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是教育史上无法绕过的一位大家,他对近现代美国及世界教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教育实践改革更是对一线教师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从睿智深刻的“经验改造”“实用主义”,到具微可感的“教育即生活”“从做中学”等,本书以“草根”的笔触,为读者全景呈现了杜威的教育世界。
细细品来,杜威或谈笑风生,或低吟警语,或当头棒喝,或俏皮打趣;一时时空恍惚,仿佛“大师”已然在侧。全书“挫万物于笔端”,文辞清新,笔墨洗练,颇具寓意,给现实的教育突围提供了新的思考和观照。
1.这是凝聚“杜威读书小组”多位优秀教师两年多时间的智慧之作,既有他们的读书感悟,又有他们将自身读书所获运用于教育教学实践的经历,值得参考、借鉴。
2.从杜威庞大的思想体系中提炼出与教育教学密切相关的12个关键词,助你找到汲取教育大师思想的路径和方向。
3.西方教育大师思想与中国一线教育教学实践相结合,有理论,有案例,有反思,有启发。
4.不管是想解决实际教育教育问题,还是想突破专业成长瓶颈,都可以从这里找到那把打开教育智慧之门的钥匙。
邱 磊 江苏省南通市二甲中学教师。爱教育,爱阅读,爱写作,文章散见于《中国教育报》《教育时报》《师道》《中国信息技术教育》等报刊。《教师月刊》“2012年度教师”。
前言 “偷师”杜威,锻造更好的自己
——讲述杜威读书小组和这本书的故事
■理直气壮地“偷师学艺”
当出版社最后敲定“‘偷师’杜威”这个名字的那一刻,我作为见证这本书诞生全程的杜威共读小组发起人,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由于时代的缘故,我们没有机会像胡适、陶行知等名家那样成为杜威的正门弟子;即使有幸和杜威同时代,作为一线教师,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也很少有可能直接师从这样的大家。努力阅读杜威的原著,理解其教育教学思想,并在自己能把握的领域内,努力践行,寻找教师个人可以作为的些许空间,也许就是我们所能选择的“偷师”之门道。因此,整个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多少理论精髓,我们的践行有没有走样、变调之处,在“偷师”的名义下,心理压力便可以不那么沉重了。
“偷师”在中国文化中还有一种解释,即古代师父授弟子技艺,通常会留一手,害怕将来徒弟抢自己的饭碗,所以徒弟只有通过执着地“偷师”,才能学到真正的本事。杜威的思想与智慧作为全世界的共同财富,不需要我们做这样的争取,但,毕竟,文化的差异、翻译的隔膜以及当前中国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都使得我们不能将杜威的思想观点仅仅看作静态的理论,而必须进一步思考,他为什么这样思考问题,他的思想观点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纹理、路径。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意识到,抓住“关键词”可能是一种好办法;而本书中的12个“关键词”经过我们的梳理,以及基于各自教学实践的经验性解读,有可能成为开启更多教师教育智慧的12把钥匙。如果,身为草根的我们,经过“偷师”杜威,能给同行们带来一些启示,那么,我们的这些冒昧之文,是否能获得杜威研究权威们的认可,就跟我们和杜威之间是否有合法的师从关系一样,显得不那么关键了。
不由得联想起中国古代传下来的“凿壁偷光”,那种求学孜孜的感觉,我们两年来每天都在经历,也借此窥见了通向更为智慧的教育的一丝光亮。在日益逼仄的教育环境下,通过共读杜威,我们发现了作为一线教师自主发展、缓步变革的一些可能性,也因此更加珍惜教师作为社会变革引路人的身份,觉知了自己的特殊的责任。
更为值得自豪的是,作为一线教师,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密不透风的教育教学日程表中挤出时间来读杜威,思考教育问题,日不间断、接力共进。“忙里偷闲”,或许也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一种“偷师”策略。不经意间,在匆匆流逝的庸常岁月中,“偷”出了这么多属于阅读、思考与实践的时间,共同酝酿出这样的小成绩。我们真的很为自己而骄傲。
■以杜威的名义相遇相守
1.缘起网络
2010年7月,我受张文质先生之邀,在“1+1教育网”注册,并欣然成为青年教师的导师;为了让学员熟悉我,特意发布了几篇旧文作为自我介绍。没有想到,一年后,其中一篇《从杜威的教师观说起》的发言提纲被出版社编辑读到,并建议我结合杜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写成一本书。于是我提议,至少给我两年时间,以组织身边的老师一起共读杜威,然后再考虑让更多的老师一起来分享杜威的教育智慧。
经过不断的努力,当年暑假结束前,杜威读书小组初步成形。12人的初始团队中,有来自区、县教师进修学院的青年硕、博士6人,来自中小学的教师5人,另有1人来自市级教育科学研究院。
2.游戏规则
共读需要共同的平台。考虑到大家分散在各地,我申请了一个QQ群,取名“结伴读杜威”,并郑重地在群简介中写下这样的文字:“欢迎加入这个很有挑战性的读书会,期待一起在杜威思想的笼罩下,对教师教育有更深入的理解与领会。”
为了更好地把握共读效果,我特意拟定了一个“共读小组游戏规则”,详细约定共读的核心理念、权利义务、共读办法、奖惩措施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权利义务的规定,比如:
每个月要读完一本杜威的原著(或其中一个重要章节),有能力的要同时研读相应内容的英文版,以保证对关键概念的正确理解,减少翻译带来的误读。
每个月底要完成一篇2000字以上的读书心得,在规定时间内上传到群共享。
每周选择一天参加杜威箴言接力读活动,每周至少上一次QQ群参与交流,提出或回答一个有价值的与教师教育有关的问题。
3.成员变迁
从出发的那一天起,12个人的进度就是各不相同的。一年下来,大家的内心压力逐渐增大,于是不断有人提出退出共读小组。
2011年暑期,我和邱磊在一次会议上对杜威共读小组的运作与体会进行了介绍,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也因此带来了团队的第一次大扩员。严中慧、赵清风、彭峰要求加盟,使得共读小组呈现出新的气象。
不仅如此,我们的核心成员,在各自的圈子里,也陆续为团队吸收了新的力量。比如,张丽芝老师通过介绍杜威教育思想而获得了高鸾英、徐强等老师的响应;邱磊老师吸引到了来自深圳的著名教育人士田国宝老师。这些新加入的力量,虽然有的并不或较少参与共读,但他们的关注与响应,都让团队备受鼓舞。
然而,分分合合在这个团队总是难免的。2012年12月24日,李飞老师提出了“分手”,随后胡意慧老师也发来了道别说明。看到我很难过的样子,好几位伙伴过来安慰我:离开,也许是更好的出发。一个个成员变迁的故事背后,是共读带给我们的真实的心路历程、真切的成长体验,让我们继续在自由选择中前行。
■接力共读经典,反思成就自己
1.选择经典文本
“偷师”杜威,从哪里开始更合适?我们征求了一些专家的意见后,决定从《我的教育信条》这个短篇开始,然后逐步啃读流传甚广的《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教育中的道德原理》、《教育中的兴趣与努力》、《明日之学校》、《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等名篇,最后,则共同向杜威的经典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进发。文本的来源则是发挥各自的能力,网上买,图书馆借,互相传阅等,各显神通。方建锋博士则搜罗了不少共读文本的电子版,供大家下载,尤其是好几本原版,为研究生伙伴们提供了双语阅读的可能,还有邹韬奋译的《民本主义与教育》,更是珍贵的版本,为我们对比两种翻译提供了方便。
2.以接力的方式共读
不管按什么顺序,进度快或慢,甚至不管写不写读书心得,两年来,我们的共读坚持了一个做法——“杜威箴言接力”,即每一天安排一位伙伴值班,在读到的杜威文字中摘取最打动自己、最有启发的段落,加上个人的感想和点评,发送到QQ群里,引发伙伴的讨论、呼应。我则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可爱的角色——“采蘑菇”者,即每周整理好大家的接力与讨论内容,定期上传到群共享,供没能参与即时性讨论的伙伴事后分享。
寒来暑往,不知不觉中,至今我们的接力内容已积累了近40万字。这些过程性的阅读积累,凝结着伙伴们用心读杜威的成果,更展示了大家深入思考身边教育问题的智慧。
接力阅读、微博式阅读,有效地降低了经典阅读的难度,也增加了共读的互动性。但不可否认,读杜威,是需要相当强的定力与投入的,光靠这种积少成多式的零碎阅读,肯定不足以管窥杜威思想的全貌,而且容易形成破碎、散乱的阅读印象。不少伙伴读着读着,产生了各自的困惑。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总是边读边拷问自己的阅读动机:读杜威,能改变什么?改变我们自己,还是改变我们所处的世界,哪怕只是自己所在的那个班、那个学校、那个家庭?
3.把握关键词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一步投入到对杜威经典作品的研读,努力将“读—思—论—做”化为一体。比如,在阅读杜威经典作品的过程中,我们常触碰到许多概念,而且是理解杜威的核心概念。每当这个时候,伙伴们都会反复咂摸,力图读懂这些关键词。
我们的对话常常围绕着一些关键词展开,虽然不敢确定没有对杜威的误解,但至少,在我们各自的脑海里,一些原本混淆的概念,渐渐变得明晰。
关键词逐步清晰之后,我们慢慢地发现,杜威的理论不仅仅是提出一个个有独到见解的关键词,更在于这些概念之间都有着内在的关联,乃至构成了一张硕大的逻辑网。比如,2012年8月18日,我在接力阅读中发现,杜威所提出的真正的兴趣原理,是把“兴趣”与“生长”这个重要概念联系在一起进行解读的,就像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兴趣和训练”一章中喜欢把“兴趣”与“目的”这个重要概念捆绑在一起思考。因此,他的概念体系就成了一个自循环的组织。他理解的“兴趣”,是符合“生长”的内在规定性的,指向他认同的那种“教育目的”的行动动力;而他理解的“训练”,也必须与这些已经被他反复探讨过的核心概念不矛盾。于是,概念之间形成了连环套,杜威的整个思想开始连贯起来了。
4.读杜威,也是读自己
不用回避,大多时候,我们读杜威是懵懵懂懂的。更多时候,我们是用自己的体验来呼应杜威的思想,也许,我们读出的,更多是我们自己。
吴樱花老师同时跨越杜威读书小组和她自己的读书小组“青葵园”,经常同时读着两本经典著作,压力可想而知。但她恰恰用这种“自己的方式”读出了很多东西。她在一段文字中写道:“学校请来一位比较出名的老师给我们做培训。她提到了我曾经被媒体强拉到他们学校做的一次活动。她说:‘当时我就想,连吴樱花这样的老师都能成功,为什么我就不能?’我听了很欣慰,因为我激发了她的热情,是她成功的催化剂……正因为我薄弱的基础,行走过程中,我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苦,用杜威的话来说,这也是一种知识,也许我这方面的知识要比别人丰富得多,因此,我在吸收知识的愿望上可能更强烈。”她的这种“自我阅读”,给伙伴们带来了启发。几乎每个共读成员都有过这样的“照镜子”般的体悟,通过阅读杜威,我们不断地发现自己,反思自己,进而更深刻地理解了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困扰,也无形之中锻造与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关于这本书的其他说明
一转眼,历经风雨的“偷师”已经走过了近两年的旅程。这当中,我们取得了一些可见的成果,但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就是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
全书共分成12章,也即从12个“关键词”的角度,来论述我们“偷师”杜威来的心得和感知:邱磊完成第一章“经验改造”,张丽芝完成第二章“从做中学”,赵亦飞完成第三章“教育即生活”,赵清风完成第四章“学校与社会”,彭峰完成第五章“儿童中心”,季勇完成第六章“实用主义”,吴樱花完成第七章“道德教育”,徐强完成第八章“教育无目的”,严中慧完成第九章“教材心理化”,张娜完成第十章“思维与教育”,邱磊完成第十一章“过程哲学”,最后一章“教育民主”由郑新华完成。全书的框架设计、样章拟写以及统稿任务,都由邱磊完成,因此,他当之无愧成为我们的主编。
在共读杜威和共编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的专业素养到底有多少长进?我们有没有使自己变得更加美好?作为发起人,我不敢说。但我可以肯定,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视角接近杜威,并从他那里将力量和勇气传递给更多的人。
而对于这本书的顺利面世,我们在此要感谢王铁军教授、张文质先生、凌宗伟校长、张肇丰主编等对写作成员的指导,感谢单中惠教授、陆有铨教授对本书进行学术指导和担任顾问,以及所有为这本书而付出过努力的人。
张丽芝在一次接力阅读中谈到读杜威的哲学以及思维的作用,里面生发出来的一些观点和伙伴的呼应,我觉得可以用来作为这篇已经太长了的故事的结尾。
“我们说哲学的态度是普遍的,意思就是说哲学的态度反对孤立地对待事物;它设法把行动放在它的背景中——这个背景就构成它的意义。”
(《民主主义与教育》)
对我而言,我的背景就是一所农村学校,一所薄弱的农村学校,这是我无法回避的,而我会尽可能让这个背景构成我的意义。深入其中而锲而不舍,也许是我可以选择的唯一目标。
信心并非全部来自理论,还来自身边那些良师益友。他们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信心和希望。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给他们以支持。
不论怎样,我们都在努力。
是的,不论怎样,我们都在努力。
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 王丽琴
2013年10月
一起做“3D课堂”
“讲过的东西,怎么又错了呢?”、“为什么不能举一反三呢?”……课堂上,我们几乎天天要和孩子如此唠叨。甚至,我们越唠叨,孩子的眼光里越没有神,越“慵懒”,越抗拒。朝朝暮暮,反反复复,没有终日。究竟,解决之道在哪里?
■对课堂的“经验改造”
江苏省南通市二甲中学的“葡糖酒酿造课程”,近年得到很多关注。学生和老师结合生物课程,将“课堂”直接搬到田间地头:到葡萄主题公园观摩、请教农民和技术人员、亲手采摘葡萄,通过观察、实验、记录、测试、改良、发酵等系列过程,成功完成葡萄酒的酿造。
上述案例中的课堂改造,直接将课堂与社会、实验室、田野接轨,集信息、场景、综合实践等多元化为一身。虽然不少学生皮肤被晒黑,实验也多次面临失败,但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退缩或气馁。人人都认为,这样的课堂,才是真实和富有生机的。这不由让人想起民国大师刘文典的一段趣闻:
有一次,刘文典讲授《月赋》。讲至半截,他忽然卖起关子,宣称关键处要留到“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再揭秘。原来,那晚恰是阴历十五,皓月当空,他选择在如此情境交融下侃侃而谈,让在场听众都大呼过瘾。
杜威告诉我们,经验是建立在具体的场景之中的;改造经验,就需要对客观场景有充分的认识和利用。摆脱目前孤立在课本中的“实践”,是实现他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二甲中学的葡萄酒酿造课程也好,刘文典的《月赋》课也好,都是有益的尝试。当然,并不是要每一个课堂都去“酿造葡萄酒”,也不可能天天过阴历十五,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顺天时,量地利”,在课堂中充分利用和开发本土资源,在有血有肉的情境中展开教学,显然是明智的。
我们不妨具体来看看,杜威对改进课堂教学的五条建议:
一个真实的、令人感兴趣的“经验的情境”。
发现一个真实的问题。
搜集资料,耐心观察,应付问题。
找到解决之道。
在实际中检验。
这五条,就是著名的“五步教学法”(也称“思维五步法”,详见《民主主义与教育》),其由来是杜威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哲学观和詹姆斯的机能心理学,将人的思维看成“在情境中体验—找到问题—搜集信息—解决问题—效验结果”等系列过程,并在此条件上建立经验。说到这里,又和前文的“直接经验”有关联:一个人的经验改造,是从直接经验到间接经验的转变过程,而间接经验最终又需回到实际的场景中来检验。教学也应是如此,即“以直接经验为始,以直接经验为终”,所以,杜威很重视直接经验和情境教学。
■现实中的“课堂改造”
“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明·祝允明)。国内情境教学方面的权威,当数当代教育家李吉林老师,她几十年潜心研究相关理论和实践,享有盛誉。且看她的一段课堂实例:
清晨,李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到蒲公英丛生的田野,朵朵的金色小花立刻吸引了他们,他们围在蒲公英旁细细地观察起来。李老师指导孩子们注意蒲公英的叶、茎、花各是什么样子。他们边看边描摹各个局部——“蒲公英的叶子向四面展开”、“蒲公英的茎是又嫩又细的管子”、“它的花像小伞”。李老师又问道:“那它们的颜色呢?”、“叶是绿色。”、“茎是青里透红。”、“花是黄色。”孩子们兴奋得你一言我一语。要使儿童的观察由笼统到精确,由整体到局部,由表面到内在,则需要在实际的场景中由老师巧妙设计。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05-12-05)
李老师的情境教学实践给我们的启示和杜威的主张是相通的,即在具体的情境中设置教学过程,用直接经验式的感性过渡,让学生身处其境,通过眼、耳、口、鼻以及四肢的配合,构建出一种“时·空·人”一体化的“3D课堂”。这也是杜威,以及当年芝加哥实验学校的老师们一直梦寐以求的。
话说回来,在中国教育的紧箍咒被越念越紧的今天,我们的一线教师也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却很难常态化。倘若不出校园,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接近这种理想?对这个问题,我国电影课的发起人雷祯孝先生给出了答案:可以。
雷教授和他的团队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开发了电影课程,在全国26个省、市、区的516所中小学幼儿园和几所马来西亚华语学校进行了实验验证。在这个被英国著名诗人奥登声称的“焦虑的年代”里,能取得如此广泛的影响和良好的效果,实在令人诧异。雷教授将生命化教育、文化教育、社会教育和道德教育等主题通过国内外的不同优秀电影来展示,不仅在感官上给人以冲击,思想上更是有难以言说的触动。他常喜欢请学生在影片放映时思考:“海龟会不会思考?”、“捕蝇草会说话吗?”、“气候对北极熊的影响在哪里?”这些类似“五步教学法”的问题设置,让学生在观看的同时不断地调动生物学、地理学知识来分析、解决问题。
我们不妨再转换一个角度,从反面看看时下教育的问题。所谓具体的场景,即要求教学内容“与我有关,为我所用”,但当下“书上的经验”或“笔下的成长”太多,老师不讲孩子听得懂的话、不举孩子有感受的例子太多。比如,我们对平日的“训练”比较熟悉——周周练,日日练,似有“生命不息,练习不止”的态势;但练来练去,大家如小和尚撞钟,总难提高。因为这时的训练已变质成一种机械的固执之举,出人,出力,出功,就是不出成绩。
现在的教育之弊,一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的虚妄,难得其要;二是“遍插茱萸少一人”的缺憾,舍“我”,焉能求成?正是这种本源上的缺失,学生无法将自我需求和训练相统一,而一味追逐末微的“奇技淫巧”,恰如空中楼阁,自然也就不必抱什么指望了。所以,杜威对课堂教学情境的强调,钟情于有形有质之经验改造的真实性,包括他对教育中的“假大空”的批评等,都给了我们一个信息:即使时空转换,国情迥异,我们今后能做的和该做的,也还有很多。
当前,很多课堂死气沉沉、机械呆滞,除了学生没有身处其境的心神合一,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逻辑不太讲究整体性思维。数学归数学,语文归语文,外语归外语……林林总总,看似分门别类,仿佛“科学”、“系统”得很,但其间互不统摄,互无增益。更麻烦的是,这些学科分解到课堂中,又将人的能力横加解构,计算归计算、写作归写作、背诵归背诵、想象归想象。
这种因过度精细而肢解教育的方式是杜威认为的一大忌。实际上,他一再告诫教师:从来没有什么现成的“能力”或“智慧”等着我们去唤醒、去使用,这一切都是在具体的境况中,依靠实践得来。比如我们很推崇“逻辑”,讲“高效课堂”,喜欢凭借不断地计算、推理、建模来训练学生的思维,但杜威早已将之否定了:单纯的逻辑训练固然可用以否定权威,但无法促成创新。创新,需要灵感,需要氛围,需要跳出逻辑。
所以,从这一点上去理解他主张的“实用主义”、“学校即社会”等思想,就更加顺畅了。当下的一大问题,就是师生失去了共同的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基础,大家没有了相同的“目标”,做的,就只是一件近乎西西弗斯的无功之举。
■理想中的“课堂追求”
在我国,类似这样的反思,早已开始,如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晚年的钱老,就我国当代教育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进行了仔细的思考,得出一个重要感悟:学科不能分太细,学理的,仅有逻辑是不行的,需要文、理、工兼容并包。迁移到中小学的教育中,亦如是。诚如很多“过来人”感言:若不是家长的“市场化建议”或班主任的“谆谆教诲”,自己的人生原本可以做更喜欢的事,有更多的成就。
我们要知道,今天学木工不是为了将来做木匠,学烹饪也不是为了日后成为厨师,这些知识的学习,只在于掌握普遍的探究方法,以及大而化之,与个人的整体经验相连,从而更好地“认识你自己”。但我们今天的教育功利化倾向太明显了,不得不说是一大悲哀。
杜威曾言:“儿童的生活是一个整体,一个总体。他敏捷地和欣然地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正如他从一个场所到另一个场所一样,但是他并不意识到转变和中断,既没有意识到什么割裂,更没有意识到什么区分。”(《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这一段话,可以说将经验之“整体性”直观地呈现出来。不过有人认为,虽如此,但课堂只能在现有框架下改善,不可能将语文、数学、外语等课程混在一起上,那究竟该怎么解决?杜威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不管是哪门功课,即使是分科后,也千万不要忘了与学生熟悉的生活结合,因为生活的完整性本身可以平衡不同学科间取舍、轻重、多寡的差异。如不然,断了这智慧之源、生长之基,教学必将陷入干瘪、枯燥之境——连学生的经验都生生割裂,又何谈“改造”二字呢?
所以,在当下应试教育强大的气场下,我们尤要注重文理的结合,偏向任何一边,都不能培养全面的人才。不管是刘文典、李吉林,还是雷祯孝,不管是人文关怀,还是授受知识,这些范例除了有“生命在场”之妙外,另一个优点,正是尊重经验的整体性。也可以这样说,恰是缘于课堂有了实景或情境,受教育者才可能以最大的积极性,成全一个完整的自己。
至此,我们不妨设想这样的课堂:
可不可以利用好校内外的资源?(多媒体、实验室、标本室、艺术室、田径场、廊道、草木、野外基地、合作社区等)
可不可以稍稍调动五官四肢,将身、心、意统一?
可不可以在授课中略略渗透别的学科?
可不可以不要说“你选这门课,将来是没有前途的”?
可不可以开展“电影课”、“阅读课”、“辩论课”、“演讲课”?
可不可以给“偏科者”以同样的发言、辅导和鼓励的机会?
……
关于经验和课堂,我们最后要补充的,就是适时放手,鼓励生成。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有句耐人寻味的话,“老师的权威,大多数时候都不利于学生的学习。”(费尔南多·萨瓦特尔《教育的价值》)何故?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喜欢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学生,坚持课堂的设计性和技术性,以为只有自己的经验才是真正有效的——尤其是在升学年段中,更是事无巨细地满堂灌,只怕挂一漏万,唯有不足——却不知这条僵化之路恰恰束缚了他们。
■小结
“得到即失去”,学生也许会得一时的“分”,但永远失去了成长的更多可能性,他们的可塑性几尽枯竭。我们不喜欢学生对权威提出质疑、反驳,习惯以“正确答案”规训之,却不知这已然禁锢了他们。我们是不是忘了:杜威强调“经验的整体性”,就学生个人来讲,完全是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真正人性和充实的课堂,不过让学生各取所需而已。当我们对课堂抓得越牢,对时间算得越精,对识、记、默、背、读、写、算盯得越紧,孩子们失去的,也就越多。所以,还请老师们高抬贵手吧。
追随先哲的足迹,我们会忍不住喟叹,评价一个优秀的课堂,应该是“时·空·人”三维一体,熔情境性、整体性和生成性于一炉。
套句时髦话说:好课堂,就该是“3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