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学（cultural psychology）是最近几十年来心理学界发展较为迅猛的一个分支领域。著名文化心理学家R. A. 施韦德（R. A. Shweder）在他那篇流传甚广的“文化心理学——它是什么？（Cultural Psychology - What is it）”的文章中指出，这是一门与普通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心理人类学、民族心理学都有联系又有所不同的新的心理学分支。它的飞速发展，表明它的时代已经来临。正如美国前心理学会主席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等人在《心理学与生活》（Psychology and Life）一书中谈到的，文化的观点可以被用在几乎每一个心理学研究的题目上：“人们对世界的知觉是受文化影响的吗？人们所说的语言影响他们体验世界的方式吗？文化如何影响儿童向成人发展的方式？文化态度是如何塑造老年经验的？文化如何影响我们的自我感觉？文化影响个体进行特定行为的可能性吗？文化影响个体表达情感的方式吗？文化影响心理失常人的比例吗？”换句话说，心理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如感知、情绪、思维、人格等，都可以用“文化与某某”的方式纳入文化心理学的视野。

从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我们可以看到心理学起源的人类学渊源，这是以往心理学史常常忽略的内容。人类学与心理学的合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掀起一个高潮。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等人以哥伦比亚大学为基地，引进艾布拉姆·卡丁纳（Abram Kardiner）等精神分析学家，开始了人类学与心理学的合作,形成了“文化与人格（culture and personality）”的研究领域。这一研究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又发展出民族性或曰国民性的研究（national character studies），人们所熟知的研究日本国民性的《菊花与军刀》就是此期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跨文化比较（cross-cultural comparison）的技术得到广泛运用，这方面研究的最终结果是促成了许烺光等人提倡的心理人类学。随着心理学领域内“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的发生，人类学领域内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的研究也日渐成熟。今天的文化心理学，正是心理学与人类学相互结合的产物。

我们知道，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多样性，以文化为研究主题的文化心理学恐怕难免带上多样化的色彩。所以，我们更愿意说文化心理学可以包容跨文化心理学、心理人类学、民族心理学、普通心理学及文化人类学的各类相关研究。前已提及，施韦德谈论文化心理学与这些学科的关系时强调的是文化心理学与它们的不同，而我们说的是联系，这本身或许就有东西方思维的差异。目前，在文化心理学领域有不同的研究取向，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这门学科的界定有各异的表述。施韦德的说法是：“文化心理学研究文化传统和社会实践如何规范、表达、改造、变更人类的心理，即文化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塑造。它关心的问题有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心理与文化、个人与情境、对象与背景、实践者与实践等的相互作用、共生共存及动态地、辩证地、共同地塑造对方的方式。”这里“相互作用、共生共存”表达的正是联系，不仅是文化与心理的联系，作为一门学科，文化心理学与施韦德提到的其他各学科也应该是有联系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史蒂文·J. 海因（Steven J. Heine）的《文化心理学》，是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学者所著的畅销教材，目前已经是第三版。该书内容简练，总共只有14章，非常全面地囊括了最新的文化心理学的基本内容，从认知到情绪、自我，从人际吸引、多元文化交流到身心健康，还涉及最基础的文化是什么、文化进化等理论问题。最重要的是，它既深入浅出、引领前沿，又具有理论深度、引人深思，对最新的尚有争议的研究主题言简意赅地描述出研究现状，又入木三分地剖析了不同理论立场。尤其是，一般的西方教材可能在具有了趣味性、新颖性和理论深度时，往往会让中国读者感觉逻辑不够工整，思维有些零散，而本书作者作为一名谙熟亚洲文化、具有跨文化视野的文化心理学家，在写作风格上兼具各章节贯穿一致的比较视角和理论整合的逻辑，读起来非常畅快。所以，它是一本非常好的教材，将我们引入最新的文化心理学研究殿堂，引发我们对自己本土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渴望。

文化心理学对于中国的心理学是十分必要的。上文讲到文化心理学在国际上的迅猛发展是第一层理由，因为这些年，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事事要与国际接轨。然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中国自身的状况。在中国的国土疆域内，就有丰富的文化，无论是区域文化，还是民族文化。当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之时，又必然与域外的种种文化发生接触。我们面临的现实向中国的心理学家提出了研究文化心理学的紧迫任务。此外，从心理学的内在发展看，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展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意义也极为深远。由于迄今为止，心理学的大多数成果都是在美国做出的，早就有人指出目前的心理学只能算是某种程度上的美国心理学，因此需要世界各地的心理学研究来补充、来平衡以及创新。于是，心理学就需要中国化、本土化。中国的心理学要在世界心理学之林异军突起，也要以中国化、本土化为基础。

心理学中国化并不是一个新生的话题。说起这个话题，大家自然会联想到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的贡献。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杨国枢先生与一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就开始共同探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的可能性。1993年，《本土心理学研究》创刊，杨国枢先生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一文，对心理学中国化在海峡两岸暨香港的发展情况做了回顾。套用《本土心理学研究》“发刊辞”的话说，当时杨国枢先生等人对心理学中国化、本土化的考虑，是想通过“探索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的本土化研究的适当方向及课题、建构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的本土化研究的有用概念及理论、设计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的本土化研究的有效策略及方法”，来“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展示其在中华心理学发展史中的意义，并彰显其在世界心理学发展史中的角色”。经过二三十年的耕耘，本土心理学运动在台湾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心理学为什么要中国化？杨国枢先生认为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向美国一边倒的情形影响到了台湾的心理学，使其在很多年里只是美国心理学的附庸，缺乏应有的自主性与独特性。他与文崇一先生在1982年出版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一书中谈道：“我们所探讨的对象虽是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中国人，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这样的心情，由那时上溯半个世纪前的费孝通先生等人就已经体会到了。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费孝通先生等人就痛感自己虽然生活读书在中国，学习的却完全是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连材料都是西方的。于是，当时一个在北京学习的中国学生很可能对美国的芝加哥了如指掌（其时，社会学中芝加哥学派正大行其道），而对北京城的情况却一片茫然。我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借用林语堂先生“吾土吾民”的说法，我们热爱吾土吾民，我们想增加一些对吾土吾民的了解，这就是我们要中国化的根本理由。

说到中国的、本土的心理学研究，我们不妨看看在汉语言文化情境下对“文化心理学”可能产生的意义。有句老话叫作“望文生义”，确实，在不同的文化语言环境下，人们“望文”所生出的理解不会相同。我们认为，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特性，“文化心理学”起码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武汉大学心理学系的历史并不长，从建立到现在不过十几年的光景。但武汉大学与心理学发生联系的时间长得多，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从国外回来的前辈在武汉大学开设心理学的课程。这颇符合艾宾浩斯（Ebbinghaus）的那句名言，套用过来就是，武汉大学的心理学，虽然只有短暂的历史，却有着漫长的过去。正因为历史不长，心理学系的老师们一直在努力思考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2002年下半年，我在武汉大学第一次为本科生开设“文化心理学”课程，这门课程在全国的高校中应该是最早的一批。2008年，我们又联合国内一批关注社会、文化和本土的心理学家成立了“心理学与中国发展论坛”。2012年，由于我们在文化心理学领域所做的一点工作，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委托武汉大学组建了文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该会于2013年转正，成为中国第一个文化心理学的专业组织。文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于2013年、2016年两次在武汉大学举办“文化心理学高峰论坛”，几乎聚集了所有华人文化心理学家与会，反响强烈。在我们心理学系内，2012年由张春妹牵头组建“70后”学科建设团队“当代文化心理学研究”，2018年由赵俊华牵头组建“儒家文化心理学团队”，聚集精干力量，共同克难攻坚。为让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及时获得域外资讯动态，张春妹组织一批对此感兴趣的师生，从事文化心理学精品的移译，本书虽未列入精品译丛，但初衷也是如此。“尚有献芹心，无因见明主。”武汉大学心理学系师生的种种努力，无非是想在我国建设文化心理学的洪流中，贡献几朵浪花罢了。

是为序。

2019年6月23日于珞珈山麓

文化心理学（原著第三版）

（加拿大）史蒂文·J. 海因（Steven J. Heine）著

  张春妹 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