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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拉·莱马:这本书不是答案手册,而是反思伙伴
发布时间:2026-07-13 来源: 作者: 返回上一页

我深深地感激、欢迎《第一性原则——精神分析实践中的应用伦理学》中文版的问世。对我来说,中译本的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本书首次被翻译成外文,而要想让本书超越英文版并焕发生机,这种方式再合适不过了。看到书中所述的思想走进另一种语言文化背景,我既为之感动,又心怀谦卑。任何有关伦理的图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场对话——谈论我们如何与他人共处,又如何为我们给他人提供的关怀承担责任。正因如此,能让中国读者参与这场对话,我感到意义深远。

对我而言,本书的中文版还有着更加个人的意义:过去2年,我在“证道心理”讲授了精神分析和伦理学的课程,从中收获良多。同道们对于在中国传播精神分析思想的执着让我敬佩,他们严肃认真地对待着伦理在临床实践和培训中的重要性,我也无比珍视与他们一起共事的机会。我们的学术和职业氛围太容易把伦理学放在次要的位置,也太容易将其缩减为对规定和守则的学习;然而,看到这些同事以好奇与开放的态度探讨着本书中的核心问题,我又心生振奋了。我感到中文版作为本书的首个译本意义非凡的原因之一,正是他们的这份投入。


在教授中国同道们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伦理问题或许可以用不同的哲学话语来表述,但它们绝不仅仅是抽象的。伦理问题活在会诊室、督导工作和机构中,活在构成我们职业生涯的稀松平常却影响重大的抉择中。每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寻求帮助时,每当这种帮助牵涉权力、信任、希望、权威和依赖时,伦理问题就会活跃起来。我注意到,阅读中文版的读者可能来自临床背景,而非哲学背景,伦理这个词最开始也许让他们想到的只是职业规定、行为守则或者道德禁令。然而,我并不打算邀请读者们步入道德说教的论述,或者要求他们追求正确,我是在邀请他们参与某种经过训练的质询。正如我在书中所呈现的理解,伦理学关乎的是:当我们处在复杂的、不确定的、往往充满情感的情境中,被要求采取行动时,我们思考的性质如何;当没有任何公式能确定地告诉我们什么最好时,我们该如何思考。阅读本书时,读者们无须事先熟悉西方道德哲学。在伦理成为理论前,它就已经作为一种活生生的人性关切而存在了:它存在于我们的责任感中,存在于我们对冲突和不确定的体验中,存在于我们为指向自身和他人的行为寻找正当理由的需要中,也存在于我们为了辨清“面对向我们寻求帮助的他人时,我们应当做什么”而付出的努力中。

虽然我的写作立足于精神分析,并借鉴了西方发展起来的应用伦理学,但是,本书强调责任、关系性、自省和有修养的判断,这些都会与某些伦理思想传统产生共鸣——这些传统将道德生活理解为并非主要是对规则的服从,而是在关系中活出来的、通过实践形成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英文版的开篇援引里尔克的邀请——“活在问题中(living the questions)”。此刻,我想再展开谈谈这个邀请。心理治疗师的工作中充满了无法一次性解决的问题。我现在该说话,还是该保持沉默?我是该处理我认为移情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那样做是在满足我自己想要知晓、想要掌控的需要?在我变得防御、教条或者过于主动前,我能容忍多少不确定?当患者直接向我要求什么时,我是只倾听潜在的意义,还是同样倾听这些需求中的外显现实?当我犯错时,我能识别它并真实地回应它吗?这些之所以被视为伦理问题,并非因为它们隶属于某个特定的哲学范畴,而是每个这样的时刻都关乎患者的福祉,也关乎我们正在成为怎样的治疗师。

伦理思考远在事情变得一塌糊涂之前就已经至关重要了。最初,它是更悄然的。设想一下,一位患者在几个月的治疗后说:“我不确定这对我有没有帮助。”治疗师可能会同时用多种方式理解这句话:沟通失望、表达攻击、防御依赖、评估现实,抑或是邀请治疗师一起思考工作中正在发生或者没有发生的事情。治疗师也可能会注意到自己内在的一系列反应:担心失败、想为治疗辩护、因为感到被评判而恼怒、内疚,或者产生想要快速诠释这句话的冲动,从而恢复自己的权威或信心。没有任何技术规则能够告诉治疗师什么是正确的回应。要想合乎伦理地回应,我们需要的远不止决定哪种干预最贴合自己的理论模型,更要训练有素地努力思考患者可能在沟通什么,治疗到目前为止实际提供了什么,是否遗漏了重要的东西,以及如何真实地、聚焦他者地、有临床益处地回应。从这个角度来说,伦理学并不是临床工作中的抽象附加物。它是一种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承受复杂性,而不至于过快撤退到确定性、自我保护或意识形态之中。

因此,或许尤其有帮助的是,在最开始就向刚接触本书的读者说明我在书中发展出的核心概念——伦理栖所。我用这个词来指代某种内在空间、某种原则化的内在设置,当治疗师反思自己对患者的责任时,它能够起到支撑作用。伦理栖所是指治疗师内在设置中的一部分,它帮助我们停下来、询问自己: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在此刻这样做,这是在服务于谁,可能的益处和伤害是什么,在这种相遇中我的内在正被激起什么,我可能在拒绝知晓什么?因此,伦理栖所是一种自我反思的训练,它是我们在受训期间需要发展的东西,也会在受训后持续被练习。它是我们在自身内部保持某种空间的方式,即便我们自己的需要、确信、焦虑和认同成为当务之急,我们依然可以在这片空间中牢记患者的独有本性。我们经常谈论发展分析态度的重要性,这理所当然,但我在书中的论点是,如果我们没有训练出一种内在伦理来持续质询自己的工作是否依然在服务于患者,那么,分析态度就是不完整的。


虽然本书的确切关注是精神分析实践,但我认为伦理栖所并不局限于精神分析。精神分析认真对待着治疗师参与治疗时的无意识维度,因而为伦理栖所赋予了特殊的深度。然而,对这类内在伦理空间的需要已经超越了分析工作本身。无论任何治疗,只要它受到以下方面的塑造——临床工作者的主体性、权力不对称、患者的脆弱性,以及一种在自主、善行、无害、正义与真实之间达成平衡的需要——我们就需要伦理栖所这样的东西。例如,在认知行为治疗中,涉及议程设置、影响以及改变的意义时,伦理反思便可能出现;在系统式工作中,它的出现可能围绕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忠诚冲突和公平问题;在精神病学中,围绕着行为能力、强制、风险、药物和机构权威,它或许会特别有力地凸显出来;而在创伤工作中,它也许会涉及时机、安全、节奏,以及临床工作者自己的“拯救”愿望。人们使用的语言或许不同,框架可能各异,但伦理要求始终存在。

有些读者可能会疑惑,阅读本书是否需要哲学基础。答案是不需要。虽然我借鉴了应用伦理学,使用了源自道德哲学的概念,但这本书面向的是精神分析临床工作者、督导师、教师和受训者,而不是哲学家。本书的核心关注点是精神分析实践,即在会诊室、督导工作、培训以及塑造我们工作的机构中涌现出的伦理问题。因此,我不希望用哲学语言来制造不必要的距离。读者无须经受哲学训练,他们需要的是愿意批判性地思考我们的工作,开放地质询某些我们可能已经囿于其中的设想、理论和实践。

另一个问题是,以怎样的方式阅读本书最为合适。本书的论证是逐步展开的,前面的章节给后面更加侧重临床应用的讨论提供了概念基础。因此,我不建议读者将这本书用作手册,从中抽取现成的答案来应对困境。更好的做法是把它当作反思伙伴:伴随着临床工作阅读,在督导情境中阅读,在读书小组中阅读,在培训中阅读,或者在那些令我们不安却不太知道为什么的会谈之后阅读。有时,读者或许会不同意我的构想,或者觉得它们难以贴合既有的思考习惯。我对此表示欢迎。伦理阅读,一如伦理实践,要求我们不要轻易屈从于权威,包括作者的权威。


由于这是中文版,我想简要谈谈文化与伦理。多年来在教授中国学员的过程中,令我感触尤深的与其说是那些戏剧性的差异,不如说是我们所共有的对待临床工作伦理要求的严肃态度。如何负责任地运用权威、如何看待依赖、如何保持真实又不构成入侵、犯错的时候如何回应、如何把患者放在思考的中心,这些核心问题在各种文化情境下都让人产生深深的共鸣。即使差异存在,它们也更多地体现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所使用的语言上,而不是伦理问题本身。

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在中国的发展,或许并不是体现在简单地借用西方概念并原封不动地加以应用上。相反,它涉及翻译、本土化和调适,因为临床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必须考虑,引进的思想如何能与中国的患者、机构和关系形态对话。这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因为它从更广阔的文化层面映照出本书的一项核心论点:伦理和临床思考并非仅仅由理论所主导,而是必须始终在相遇中的现实里获得训练。

更加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无论文化情境如何,一旦那些看似抽象的伦理理念与临床工作的具体现实联系起来,它们都会变得鲜活。这让我更加相信,虽然伦理学总是活在特定的文化世界中,但它并不会被这些文化世界所耗竭。文化本身也无法决定我们工作中的哪些内容是伦理上可接受的。伦理学不是任何单一哲学传统的所有物。每当有人把自己的心灵交付给另一个人照护时,伦理学便应运而生。

如果本书在中国情境中能产生任何价值,我会希望这种价值不是因为它引进了某个现成的西方框架,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法,让各地的临床工作者可以更清晰地思考各自语境中已然遭遇过的两难困境。或许,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我觉得本书的首个译本为中文版是如此有意义。当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设想,被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教育文化、另一套价值观和关系形态轻柔地扰动时,伦理反思便得到了深化。所以,我希望中文读者不但可以接收本书中的思想,而且能够检验它们、质疑它们,并且调节它们来适应自己的临床现实和机构现实。


我还希望本书可以提供一种保持伦理警觉的方法。我们的工作会让我们经受众多压力:内在的、人际的、制度的、文化的,等等。在这些压力下,我们很容易躲到理论、技术、正当性或沉默的背后。我们的任务不是让自己变得完美无缺,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要使自己变得更能思考,更能识别出我们何时面临着停下思考的风险,并尽可能诚实地回到自身、回到患者,回到“我们应当给予他们什么”这一问题上。

如今,本书有幸与中文读者展开对话,我对此心怀感激。我希望事实可以证明,它能够在培训中、会诊室里、督导工作中和机构生活中起到帮助。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它能鼓励我们培养那个内在的伦理空间,让我们能够栖居其中,提出更好的质询,或许,最终可以在某些时候做出更好的临床判断。

在此致以感激!


亚历山德拉·莱马

202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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