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加特雷尔（Dan Gartrell） 教育博士。在过去的30多年中，他研究并撰写了关于儿童行为引导和释放教学的多篇文章。他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伯米吉州立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美国北达科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是儿童发展训练项目的指导者，也是伯米吉州立大学儿童早期和基础教育专业的教授。他是伯米吉州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他撰写并出版了4部著作，其中包括《引导的力量》（The Power of Guidance）和《鼓励性课堂引导法》（A Guidance Approach for the Encouraging Classroom）。他还是全美幼教协会（NAEYC）主办的《幼儿》（Young Children）杂志的《引导事项》专栏的主要作者。
导言 在近50年的工作生涯中，我去过许多婴幼儿早期教育机构、学前班、幼儿园、小学和拥有早期教育专业的大学。我曾经是教师、数据分析师（Certified Data Analyst，CDA）培训师、大学教授、实习教师和教学督导，也曾经是教育咨询师。我观察过不计其数的师幼互动案例，并惊叹于其中所体现出的人性关怀。本书所展现的是一些发生在儿童早期教育环境中的积极互动案例，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师幼关系和教育实践。从我到位于明尼苏达州北部地区红湖附近的奥吉布瓦族（Ojibwe）人居住地执教开端计划项目的第一年开始，那些令人记忆犹新的故事就足以印证我想表达的观点：
在我执教开端计划项目的几周后，我发现一个名叫吉米（Jimmy）的小男孩每天来到学校后都要寻找老师，并上前在老师的腿上踢一脚。他的老师苏（Sue）是一位刚入职的新教师，她已经尝试了自己能够想到的、在书本上看到的所有课堂管理策略，然而都无济于事。这样的行为继续重复了几天之后，苏想要尝试联系他的家长，因为同事们告诉他，吉米表现出这样的行为，有可能是因为他在家中曾经受到过严厉的体罚。然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她并没有那样做，而是在一个周四的早晨，当吉米刚走进教室时，就对他说：“吉米，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学校看到你！”她慢慢地蹲下来，给了吉米一个大大的拥抱。苏在周五继续重复这样的策略。之后的周一，当吉米早上来到教室之后，他马上寻找苏，朝她挥手，说：“老师，我在这里！”四年后的某一天，苏收到了吉米和他妈妈寄来的圣诞卡片，她把卡片的内容给我看：“老师您好，圣诞快乐！不知道您还记得我吗？我一直记得您！” 处境不利的儿童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在目前的儿童早期教育机构中，教师能够与班上80%的儿童建立较为融洽的关系［80%这个数字也正好等同于美国每年能够顺利完成高中学业的学生人数比率（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15）］。卡伦·凯龙（Karen Cairone，2016）指出，在正常环境下，一个班级中“容易被人喜欢”的儿童比率高达95%，但在一些较为贫困的国家和地区，这个比率会降至40%［2014年美国黑人男性高中毕业的比率仅为40%（Schott Foundation for Public Education，2015）］。这80%或者40%的学生基本可以达到（书面和非书面）课堂行为和表现的预期标准，但是剩下的20%或者60%的人，则需要教师尝试消耗更多的个人资源。 由于他们的非典型行为、活动水平和学习风格，在正常的学习环境下，这些儿童不容易被成人接纳，即使不是公开被拒绝，也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如果他们的行为总是被教师批评、纠正或获得较为消极的回应，那么班级中的其他成员出于安全及尊重教师评价的考虑，就都会远离他们（Ladd，2006）。 在儿童早期教育项目中，被拒绝是存在于儿童中的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2005年、2006年和2012年国家提供的研究数据显示：学前期（3— 4岁）儿童的开除率比K—12阶段要高出许多。吉列姆（Gilliam）的研究显示，学前阶段被开除的儿童中，有四分之一是男孩，大多数属于年龄在 36个月以上的有色人种（Gilliam，2005；Gilliam & Shahar，2006）。在学前阶段，那些被拒绝的儿童更容易出现较低的学业成就（Ladd，2006），而这些或许只是他们学业生涯的开始，他们中的大多数儿童会提前结束学校生涯，少数会继续忍受不愉快的学校生活（Ettekal & Ladd，2015）。60%的美国黑人男性不能高中毕业，我认为这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班级中的被拒绝现象和教育失败模式的存在，而这些模式通常开始于教育的早期。 引导，而非纪律 在传统文化中，课堂纪律更容易被理解为惩罚的概念。在很多早期教育项目中，成人无法摈弃数百年来根深蒂固的观念，力图将儿童塑造成为“好人”。对于年幼的儿童来说，惩罚（punishment）使得他们经受痛苦，承受自身行为的后果，然而这样的痛苦于事无补（Copple & Bredekamp，2009）。 脑科学研究表明，在课堂面临冲突时，儿童会产生较大的精神压力，会释放毒素，进而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Shonko & Garner，2011）。为了保护自己，释放压力，他们会继续产生错误的行为回应方式。在面对冲突时，他们的肾上腺素急骤上升，惩罚丝毫不会缓解压力。即使让其坐在椅子上反思（一种较为古老的惩戒方式），他们也不会去思考：“我要怎样才能成为好孩子？”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早已被教师排除在群体之外了。而后，他们会变得更加激动，甚至感到：“老师不喜欢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表现好，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不喜欢待在这里。”冈纳、赫雷拉和霍斯蒂纳尔（Gunnar，Herrera，& Hostinar，2009）基于大数据研究，提出了循环模式： · 感受到难以控制的压力； · 应对压力的方式是制造冲突； · 导致惩罚或者被拒绝； · 导致自我贬损和持续的压力。
研究者还发现，这种压力—对抗循环（stress-rejection cycle）会对年轻人产生较为持久的不良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全美幼教协会（NAEYC）最新版本的《0—8岁儿童发展适宜性教育》（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 in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 Serving Children from Birth through Age 8 第三版的中文版《0—8岁儿童发展适宜性教育》已于2021年7月在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译者注，Copple & Bredekamp，2009）中，已经很少使用“纪律”（discipline）一词了。在这部神圣的作品中，各年龄段的教育都用的是“引导”（guidance）一词，引导更加关注儿童的情绪健康和社会性发展，在日常工作中我对“引导”的理解是：引导儿童从错误行为中学习，而不是惩戒他们的错误行为。当儿童不能够凭借自身能力解决问题而出现错误行为时，我们要帮助其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惩罚来告诫他们错误有多大。引导有时是为了避免教室里的伤害，所以有时需要严格，但引导意味着严格而友善，并不是严格和伤害。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教师在运用引导策略时要注意到，他们面对的通常是幼小的孩子。像吉米那样的3岁儿童，他们的生活经验还不到48个月。他们在人生的开始阶段要学习大量较难掌握的技能，因此对于年幼的儿童来说，错误行为和冲突时常发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成人与儿童之间积极正面的关系，可以帮助儿童学会控制压力，对自身的能力产生信任感，这种信任会一直伴随其成长。成人与儿童之间较为安全的关系是“引导”的基础，也是儿童社会能力获得的基础。 请注意，我在这里提到社会技能别无他意，只是想在我的书中强调一个20世纪心理学界普遍认可的概念，儿童只有在情感上认可一件事情是对的，才能去思考如何做对这件事情（Ginott，1993）。因此，在引导的过程中，我们要先确保他们具有健康的情绪，接纳他人的前提是首先学会接纳自己。 引导和发展适宜性教育实践 对我而言，发展适宜性教育实践（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DAP）意味着要根据每个儿童的内在发展动力，对其加以引导，使其外在行为与内在发展相协调。当下的早期教育工作者会明显感受到一种矛盾：一方面要坚持发展适宜性教育；另一方面，要符合传统的学校社会化要求，帮助儿童为获得学业成就和符合社会期望做好充分准备。幼儿园教师每天面对的是一群精力充沛的儿童，他们就像动力十足的小动物一样，要通过运动、身体探索和同伴交往来学习。与此同时，教师们感受到无限压力，他们要让这些活泼好动的儿童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听从指令，通过纸和笔进行活动，久坐完全是下一个年龄阶段才能达到的水平。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很熟悉？用我的一位同事，同时也是幼儿园教师的帕特·桑福德（Pat Sanford）的话来说：“为下一阶段做准备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尽最大可能让他们体验最棒的幼儿园生活。” 最好的早期教育，可以理解为帮助儿童更好地适应当下的生活，这基于成人和儿童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与常见的观点相反，我认为幼儿园教师不需要去爱他们所教的每一个儿童，但是，就专业素养来说，他们要与每个儿童建立积极正面的关系。维奥拉（Viola）的故事能够展现专业教师如何与儿童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
幼儿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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