会学家及其他关心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的人，从对当代社会的分析中寻找可以推演出教育目标的基本信息。他们视学校为帮助年轻人有效应对当代生活中关键问题的代理机构。如果他们能够确定这些当代问题是什么，那么学校的目标就是提供有助于人们明智处理这些当代问题的知识、技能及态度等。相反，教育哲学家们认为，生活中有些基本价值，主要是以教育为手段代代相传的。他们认为，从本质上讲，学校的目标应是传播由广泛的哲学研究得出的基本价值，因此，要在教育哲学中寻找能推出教育目标的基本来源。

本书的观点是，任何单一的信息来源，都不足以提供能让学校为教育目标做出全面且理智的决定的基础。每种来源都具有某种可取的价值。在规划任何综合性课程计划时，必须考虑到各种来源。因此，我们将依次讨论每种信息来源，大致探讨一下能从这些来源获得何种信息，以及这种信息如何能提示重要的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的来源之一：对学习者本身的研究

教育是一种改变人们行为模式的过程。这里的“行为”是指广义上的“行为”，包括人的思维、情感以及外显的行动。如果这样看待教育的话，那么，教育目标明显代表了教育机构力图使学生产生的种种行为变化。对学习者本身的研究将试图指出教育机构想要学生完成的行为模式的变化。
在某社区进行的一项针对小学生的调查，可能揭示出他们营养不良、体质不佳的状况。这些事实也许隐含着健康教育或者社会学科方面的目标，但只有根据正常或理想身体状况的概念，才能得出这些目标。在一个视营养不良为理所当然的社会里，人们不太可能从这些资料里推演出任何教育目标。同样地，经济萧条期的青少年研究又表明相当一部分人十分担忧毕业时可能找不到工作。但这也不一定说明有必要为他们做就业指导或帮他们做好职业准备。只有将有关学习者的信息与一些理想标准、公认常模的概念相比较时，对学习者的研究才能推演出教育目标，如此，我们才能够明确学习者的目前状况与公认常模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或“差距”，即我们通常提到的“需要”。

在普雷斯科特、默里及其他人的心理学著作中，“需要”这一术语还有其他含义。他们将人看成一种能动的有机体，一种能量系统，该系统通常处于由食物氧化产生的内部力量与外部条件相作用的平衡状态。要维持这个系统的平衡，就有必要满足某些“需要”。也就是说，某些张力的产生，会导致系统的不平衡，除非它们被缓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有机体都在不断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以这种方式的反应缓解带来不平衡状态的张力。据此，教育的问题之一便是为满足学生的这些需要开辟途径，使之产生的行为能被社会接受，与此同时，个人需要得到了满足，而有机体也不会处于持续的、未经缓解的张力之中。普雷斯科特将需要分为三种类型：生理性需要，如对食物、水、身体活动和性之类的需要；社会性需要，如对情感、归属感、从社会群体中获得地位与尊重之类的需要；整体性需要，如个体将自身与更大的、超越自身的世界相联系的需要，也就是对人生哲学的需要。从这个意义来讲，所有的儿童都有同样的需要，学校和其他任何社会机构都有责任帮助儿童满足这些需要，不仅要让儿童满意，还要向他们提供对个人和社会都有意义的行为模式。对某个群体儿童的需要所做的研究，将包括指出儿童未被恰当满足的需要，以及一项有关学校在帮助他们满足这些需要时所起的作用的调查。这种研究常常能在揭示某些知识、态度、技能等的意义上提出教育目标，这些知识、态度、技能的发展将帮助儿童更有效地满足这些需要。通过为儿童提供途径来满足他们在校外未得到充分满足的心理需要，这些研究提出了一些能帮助学校寓动机和意义于活动之中的方式。

为避免在我们的讨论中产生混淆，在此有必要区分“需要”这个术语的两种含义。“需要”的第一种用法，代表某种理想常模的概念，即某种哲学价值标准，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这个意义上的“需要”指“实然”与“应然”间的差距。而一些心理学家所使用的这个术语，则代表为维持有机体的正常健康状态而必须使有机体内部的张力回复至平衡状态。

在过去的10～15年，人们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以明确学生的需要。其中很多调查研究在上述第一种意义上运用了“需要”这一术语，而且多数研究旨在根据公认的理想常模的各种要素来了解学生的现状。然后，将有关学生的信息与这些常模做比较，并由此看出差距。心理学层面对“需要”的研究，则主要由那些所谓“动力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开展。

视学生的需要为教育目标的重要来源，其理由大致如下：年轻人日常所处的家庭和社区环境，通常对学生的教育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学校没必要重复学生在校外已获得的教育经验。学校应将精力集中于学生现阶段发展的严重差距上。因此，那些指明这些差距即教育性需要的研究十分必要，它们能为选择教育目标提供基础，在学校规划中应首先强调这些教育目标。这类研究大多由两部分组成：第一，发现学生的现状；第二，将这种状况与公认的常模做比较，以确定差距或需要。

如果一所学校想全面调查该校学生的需要，将会面临很多困难。首先，学生的需要可能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很难同时或在单个调查中研究生活的所有领域。因此，人们一般期望将生活内容分解为一些主要方面，并依次进行调查。比如，要研究史密斯维尔一所学校的初中生的需要，教师将调查内容分成以下几个方面可能是有效的：（1）健康；（2）直接社会关系，包括家庭生活以及和朋友、熟人之间的关系；（3）社会—公民关系，包括在学校和社区中的公民生活；（4）消费生活；（5）职业生活；（6）休闲生活。这并不是唯一可采用的分类方法，也未必是最好的分类方法，但这个例子将年轻人的全部生活分成了各个不同领域，从而使研究变得更方便。针对生活各方面的调查，可以适当包括对学生的习惯、知识和想法、态度、兴趣等的研究。比如，对健康问题的研究，可能会详细调查学生在健康方面的习惯，诸如他们的饮食习惯、休闲娱乐习惯、清洁习惯、涉及他人安全和健康保护的行为；现有的健康知识及对健康和卫生现实的误解；对个人健康重要性和保护他人健康所负责任持有的态度；以及他们在健康这一领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这种调查能够提供大量关于学龄儿童健康现状的信息。接着，将这些信息与一些理想常模做比较，以确定二者间的重大差距，并据此依次提出教育目标。

在研究学习者的需要时，某些资料对大多数同年龄段儿童而言具有相似性，无论他们居住于国家的哪一地区，来自乡村还是城市，属于哪个社会阶层。然而，不同学校之间、同一学校的不同团体之间在其他方面会有显著不同。比如，卫生习惯和相关知识，阅读、写作和数学方面的技能，有关社会—公民事务的知识，以及对社会机构的态度，在不同学校的学生中会有明显不同。因此，某些正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学校会发现，人们有可能依靠一般的科学研究获得相关年龄段儿童的某些信息，但还有必要研究相关具体学校的具体学生，以补充一般性的信息。在开展这些调查研究时，常常还有必要识别能代表典型学校的学生群体的不同组成。接下来就有可能确定对大多数美国学生来说普遍的一些需要；在某个学校中对几乎所有学生来说普遍的另外一些需要；以及对学校中某些群体的学生来说普遍，但是对该校大多数学生来说并不普遍的需要。

为了对学习者的需要有清楚的认识，我建议你考虑一下你最熟悉的学校，概述一下你能够在那所学校开展的某些调查，这些调查应该能向你提供有关学生需要的、有助于为该校确定教育目标的信息。

另一种值得特别关注的对学习者的研究，是对学生兴趣的调查。一种标榜为进步主义教育理论的观点认为，学习者自身的兴趣是教育目标的首要基础，该观点已获得了公众广泛的关注。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就应该明确孩子的兴趣，并以这些兴趣作为教育关注的焦点。
大概从没有一个有头脑的进步主义教育支持者宣称过只用教给学生那些他们一时感兴趣的事情就行，但是，以对学生兴趣的研究作为选择教育目标的基础，其理由大致如下：教育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它要求学习者自己积极主动地努力。一般来说，学习者只学习那些他做过的事情。如果学校的情境涉及的是学习者感兴趣的事物，他就会积极地参与其中，并学会如何有效地应对这些情境。此外，有人认为，学习者能越来越有效地应对当前的情境，确保了他能够应付将来不断出现的各种新情境。因此，从本质上看，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机会，使他能积极参与并全心处理让他感兴趣且与之关系密切的事情，特别是学会如何有效地从事这些活动。

很多教育者并未将关注学生当前的兴趣视为一项恰当的教育计划，因为他们认为教育的功能之一便是拓宽和加深学生的兴趣，以使他们在正规学校教育结束很久之后还能继续接受教育。但即使是这些教育者，也认识到了将学生当前的兴趣作为教育之起点的价值。因此，各种团体开展了种种有关学生兴趣的调查研究，以阐明可能的学校教育目标。那些合乎教育期待的兴趣会成为有效教学的出发点，而那些不符合教育期待的、目光短浅的、狭隘的或不恰当的兴趣，则反映出该生若想获得有效教育需要克服的差距。
关于儿童在不同领域的兴趣，已有过大量研究。例如，克雷格就曾研究过儿童提出的关于科学的问题，并编制出一套小学科学课程，主要目的是为儿童能够回答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提供基础。关于儿童阅读兴趣的研究也有，并且儿童文学课程有时就会依儿童阅读兴趣而定。儿童对游戏和运动的兴趣也被看作制订体育领域教育目标的基础。对兴趣和需要的研究表明，学生可能具有的兴趣大不相同，以至于通常有必要设计针对学生不同方面兴趣的一系列调查，而不是企图涵盖生活所有领域的单项调查，而在这些领域中学生或许只有一两种兴趣。例如，一项调查针对儿童对健康的兴趣，另一项调查针对儿童对家庭活动的兴趣，等等。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从对学生兴趣的研究中可能获得的价值，我建议你拟订一个学生兴趣研究计划，就在你最熟悉的学校进行。这项研究可能显示：你在何种程度上能利用之前对儿童兴趣的研究，而这些兴趣可能相当普遍；你还需要在本地，如在你自己所在的社区或学校，研究其他哪些领域的兴趣，因为不同群体的儿童在这些领域内的兴趣差异很大，其他调查结果并不足以可靠地代表你所调查的学校的学生兴趣情况。

什么方法可以用来研究学习者？几乎所有社会调查的方法都能被用来研究学习者的兴趣和需要。有时，教师的观察会提供大量关于学生的事实，尤其是他们的学校活动、社交关系、校内习惯之类的情况。第二个信息来源即对学生的访谈，因其太耗时，一般只用于一些学生样本。但无论怎样，访谈还是提供了一个获得更多非正式资料的机会，这些资料包括学生对事物的看法及他们的观点、兴趣、人生哲学观等。对家长的访谈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学生的某些卫生习惯和社交关系。问卷是获取信息的一种有效工具，学生往往会毫无顾忌地提供信息。有关兴趣的问卷，以及有关休闲活动、个人和社会问题、阅读习惯、卫生习惯、工作经历等的问卷，已得到十分广泛的使用。在很多情况下会用到测验，尤其是用于研究阅读、写作、数学等技能的现状，及研究知识、态度和问题解决能力的现状的测验。此外，大多数社区所保留的记录也有助于了解某些类型学生的需要和兴趣。这些记录包括少年犯罪记录，涉及健康状况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从社区到地区乃至整个城市的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料。当然，首要的研究应是对学校记录的考察，特别是在学校还保存着学生记录的情况下。

研究技术的运用涉及面广，足以使全体教职人员都有机会在某方面参与研究学生的需要和兴趣。此外，很多时候，学生自己也有兴趣参与调查，如有需要，他们会挨家挨户做调查，或者收集与综合调查有关的其他类别的资料。

有些学校在使用对学习者的研究资料时，只做做表面功夫，这样是无法从这些调查研究中发掘出教育目标的。现在尚没有一个单一的公式，能用于从有关学生的资料中推断出教育目标来。通常，推断过程包括：研究资料以弄清其含义；将这些资料与该领域内的常模或标准做比较；最后从中提出关于学校计划能够满足学生可能的需要方面的建议。根据公认常模分析资料含义的重要性不能被夸大，因为人们对相同的一系列资料可能做出多种解读。例如，若有发现表明某中学60%的九年级男生课外除了读漫画书之外什么都不读，对某位缺乏想象力的教师而言，这一发现也许意味着学校应该教这些男生怎样快速读漫画书或是怎样从中获得更大的满足；然而，对另一位教师而言，这一发现则表明这些男生的阅读兴趣范围狭窄，有必要设立目标来逐渐拓宽并加深他们的阅读兴趣。同样地，若有发现表明某所中学90%的毕业生毕业后立即参加工作，而不进大学深造，对某所学校而言，可能意味着该校的基本目标应是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以使这些学生毕业后很快就能上岗；从另一方面来看，对其他教师而言，这表明教师尽一切可能培养学生对社会和公民事务的兴趣及广泛普及普通教育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年轻人接受更高程度的正规教育的机会几乎为零。你看看，那些常模，即指导着教师的人生哲学和教育哲学，怎样影响着对这种资料的诠释。虽然这些资料有助于反映一些差距和机遇，而确立教育目标时也会对此特别注意，但显而易见，单靠收集有关学生的资料并不能自动地确定教育目标。

诠释有关学习者的资料时的另一个困惑，就是不能区分“适合教育来满足的需要”和“适合其他社会机构来满足的需要”。例如，有关相当一部分学生深受营养不良之苦的研究发现，就有教育和非教育两方面的含义。如果营养不良出于缺乏关于合理饮食的知识、缺乏适当的卫生习惯或对健康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态度等原因，那么，该需要就是教育方面的需要，而制订一套向学生教授必要知识、习惯、态度等的教育计划就能满足该需要。然而，营养不良多是由某些地区人口收入不够高和（或者）无法获得有效饮食所需食物造成的。后面这些情况就是社会需要的例子，这些需要就无法单靠学校要达到的教育目标来满足，还要依靠其他形式的社会行为。要从对学生需要的研究中提取教育目标，教师得分清有关教育目标的含义，而且不能将其与那些无关教育的含义相混淆，也就是说，他必须明确他期望学生在其行为模式上发生的改变，这些改变将有利于满足资料所显示出的需要。

从有关学生需要和兴趣的资料中诠释出教育目标，存在种种可能性并涉及多种困难。若要对此有全面的认识，我建议你记下你熟悉的学生群体的有关资料，尽可能全面地阐明关于他们的需要和兴趣的一组资料。接下来，尝试着写下从这些资料中得出的教育目标。记下你头脑里想出的每一个教育目标，再看看你会怎样达到这个目标，又会考虑哪些其他因素，从这些资料中你怎样推断出一些你已得出的特定的教育目标。我想，这样的练习，使你既能看到以有关学生的具体资料为提出教育目标之基础的价值，又能感受到诠释这些资料时所面临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