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道德？道德是可教授的吗？在苏格拉底、康德、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作者格奥尔格·林德教授区分了道德倾向和道德能力，在本书中介绍了其花费14年时间开发的测量道德能力的新方法—《道德能力测验》（Moral Competence　Test，简称MCT），并说明了道德能力如何通过教育来培养，提供了教师用来培养学生道德能力的方法—“康斯坦茨两难困境讨论法”（Konstanz Method of Dilemma Discussion，简称KMDD）。

《道德能力测验》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同时评估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的测量工具，目前已被翻译成39种语言（包括中文），并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康斯坦茨两难困境讨论法已被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道德教育实践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德育方法。

该书不仅为我国广大教师解答了道德是否可教的疑惑，而且指明了有效教授道德的具体方法，有助于班主任、心理健康教师和其他德育工作者更好地学习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策略，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道德能力水平。"

该书较好地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广大班主任和教师的几个德育问题：

1．道德可教吗？在本书中，作者林德教授用大量的研究证据证实了苏格拉底“道德可教”的观点，并提出道德能力是可以习得、可以教授的，而且必须通过教学才能使人的道德能力得到提升。林德教授指出，没有证据证明道德能力是天生的，也没有证据证明道德能力可以通过社会的强制性力量而得到本质上的提升。

2．怎样教授道德才有效？林德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末首创的“康斯坦茨两难困境讨论法”，通过两难困境讨论，非常有效地促进和提升了参与者的道德能力，已在40多个国家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和理论回应。在本书中，林德教授较为细致地介绍了两难困境讨论法在学校德育中的运用。

3．道德可以测量吗？林德教授花费14年时间开发的《道德能力测验》可以同时测量道德行为的情感和认知两个方面，已成为十分有效的道德能力测量工具，被翻译为39种语言在多个国家使用。

作者简介

格奥尔格·林德（Georg Lind）　1947年生，国际知名道德教育心理学家，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荣休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墨西哥蒙特雷大学、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实验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特别是在道德发展和道德教育方面研究成果突出。著有“道德心理学三部曲”—《道德可教吗？》（Can Morality Be Taught?）、《怎样教授道德才有效》（How to Teach Morality）、《道德能力的意义和测量》（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Moral Competence），此外还发表有大量学术论文。

林德教授是《道德能力测验》（Moral Competence Test，简称MCT）和“康斯坦茨两难困境讨论法”（Konstanz Method of Dilemma Discu-ssion，简称KMDD）的创始人。要了解更多有关林德教授的信息请访问他的网站：http://www.uni-konstanz.de/ag-moral/。

译者简介

杨韶刚　1955年生，山东济南人。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心理健康中心主任、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曾任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副主任、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长期从事西方心理学史、道德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尤其在精神分析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和道德心理学研究，以及家庭教育研究等方面多有建树。著有《寻找存在的真谛》《神秘的荣格》《道德教育心理学》等学术专著。至今已出版专著14部、译著近30部，主编和参编学术专著10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30多篇，个人撰写的科研成果累计近1000万字。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十几项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多次获省部级一等奖。

译者序

生平简介

格奥尔格·林德（Georg Lind，1947—　）是国际知名的道德教育心理学家，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心理学教授。他是《道德能力测验》（Moral Competence Test，简称MCT）和“康斯坦茨两难困境讨论法”（Konstanz Method of Dilemma Discussion，简称KMDD）的创始人。

林德出生在德国南部一个以酿酒闻名的小酒庄里。他的中学时光最初是在德国的维尔霍夫文理中学度过的，然后他又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南莫兰中学读书并在那里毕业。他先后在德国的曼海姆大学、布伦瑞克工业大学、海德堡大学读书，并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在康斯坦茨大学获得社会科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又在德国艾希施泰特天主教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从1973年到2012年，林德一直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于2012年退休，现为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荣休教授。林德还兼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墨西哥蒙特雷大学和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实验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特别是道德发展和道德教育方面。他对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贡献众多，其中两项为他赢得了世界的广泛认可。一项是他在自己提出的“道德行为的双面模型”基础上，编制了一种新的测量道德判断能力的工具，即“道德判断测验”（Moral Judgment Test，简称MJT），现已改为道德能力测验（MCT），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同时评估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的测量工具。目前，它已被翻译成39种语言，包括中文。另一项是他开发了一种促进儿童和成人道德能力的新方法，即康斯坦茨两难困境讨论法（KMDD），这一方法已被许多不同文化和国家的道德教育实践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同时，这也是一种培训教师如何有效和负责地使用KMDD的好方法。目前，KMDD正被许多国家的很多道德教育机构使用。

林德教授独自撰写的学术专著有三部，堪称其道德心理学三部曲。他还在德国和美国出版过两部他主编的学术著作，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在很多国家参加国际道德教育的学术会议并做大会发言和举办工作坊。自1985年以来，他创办了多种语言的网站（http://www.uni-konstanz.de/ag-moral/）。从2007年至今，他每年夏季都举办为期一周的KMDD工作坊，邀请来自世界各国对道德能力测验和康斯坦茨道德两难讨论法感兴趣的专家学者聚会研讨，目前这个国际性的研讨会已成为一个颇具特色的品牌项目。

学术研究

林德教授之所以对研究道德感兴趣，源自他对童年生活事件的记忆。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遇到过一个令他困惑不已的道德两难问题。在他童年的家庭教育中，其父母总是教育他要乐于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一天，一个乞丐在他家门前演奏小提琴，小格奥尔格很可怜这个靠拉小提琴乞讨的人，于是就把他看到放在餐桌上的零钱送给了那个乞丐。当他的母亲从外面回来听说了这件事后感到很生气，因为她把这笔钱放在餐桌上是想给家人买牛奶和面包用的。当然，他的母亲并没有责骂他，因为母亲觉得，小格奥尔格把钱送给乞丐并不是出于不好的目的，而他自己也觉得，这种私自拿钱给别人的行为并不是缺少道德品质的表现。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林德就开始表现出对道德两难问题以及怎样解决这类问题的浓厚兴趣。后来，直到他花费了多年时间学习了心理学和哲学之后，他才找到了对其小时候那种行为的解释，就是说，他缺少的是苏格拉底所谓的美德（virtue），也就是林德后来所称的道德能力（moral competence）。

那么，若其他人做这种事是否也是缺乏道德能力，而不是因为意图不好呢？这种道德能力可否习得和教授，并且通过专门的教育和培训而得到提升呢？这些问题一直徘徊在林德的脑海中，陪伴他度过了中小学时光，又陪伴他进入了大学，成为其学术生涯中一个挥之不去的疑惑。20世纪70年代初，在他获得硕士学位后不久，他幸运地获得一个国际研究团队的研究人员的职位，研究欧洲5个国家大学生的个人发展，包括从他们刚进入大学到参加工作最初几年的个人发展状况。他花费了14年的时间开发了一个测量道德倾向和能力的新方法，以及通过纵向的、跨阶段的实验研究来检验一些重要的道德发展理论的经验效度。

林德教授和他的同事用这种道德能力测验测试并证实了诸如让·皮亚杰（Jean Piaget）、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和詹姆斯·雷斯特（James Rest）等人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主张和研究论点。例如，大多数人都有追求很高的道德原则的欲望，道德是一种能力，道德能力是广泛而多变的，它主要依赖个体是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与此同时，他的研究发现也对一些错误的道德观念提出了批评和修正，例如，科尔伯格认为道德能力是不可退行的，而且可以通过社会的强制性力量而使之得到增长。但林德等人的研究则发现，个体的道德能力会由于教育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提升或退行。换句话说，道德能力不仅可以向上提升，也可以向下倒退，即我们日常所谓的“道德滑坡”。林德等人还发现，社会的强制性力量虽然可以在表面上貌似提升了人的道德行为，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升道德能力。只有通过参与者之间就某一道德两难问题展开公平、公正而又自由的学术讨论，才能使人的道德判断能力得到有效而持久的提升。

道德专著

《道德可教吗？》（Can Morality Be Taught?）是林德独自撰写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追根溯源，关于道德是否可教的问题，最初是2500多年前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来的。苏格拉底认为，如果我们把道德视为一种能力（competence，ability，virtue），它就是可教的。换句话说，如果它是可教的，那么我们教授的就是道德能力。虽然苏格拉底倾向于对此做出正面的回答，但苦于没有足够的证据，因而对其论点始终存在争议。除了苏格拉底的道德发展教育理论之外，学界对道德发展还提出了两种重要的解释，即遗传决定论和社会强制论。但是，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对这三种理论观点一直争论不休，主要原因仍然是缺乏强有力的系统科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支持。林德教授在他的第一本书中呈现了他自己和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试图帮助解答苏格拉底的这个千年之问。

林德教授在长期的研究中发现，要想澄清这种争论，首先必须解决一些概念和测量问题。时至今日，国内外学术界很多学者依然坚持认为，道德与能力毫无关系，道德只是由道德动机驱使或者受天生的本能驱动的。因此，学术界对道德能力的研究少之又少。美国哈佛大学著名道德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是最早对道德（判断）能力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但他的研究着力于将道德发展与年龄挂钩，而不是与教育相联系。林德通过他于1976年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开发的《道德能力测验》（MCT）证实，道德能力是可以通过教育而得到提升的。历经40多年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所做的实验研究，可以说，《道德能力测验》是第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以实验设计而成的、研究道德能力的纯测验。在这本书里，林德用大量的研究证据证实了苏格拉底“道德可教”的观点，因而提出道德能力是可以习得、可以教授的，而且必须要通过教学才能使人的道德能力得到提升，因为道德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自行发展的。和道德倾向不同，没有证据证明道德能力是天生的，也没有证据证明道德能力可以通过社会的强制性力量而得到本质上的提升。在这本书里，林德还对许多干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meta-analysis），来论证当前流行的一些道德教育方法（例如，公正社区方法、两难困境讨论法和KMDD）各自不同的有效性程度。

《怎样才能教授道德能力？》（How Moral Competence Can Be Taught?）就是我们现在翻译的这本《怎样教授道德才有效》（How to Teach Morality）。最近，林德教授对这本书的德文版做了修订，并将其翻译成英文，于2017年年初出版。本书是以他的第一本专著《道德可教吗？》为基础写成的。《道德可教吗？》目前还只有德文版，林德教授正在对这本书进行修订，我们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看到其英文版，并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在《道德可教吗？》中，他明确指出，道德能力是可教的，而且必须要教授。而我们目前翻译成中文的这本书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强调其道德理念的理论背景，例如，道德和道德能力的重要性和意义，道德行为的双面模型，即情感和认知两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人们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的基础，是防止暴力、腐败、欺骗和欺凌的基础，因而对促进任何时代所有公民的道德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林德具体描述了人们用来促进道德能力的方式。他首先介绍了他首创的“康斯坦茨两难困境讨论法”（KMDD），这种方法是他于20世纪90年代末最早开创的，旨在通过两难困境讨论来有效地促进和提升参与者的道德能力。他采用工作坊研讨的方式来培训参与者们学会负责任地使用KMDD，并产生了一系列可持续的研究效应。迄今为止，这种方法已经在包括我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得到应用，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和理论回应。

第三本书是《道德能力的意义和测量》（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Moral Competence）。这本书最早于1984年出版，当时的书名是“道德判断的内容和结构”（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Moral Judgment），后来，林德觉得，既然他的《道德判断测验》（MJT）已经相应地更改为《道德能力测验》（MCT），那么这本书的术语也应该相应地改变。林德教授开发的《道德能力测验》为研究道德发展和教育开辟了一些全新的可能性。在这第三本书中，他想要把《道德能力测验》的发展和设计放在更广泛的现代道德心理学的背景下。林德认为，需要把更加确切的心理测量与道德能力的意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在研究之初，林德及其同事们便遇到了一个大问题。虽然现代道德心理学的创立者们根据行为结构和人的内在道德原则来界定道德能力，但所有可用的心理测量方法都认为，道德行为的结构性差异是测量误差（measurement error），而不是一种重要的人格特质，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凭借外部标准而不是根据内部标准对道德能力进行计分的。这显然不是道德教育想要达到的目标。

经过反复论证和实验，林德最终开发了一种新的心理测量方法，这是对传统的实验研究方法和临床访谈方法的一种结合。道德能力测验（MCT）有两个特点给人耳目一新之感：（1）它能够同时对道德行为的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即道德能力和道德倾向，但这两个方面又作为不同的变量来进行处理；（2）它能够根据个体的内在道德原则而对道德能力进行计分。

这本书不仅描述了道德能力测验的理论基础、实验设计和计分标准，而且讨论了需要采用一种新的心理测量方法，来促进心理学研究的进步，促进它在教育和心理治疗中的应用。此外，林德还提出了一种计算假设的信息值和教育干预的绝对效应量大小的新方法，以便使这些研究相互之间可以更好地进行比较。因此，这本书也可以作为选修高级心理与教育测量的学习者的导论性教科书。

中国的研究

当我从林德教授那里拿到这本书的电子版时，我禁不住想起我们第一次相见时的情景，那是2001年我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西蒙弗雷泽大学参加第27届国际道德教育大会。在会上，我倾听了林德教授的演讲，立刻就被他的《道德判断测验》量表吸引住了［那时，该量表还被称为“道德判断测验”（MJT），后来才改称为“道德能力测验”（MCT），因为他认为我们测量的实际上是道德能力，而不是道德判断］。当我回到我当时所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之后，我和我的研究生们一起讨论了这个量表以及林德的有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以此确定了我的研究生吴慧红的硕士论文研究主题，将《道德判断测验》作为测量工具在我国的儿童青少年中开展实证研究。可以说，这是在我国进行的第二个以“道德判断测验”为主题的研究，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末，河北省的一位研究生曾经使用这个量表做过第一次研究。当我写信给林德教授，请他允许我们使用《道德判断测验》时，他立刻回信并且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而且将计分方法及其操作原理等告诉了我们。吴慧红运用这个量表在760多名江苏省大中小学生中做了第一次比较全面的实证研究，并于2006年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这篇论文及其研究成果也获得了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的高度认可。2008年，吴慧红考取我国心理测量专家余嘉元教授的博士生。现在吴慧红已经是河海大学的老师，在心理测量领域已经有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和发展前景。我们合写的文章《中国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的特征》一文在韩国首尔大学的《亚太教育评论》（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SSCI期刊）上发表，这是中国学者在国际著名刊物上首次发表的关于林德教授及其道德判断测验的研究论文，说明我们在中国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随着其研究的日益深入，林德教授逐渐认识到，如果接受有资质的专家的指导和督导，人们的道德能力就可以通过教学而得到提升，因此，在20多年前，他开始提出康斯坦茨两难困境讨论法并尝试实施这个项目。经过20多年的实践，在德国以及世界许多国家培训了大量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学者。当我于2008年从他那里获得这个培训的消息时，我决定于是年夏天参加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举办的工作坊。在那里，我们和来自世界十几个国家的100多位学者参加了关于道德能力的学术交流会并参加了为期5天的工作坊。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接受康斯坦茨两难困境讨论法的培训，感觉受益匪浅。因为我已于2006年调动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所以，在德国参加研讨会和工作坊回国后不久，我就于第二年（2009年）邀请林德教授来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工作坊和学术讲座，这是林德教授第一次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进行KMDD的培训和举办工作坊。我的博士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的教师康蕾和我的同事张静博士对这个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她们分别与林德教授进行了具体的交流，并且于2010年夏季和我一起到康斯坦茨参加了KMDD的暑期研讨会。回国后，她们分别用MCT和KMDD在广东省和湖北省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在儿童青少年学生中进行，康蕾还把KMDD运用到工厂企业，在广州市工会的“职工大讲堂”中举办工作坊，取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和积极的社会反响。康蕾的这项研究获得了林德教授的高度肯定，其博士论文也得到了答辩委员们的高度评价，顺利通过了其博士论文答辩，成为我国第一篇以研究林德的道德能力和KMDD理论及应用研究为主题的博士论文。

几乎与此同时，我的同事张静成为武汉大学佘双好教授的博士后，其博士后的出站报告就是以林德教授的MCT和KMDD为主题所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她在湖北省、广东省和江苏省用2000多名被试做了大样本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结果，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在国际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张静博士还利用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到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参加了林德教授举办的KMDD工作坊，接受了这方面的系统培训。她的研究报告也成为我国第一个研究林德教授的MCT和KMDD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后来，康蕾和张静获得了林德教授颁发的KMDD培训教师的资格证书，她们也成为我国学者中最早获得该资格证书的青年学者。

2013—2014年，我接受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派遣，应邀到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做访问学者，与林德教授进行了较长时期详尽、深入而具体的学术研讨。我和康蕾、张静一起将林德教授的《KMDD培训手册》翻译成中文，并且利用在德国访学的机会，对这个手册进行了认真的文字校对和修正。这个手册的一部分内容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正如林德教授所指出的，一个人若想成为使用MCT和KMDD的专门人才，就不能仅限于阅读本书，而是要通过参加具体的专门培训，通过与其他参与者的相互讨论和交流，才能真正有效地提高自己的道德能力。

2015年7月，我再次邀请林德教授来到广东，在我工作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兼职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工作坊和学术讲座。南国商学院的40多位辅导员和学工干部参加了培训，受到了他们的热烈赞扬和积极回应。我在澳门城市大学的博士生施钰钡也全程参加了这次工作坊，并且按照林德教授的要求完成了KMDD培训教师的规定活动，她也于2016年获得了林德教授颁发的KMDD培训教师的资格证书，并且在其教育教学活动中加以应用，取得了很好的教育反响和社会效果。

经过十几年的学术交流，我对林德教授集40多年的精力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进行的长期坚持不懈的研究充满了敬佩。从本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我们不难发现，林德教授确实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道德教育心理学研究知名学者，他的MCT和KMDD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工具，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总体来看，赞成者居多。我衷心地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项研究中来，在使用这个测量工具的基础上，逐步开发出我国自己的道德能力测量工具，通过在我国开展大规模的培训，使我国公民的道德能力和核心素养得到提升，使我们生活的世界更加和谐。

本书的德文版（未修订的原版）最初是我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心理学系的本科生陈金凤（2005级）翻译的，因为她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毕业后去了德国留学，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又在德国学习和工作多年，有非常好的德文语言基础。我在德国访学时就委托她争取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陈金凤用多年时间将本书的德文版翻译成中文，但由于林德教授后来在修订成英文版时做了大量增补和修改，原来的德文版已经无法使用，我只好将英文版发给陈金凤，请她负责翻译其中的第7章和第8章。我负责撰写译者序、翻译本书第1—6章和第9—12章。康蕾博士是个英语语言能力非常强的年轻学者，林德教授对其非常信任，建议让她负责本书的校对。除校对全书外，康蕾博士还翻译了本书的附录部分，为本书的语言润色加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万千教育·万千心理”总策划石铁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万千教育”负责人吴红先生亲自联系版权，组织编辑本书。值此本译著出版之际，我对于他们为本书付出的心血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感谢。尽管本书译者尽力想要翻译出一本脍炙人口的好书，但限于水平，本译著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学界同人予以斧正，不胜感激。

杨韶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2017年8月31日

1.2　为什么根据我们的道德理想采取行动经常如此困难：道德两难困境

如果我们只是不得不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做出决定，那么生活就很容易了，大多数人，或许我们每一个人，就必然会以某种道德上“善”的方式行动。在道德化的书籍和电影中，世界被明显地区分为好人和坏人，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只有一种决定是正确的。因此，许多道德理论家想要使我们相信，生活确实是很容易的，任何人，只要违背了道德规则，就会被视为不道德的和道德上邪恶的，或者被视为一个无价值的人。他们想要对我们的品格进行教育，同我们身上的“恶”作斗争或者给予我们价值观。

这些理论家——甚至包括著名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没有看到的是以下这个简单事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面对的决定是，并没有像在电影中那么明显“正确”或明显“错误”的解决方法。道德决定很少是明显正确或明显错误的。通常我们首先是通过模糊地感受到某件事情是错误的来体验道德困境的。我们往往犹豫不决，想要判断出我们的感受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者我们通过我们正在应对的其他人的低声抱怨而来面对这些困境。有时我们不可能予以恰当的解释，因为我们觉得没有解决的办法。有时两难困境是自行解决的或者是别人为我们解决的。有时这些两难困境非常固执，我们越是尝试长时间地不理睬它们，这些两难困境就越发严重。在我们身上出现的两难困境很少像我们在KMDD研讨活动中使用的故事中那样显而易见（参见附录中的两难故事）。这里有一些诸如此类的故事：

  苏珊和她最好的朋友一起逛商场。她们看了各种各样的衣服。她看见朋友手里拿着一件衬衣进了试衣间。不久，她便看见朋友出来了，穿着自己的外套。朋友对苏珊稍微示意了一下她外套下面的那件衬衣，然后快速离开了商场。当苏珊想离开商场时，商场的保安拦住了她。保安问她：那个女孩是谁？苏珊说她们只是一起来逛街的。保安威胁苏珊说：“她偷了一件衣服。你必须说出她的名字；否则你会因为协助犯罪而受到惩罚。”苏珊思考着应该怎么做。她应该揭露她最好的朋友的名字吗？

  穆斯塔法和几个人一起坐在心理实验室的一个等候室里。研究者叫他们进去参加一个学习实验。当通往观察室的大门打开时，从里面走出一个人，看起来像是另一个被试。这个人突然倒了下去，躺在他们面前一动不动。穆斯塔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人是癫痫发作吗？他死了吗？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提供帮助吗？如果我做错了怎么办？

  劳拉，16岁，生活在一个贫穷的乡村。她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也很难找到工作。当地已经有很多人失业了。就连她的父母也失去了工作，她的弟弟妹妹也不得不去打工而无法上学。一家需要很多胚胎干细胞的公司，给劳拉足够多的钱，可以养活全家并且给她提供作为教师需要的教育经费。回报是，她必须在五年内每年接受一次人工受孕，并将她的胚胎转让给该公司。劳拉有两天的时间予以考虑。如果你处在她的位置，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大多数情况要比这些故事中的情况复杂得多。但这些故事仍然提供了一条线索，对“深陷困境的那个人”来说，做出决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无论这些人怎样做决定，他们最终都不会成为耀眼的英雄，不像电影或其他这类虚构故事中的“美好”人物那样。无论他们做出怎样的决定，都会导致消极的后果。人们可能也会注意到，他们并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或讨论，这种思考或讨论或许会对他们有所帮助。谁知道他们是否会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他们是否会有更多的时间和接受更多的忠告呢？有些两难困境是如此复杂，以至世世代代的许多人还没有真正设法解决这些困境。

1.3　何谓道德能力？
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决定时，例如，刚才描述的那些决定，我们就需要一种我们称之为道德能力（moral competence）的特殊能力（参见导言中的定义）。我们要求用这种能力去迅速地把握一些复杂的道德要求和情境并且直觉地做出某种道德决定，这种决定也要经得起以后的自我评价。尽管我们可以把机会进行扩展，去参考道德哲学手册，然后评估和写下支持和反对某一决定的所有可能的论点，但最终我们还是要依靠我们的道德直觉，或者我们的“直觉”（gut feeling）（Gigerenzer，2007）。

难道这意味着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情绪会决定我们的行为，理性最终所能做的无非就是在这些事实发生后来捍卫我们非理性地做出的决定吗？我们的理性难道只不过就是情绪的狗在我们身上摇动的那条尾巴吗，就像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和其他道德直觉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这个问题显然是错误的。它是建立在这个虚假的事实基础之上的：理性只存在于言语知识中，我们的情感只是由少数生物遗传的反应，例如饥和渴、快乐和恐惧组成的。相反，理性确实不仅构成了意识，构成了我们在书本、问答比赛和测验中发现的那种言语知识。我们的许多推理是无意识的“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Polanyi，1966）。尤其是那些指导我们日常行为的知识很少是有意识的。没有人知道，哪怕只是大概地知道，他们常用的词汇中究竟有多少单词。有时候，我们无法向别人解释我们是怎样到达某个特殊地方的，尽管我们能够自己毫不费力地找到那条路。

在我们生活中的某些关键时刻，我们确实依赖我们的道德情操。如果我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当已无法改变我们的决定时，我们通常只会首先注意到此事。我们常常后来才了解到（或许从未了解到）这是不是个最好的决定，或者我们是不是不得不永远背负着这样的感受，即我们的行为方式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这种感受可能会变成旷日持久的，并且影响我们和自己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世界的关系。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条件以及我们的生活质量。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一个人后来才感受到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决定，往往会导致某种严重的心理障碍，在医学上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创伤后综合征（例如，当一个士兵杀死了一个他误认为是敌人的孩子）。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种天然的道德感受，也可能会导致暴力、欺骗和战争（Welch，1993）。如果人们觉得他们应该更好地分享生活，但又不知道应该怎样通过沟通交流使自己的想法被人们听到，他们常常会尝试通过身体的攻击而强行使人注意到，或者通过欺骗获得他们所谓的权利。

但是，如果认为我们要任凭我们的道德情绪的摆布，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教育。理性和情绪的对立是一种普遍的误解。我们所具有的感情常常是没有意识的，做出决定的过程是在一瞬间完成的，这个事实与以下观点并不矛盾，它们是高度复杂的认知系统的产物，我们的经验和理性就储存在这些系统之中。这意味着，虽然情感是天生的，但它们可以由于经验的结果而发展和改变。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以通过训练而有目的地使用我们的判断和理性来影响情感。我们可以训练我们的道德感（能力或专门的知识和技能），正如我们可以训练正确地投标枪一样。这样，我们也可以训练我们的情绪、情操或情感，从而使我们能够“盲目地”依赖它们而无须思维。沃尔夫冈·沃塞尔（Wolfgang Wasel）用一系列实验表明，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训练来改变或更改刻板印象（例如，对异性或外国人的刻板印象）（Wasel，1997）。我们可以有意识地介入无意识的决策过程，例如，如果我们相信这些情感戏弄了我们。我们可以花费时间去思考一下（暂缓做出决定），或者寻求他人的忠告。

理性和情绪之间的联系比我们所认为的更为紧密。因为道德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隐藏在我们的无意识之中，我们不能只是通过要求某种情境下的行为者来描述它就进行研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运用诸如《道德能力测验》这种实验性的测验（参见第4章）。
道德能力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术语，尽管它确实有一些前身。它的意思就是苏格拉底所指的那种“获得善的力量”或“美德”，以及马克斯·利维 – 苏尔（Max Levy-Suhl，1912）所谓“道德成熟”（moral maturity）。现在我们知道了，人们的行为差异主要归因于其道德能力的差异。这代表着道德能力是一种在许多生活领域中都会用到的关键技能，至少就像读、写、算一样重要。我们应对两难困境（以及应对由此而发生的问题和冲突）的方式，正如任何人可以在自己身上看到的那样，对我们在家庭和其他社会关系中，以及在学校、工作和公共生活中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根据实验道德心理学的研究，这种能力对于遵守规则和法律、对同伴人类做出助人行为、承担基本的民主权利、抵抗篡位的权威、我们的学习能力等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将在以后更为详细地讨论这些主题。

道德能力呈现为两方面，个体的一面和社会沟通的一面。当我们审视个体应对道德困境的能力（ability）时，我们谈论的是道德能力。但是，当我们看待和研究他们是怎样和他人一起应对道德困境时，我们讲述的就是民主能力（Apel，1990；Habermas，1981；1983；Lind，1993；2006b；2006c；Oser，1986）。在本书中，我交替地使用这两个术语，或者当我的意思是指这两种技能时，我只说道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