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神学家保罗·蒂利希的代表作。
继《存在的勇气》后,作者在本书中以“信仰”为论题,继续对人们面对的传统价值失落、空虚与焦虑问题做出回应,结合神学与哲学论证,分析人类处境,将信仰引向终极关切,帮助人们找到精神的归属与生活的意义。这种哲学思辨与现实分析相结合的写作方式使得本书成为广受欢迎的学术著作,被《纽约时报书评》称为“经典之作”。
本书译者参考大量资料、字斟句酌翻译而成,并撰写了有针对性的译者序,对书中涉及的重要命题、关键术语等做了详细介绍。这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该书的内容,明确内心隐匿的力量,汲取滋养心灵的思想养分。
20世纪无法绕开的思想家保罗•蒂利希代表作
西方世界少有的宗教哲学畅销书
被《纽约时报书评》称为“经典之作”
关注精神成长之人书架上的永恒之作
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 德裔美籍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家,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曾任教于马尔堡大学(1924—1925),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莱比锡大学(1925—1929),法兰克福大学(1929—1933),纽约协和神学院(1933—1955),哈佛大学(1955—1962)与芝加哥大学(1962—1965)。
他主张整合新教神学与存在主义哲学,建立“系统神学”,并力图使用“关联法”将神学思想与哲学、心理学问题关联起来,让人们关注自身存在的问题。代表作有《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1951—1963)、《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1952)、《圣经宗教与对终极实在的追寻》(Biblical Religion and the Search for Ultimate Reality,1955)、《信仰的动力》(Dynamics of Faith,1957)、《文化神学》(Theology of Culture,1959)、《基督教与世界宗教间之相遇》(Christianity and the Encounter of the World Religions,1963)等。
钱雪松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目前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研究领域包括基督教哲学、宗教多样性问题和宗教知识论等。已出版专著《张力中的朝圣者:宗教多样性问题之知识论研究》(2016)、译著《存在的勇气》(2018),发表有多篇学术论文与译文。
在宗教语言中,很少有一个词会像“信仰”那样,在神学上和大众中均遭受如此之多的误解和歪曲,也很少有一个词像它那样受到各种成问题的界定。它属于那些先须加以救治,然后才有可能用于救治的语词。时至今日,“信仰”一词所带来的,与其说是健康,倒不如说是病患。它让人困惑不已、令人误入歧途,要不然就制造出怀疑主义和狂热主义,让人在理智上抗拒而在情感上却屈从,使人抗拒真宗教却臣服于替代品。实际上,这会让人很容易去建议,我们应该完全抛弃“信仰”一词。但即便这是可取之法,却并不怎么可能行得通。强有力的传统在庇护着它。而且,目前依然没有一个可用于替换的词能表达“信仰”一词所指向的实在。因此,目前来说,处理该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尽其所能地重新阐发其堂奥,以消除该语词好几个世纪以来所遗留的那些让人迷惑和被歪曲了的意涵。这是笔者写作本书的一个目的,而它更进一步的目标则是要说服读者,使读者确信他们内心信仰所隐匿着的力量,以及与此信仰相关之存在的无限意义所在。笔者希望,本书即便未能完全实现后者,也至少成功地达成了前者。
坎布里奇市
1956年9月
信仰与怀疑
信仰是出自人之人格性的行为,是处于人格中心处的整全活动;我们现在要回到这一点以做更充分的论述。信仰是出自有限存在者的行为,这一有限存在者为无限者所攫取并转向无限者。信仰是一种有限性行为,具有有限性行为的一切界限;同时它又是无限者参与其中并超出有限性行为诸界限的行为。信仰是有关神圣者的经验,就此而言,它是确定的。但信仰所关联的无限者又是经由有限的存在者而得以接受的,就此而言,信仰又是不确定的。信仰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不可能完全消除,它必须被接受。将之接纳到信仰之中的因素就是勇气。信仰既包含一种给出确定性的直接性意识,也包含着一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对此的接受就是勇气。在对不确定性的勇敢承受中,信仰的动态特征展现得最为显著。
如果我们尝试去描述信仰和勇气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运用一个比日常的勇气概念更为宽泛的勇气概念。作为信仰因素的勇气就是不顾种种“非存在”的力量——它们为一切有限的事物所继承——而对一个人自身的存在所做出的勇敢的自我肯定。哪里有这种果敢和勇气,哪里就有失败的可能。在信仰的每一种行为中,这种可能性都存在。这一风险必须承担。无论何人,只要他将自己的国家视作他的终极关切,他就需要勇气来维持这一关切。只有这种终极性之为终极性,无限激情之为无限激情是唯一确定的。这是自我及其本性所被赋予的一种实在性。它就跟自我面对它自身一样地直接,一样地无可置疑。它就是内在于自我超越品格之中的那个自我。然而,关于我们终极关切的具体内容,就不存在这样的确定性了,它或许是国家、世俗的成功、某位神祇或者《圣经》中的上帝:它们皆是不具有直接性意识的内容。将它们作为终极关切予以接受是一种冒险,因此,这是一种具有勇气的行为。这里存在一种风险,即被视作终极关切的事物会被证实为只是一种初始的、转瞬即逝的关切,国家即是其中一例。在终极关切中的这种信仰冒险实际上是一个人所能经历的最伟大的冒险。因为如果它被证实是失败之举,那么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就会崩塌;他让自己,连带上真理与公义,都顺从于某种本不值得如此的事物。他丧失了自己人格的核心,而且没有机会再次获得它。那些经历过国家信念破灭的人,他们内心绝望的这种反作用力就是他们的国家关切具有拜偶像性质的不容反驳的证明。长远来看,这种结果是终极关切所无法逃避的,即关切之对象并非是终极的。这是信仰必须承担的风险;只要有限的存在者要肯定自身,这就是他无法回避的风险。终极关切就是终极的冒险和终极的勇气。终极本身既非冒险亦无须勇气,但是,如果要对一种具体的关切做出肯定,那么这种肯定就是一种冒险,因而也要求勇气。而每一种信仰自在地就拥有一种具体因素。它总是关切着某物或某人,但这某物或某人有可能会被证实为根本就并非终极的。如此一来,信仰在其具体表达上就是失败的,尽管它在对无条件者本身的经验上并没有失败。神祇消失,神性依旧。信仰信靠的是具体的神,但信仰要肩负这一神祇终会消逝的风险。随着这一神祇的消逝,这位信念主体很有可能会崩溃,再也无法用新的终极关切来重新确立他的中心化自我。
这种风险是不可能从任何一种信仰行为中予以消除的。我们可以毫无风险直接予以确定的只有一点,即人伫立于有限性及其潜在的无限性之间;人之为人的伟大和痛苦亦皆尽系于此。
所有这一切在信仰与怀疑之关系上得到了尖锐的表达。如果信仰被理解为相信某事物为真的信念,那么,怀疑就是与信仰行为互不相容的;如果信仰被理解为终极关切,那么,怀疑就是它之中的一个必要因素。它是信仰冒险的一个结果。
内蕴于信仰之中的怀疑并非是对事实或结论的怀疑。它跟那种作为科学研究命脉的怀疑并不是同一种怀疑。哪怕最为正统的神学家也不会否认,在经验研究或逻辑的演绎推理中运用方法论的怀疑是正当的。当一位科学家认为某种科学理论无可怀疑的那一刻,他就不再是在做科学的主张了。他或许相信,该理论对于一切实践目的而言都是可信赖的。没有这样一种信念,一种理论的技术化应用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赋予这类信念以可资行动的实用主义的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怀疑所指向的就是贯穿于这一理论的那种初始特性。
不同于这种我们称之为方法论怀疑的科学式怀疑,还有另一种我们可称之为“怀疑论的”怀疑。这种怀疑论的怀疑是面向人的所有信念的一种态度,从感官经验到宗教信条都囊括在内。它更像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论断(assertion)。因为作为论断,它将与其自身相冲突;甚至是主张“对人而言并不存在任何可能之真理”的这一论断本身也会遭受该怀疑论原则的审判,从而使得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站得住脚的论断。真正的怀疑论的怀疑并不采用论断的形式。它是一种现实上拒斥一切确定性的态度。因此,它不可能从逻辑上予以驳斥。它也不会将这种态度转化为命题。这样一种态度所必然转向的不是绝望就是犬儒主义,抑或两者兼有。常见的是,如果这一转变让人再也无法忍受,它就会走向冷漠,并试图发展出一种完全漠不关心的态度。但由于人在本性上就是关切自身存在的存在者,因此这样一种逃避终会坍塌。这就是怀疑论的怀疑的动力学。它有一种唤醒和解放的功能,但它也有可能阻碍人们发展出一种中心化的人格。因为没有信仰,人格就是不可能的。怀疑主义者对真理的那种绝望恰恰表明,真理依然是其无限激情之所在。而优先于每一个具体真理的这种愤世嫉俗则表明,他依然在严肃地看待真理,并强烈感受到来自终极关切问题的冲击。只要他是一名严肃的怀疑主义者,他就不可能没有信仰,哪怕这一信仰并无任何具体内容可言。
隐含在每一个信仰行为之中的那种怀疑既非方法论的怀疑亦非怀疑论的怀疑,而是伴随着每一次冒险而来的怀疑。它既非科学家那种持续不断的怀疑,亦非怀疑主义者那种变动不居的怀疑,而是对某种具体内容表现出终极关切的那一个人的怀疑。我们可称之为“实存上的怀疑”(the existential doubt),以此区别于方法论的怀疑和怀疑论的怀疑。它并不追问某个命题是真是假。它也并不拒斥每一个具体的真理,但它意识到了每一个实存真理中那无法保障的因素所在。与此同时,这种隐含在信仰中的怀疑接受了这种无法保障,并在一种具有勇气的行为中将其纳入自身。信仰包含勇气,因此,它也能够包含对它自身的怀疑。当然,信仰和勇气并不等同。信仰拥有勇气之外的其他因素,而勇气则拥有不止于肯定其信仰的其他作用。即便如此,勇气接受冒险的这一行为依然从属于信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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