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推荐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3)
今年4月初,在为中国–挪威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连续培训项目做翻译工作的午餐间隙,有位朋友曾向我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帅或美是一种道德。”我当时十分惊讶,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一种非道德的偏见。然而,经过进一步交流,我才意识到,对方想表达的“道德”其实更接近于“义务(obligation)”或“美德(virtue)”的意味。我为可以从这句话中拓展出的诸多意蕴而惊叹,也暗自庆幸:还好我没有在最开始采取道德主义的立场反对她。也许,当我们打开自己,向他人寻求深度的共鸣、认可或联结时,挫败、误解和伤害也随时潜藏其中。我们努力在潜在的伤害前质询自己,又在伤害或受伤后重新找到与对方共处的方式。这让我想起迈克尔·艾根(Michael Eigen)在《受损的联结》(Damaged Bonds)中的观点——人类之间深度的联结必然同时存在着伤害;也正如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在《总体与无限》(Totality and Infinity)中强调的那样,伦理学先于一切,在与他人的相遇(encounter)中,我们不断看到他人的面容,一再意识到我们对他人肩负的无可逃避的责任。我认为,反过来说,这也对应着我们有潜力造成多大的忽视、不公和伤害。
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及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遇,恰恰呼应着作者莱马在书中强调的立场——伦理活跃于每段关系中,并在不对等的情境下越发凸显。例如,这本书是莱马的作品,似乎她处在更高的位置上;但是,考虑到我作为译者的身份,这些文字一旦落入翻译过程,就无可避免地呈现出其脆弱性,因为它们需要依赖于他者,即作为译者的我,来呈现出能被另一套语言体系所理解的形态,而这个过程又何尝不像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常说的“心灵的再度诞生”。
我惊喜地看到,莱马在文中谈到了翻译伦理学,以及多米尼克·斯卡尔福内(Dominique Scarfone)如何将其运用到了精神分析领域(见正文p. 61)。所有的翻译过程都始终存在着对原文的“忠实”与“背叛”,这无法消弭的矛盾,就好比康德所说的表象与物自体之间的鸿沟(当然,这个鸿沟是否能被跨越、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跨越,已经超出了此处可以谈论的范围),也体现了拉康视角下象征界中语言符号的局限。
或许,解决这一切的方式依然是伦理学的,它对应着负责任的努力,以及对他者主体性的尊重与欣赏。当翻译伦理学与精神分析相遇时,斯卡尔福内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我们在分析中的所有描述、诠释和理解,都或多或少对应着列维纳斯所说的“总体的暴力征服”(Levinas,1969)。可是,如果没有表征(不仅是语词的),我们又该如何代谢心灵的创伤与灾难,代谢比昂所说的“O”呢?我们只能训练有素地,在语言的游戏中、在整体情境中承担身为分析师的责任,利用我们所能利用的一切表征,去捕捉那个无限的、无法被彻底认识的东西,用伦理、责任以及新的主体间相遇来缓冲心灵中原本孤独的痛苦。
多年前,在研究生阶段,我首次接触到了分析态度这个词。彼时,我的理解主要是技术层面的,比如“不站在特定的某一边,避免忽视冲突的任何部分”“利用分析设置的偏离来探索和理解意义”,等等。随着临床体验的积累,尤其是在接触受尚多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思想极大影响的一些精神分析流派之后,我隐约感受到一些新的意蕴,却无法系统描述。当遇到莱马的这本书时,我着实感到醍醐灌顶:其实,我们身为精神分析临床工作者的全部伦理责任(分析态度),难道不是创造且保护好那个分析空间,如时间、空间、容器、内在栖所,等等,让冲突和创伤能够被一次又一次地、透彻地活现,在尽可能保有患者独有本性的前提下,与其一同活出稍微不一样的“活现”吗?自然地,如果我们的错误威胁到了分析空间(活现的舞台),我们的伦理责任也是采取行动去恢复它,因为分析空间恰恰是精神分析的核心地带,也是我们有别于其他心理治疗手段的地方。
当工业生产、消费主义、人工智能有可能把社会中的一个个人类主体缩减成符号、功能和数据时,依然至少有这样一处空间,治疗师在此为了无限而努力,用职责抵挡暴力的侵蚀。这是令人感动的义务和事业,也暗合着列维纳斯的观点:我们通过响应他者的面容,在履行伦理责任的过程中构建出自身主体。当然,这份事业亦不必被过度崇高化,因为这所有的一切,也不过是人类灵魂中坚韧和希望的一种外显。至于如何在实践中借助伦理原则履行责任,如何保持分析态度,又如何最终有利于患者,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有待读者们阅读本书,与莱马及前人的众多思想相遇,“活”出自己的答案了。
此外,关于表征的局限性和精神分析伦理学,我还想补充莱马对线上工作中具身反移情的重视。虽然她没有在本书中详细讨论自己对这一领域的思考和经验,但这一议题很大程度上涉及临床工作者本人的沟通接收装置、对患者独有本性的潜在“背叛”、虚拟设置对分析空间的威胁、我们线上工作中的伦理义务,以及如何尽可能利用有局限的现状等问题。因此,我推荐大家进一步阅读莱马的另一部著作《变成心理科技的存在——AI及数字介导时代的精神分析、身份认同、欲望和哀悼》(Psychotechnical Becomings: Psychoanalysis, Identity, Desire, and Mourning in the Age of AI and Digital Mediation)中的第八章。此外,我也建议大家阅读本书所提及的杰茜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2004)的论文“超越施加者与承受者:第三性的主体间视角(Beyond Doer and Done to:An Intersubjective View of Thirdness)”原文,它非常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僵局”和所谓“错误”,以及什么是超越施加与承受的姿态,即“道德第三方(moral third)”。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时常想起自己在莱马面向中国学员的讲座中承担口译工作时,所体会到的她内心深处对人性的尊重、同情和深刻把握,以及她所彰显的美学品位。结合本书内容,我希望自己可以在翻译风格上秉持最少伤害、最大收益的原则——对于译文,莱马更希望达成一种伦理生活的对话,而不希望英文原文的屈折形态给读者带来太多的困扰。因此,我选择了更多“忠实”于意、“背叛”英文结构、注重沟通功能的翻译方式,致力于在充分表达原意的基础上,让文本更加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然而,涉及文风上的美学,例如排比句式,我又不得不牺牲易读性,保留原句式结构,以期或多或少呈现出原文唇齿留香的韵味。此外,正如上文所说,表征总会有遗漏,有时我只好把两个中文词黏合在一起,来传递英文词汇中的完整意思。我始终享受用各种词语去不断拼凑、捕捉真义的游戏,这足以成为一场永无止境的旅程。甚至在译稿付梓前夕,新的创意依旧会在我的脑海中涌现——例如,在第四章中,莱马谈论了分析性倾听的两种方法——“pedestrian”与“equestre”。我为pedestrian一词选定的译法是“步行法”(谐音“不行”);与之对应,equestre一词更巧妙的翻译或许是“骑士法”(谐音“歧视”),而非交稿时所选择的“骑马法”。只可惜这个主意来得太晚,已经来不及在文本中实现,博读者一笑了。
纵然本人付诸心血以求完备,但终究力有不逮,唯愿译文足以呈现出对莱马和读者的尊重,便已不负此行。
欢迎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钱秭澍
2026年5月